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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这是必然的人生选择
我是1949年初入的党。在思想汇报上我引了列宁说的一段话：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次性把血流光，我就一次性把血流光；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光，我就一滴一滴地流光！
当时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大四。进入交大后我就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叫“山茶社”，这是共产党员领导的社团，主要进行一些革命教育。1948年夏天我就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局势非常危险，国民党在上海对我们的地下党组织的镇压是非常残酷的，有的同学就牺牲了，没有迎来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实施大逮捕，组织通知我们临时撤出学校。两三天后学校又平静下来，我们就又回去了，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了。那天夜里学校里响起了机关枪的枪声，我非常激动，是解放军来了！但其实是国民党的士兵进校搜捕学生党员。我就躲在厕所里，有个同学冒险悄悄跟我说，楼梯口的士兵换防了，正好没人，让我赶快上三楼，那里不是搜查重点，比较安全。我就趁着这个机会一口气跑到三楼，躲在别的同学房间里，这才逃过一难。我隔壁的党员同学就是那天牺牲了。
加入共产党对我来说是必然的。我1926年出生在广东海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城乡学校都停课了。那时我近10岁，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参加了当地的抗日宣传队。靠近除夕，日本鬼子马上要进城了，我们上台演出话剧，叫《不堪回首望平津》，说的是老百姓逃难的事。我男扮女妆，主演流亡的小姑娘。我们演得特别认真，台下看的人很多，也很动情。演着演着台上台下就越来越激动，抓到汉奸了，台下无数的观众含着泪水一起高喊：“杀！杀！”那时我就想，长大了，我一定得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求学：怀揣报国理想上征程
怀着这个信念，我踏上了求学之路。中学进了聿怀中学，抗战时聿怀迁到了揭阳的五经富，在山沟里。那时我14岁，跟着哥哥去五经富，交通断了，就靠两条腿走了整整四天，脚都磨出了好几个血泡。但是没有哭，我要读书啊！那么危险、那么艰苦的环境，大家都挺着。五经富的学校搭的就是草棚，也不安全，日本飞机时不时来轰炸，我们就跑到更偏僻的山沟里。那时我又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到乡村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还是男扮女装，演小姑娘。
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又跑到桂林入了桂林中学。毕业后就到了柳州，从柳州坐火车到贵阳。那时都在大撤退。好不容易挤上车，行李都丢了。那时唐山交通大学迁到了贵阳，我就报考了。但是同学们还是决定到重庆去。在重庆我报考了中央大学的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造船系。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上交大的造船系我考了第一名。最终我选择了上交大。因为我在海边出生，海边长大，对大海有感情啊！而且上交大被称为“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理工科水平是国内最好的。
使命：对祖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孝
工作以后，经组织选派，我参加了苏联援助中国的几型舰船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这也是保密性的工作。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中国希望苏方能援助核潜艇项目，被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成立中苏联合舰队，由苏联舰船保护中国国土。当然我们也拒绝了。赫鲁晓夫很狂妄，认为中国人搞核潜艇是“异想天开”。毛泽东主席很生气，下定决心，一定要自己搞成，说“搞一万年也要搞！”
那一年我就被调到了北京，一开始组织上就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最高密级，必须隐姓埋名，绝对不能透露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服从组织决议，保护组织机密，这是一名党员职责所在。
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搞就是三十年。1956年阳历年的除夕我到广东出差，顺路回了老家，过了元旦两三天我就又走了。一直到1988年我才又回了老家。
那次见面母亲就跟我说，绍强（黄旭华原名），你从小就离家求学，我一直祈祷你平平安安的，现在都解放了，天下太平了，我们年纪也大了，希望你能常回家看看。实际上，1958年参加核潜艇研究后，工作就异常紧张，我就不可能回去，连信也极少写。母亲一直为我操心。我既不回家，也不联系家里。她就给我写信，问我，绍强，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无法回答。
1962年父亲去世了，我没有回去；1985年，二哥去世了，我没有回去。那时应该宽松点了。夫人对我说，你回去吧，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还是没有回去。家里人意见很大，我兄弟姐妹一共九个，母亲把他们叫在一起，说，你们要相信三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实母亲也想不通，她的三儿到底在做什么呢？她自己不知道在心里流了多少眼泪。
1988年，我到大亚湾出差，终于顺路回了老家。我62岁，母亲95岁，我不知道说什么。跪在父亲的坟前，我说，爸爸，你的不孝儿子回来看你了！你会像母亲一样原谅我吧！
有人说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对国家的忠，不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吗？对母亲的承诺我没有做到，但是我没有辜负对组织的誓言。这么多年，我的确亏欠父母、妻子、女儿太多了。我夫人李世英一直默默支持我，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她一个人。
奉献：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
我们属于核潜艇，无怨无悔
核潜艇的技术综合性很强，三个方面“艇”指潜艇，“堆”指反应堆，“弹”指导弹缺一不可。刚开始我们只搞过苏式仿制潜艇，而核潜艇与潜艇有着根本区别。要攻克的技术难题太多了，物质条件也跟不上，但我们靠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责任。
1988年，我们在南海按设计极限作“深潜试验”，这是最后关键环节也是危险性最大的试验。在深海，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就要承受一吨水的压力，一艘艇100多米长，只要一个小环节出了问题，那就是致命的。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在做深潜试验时就没有上来，艇毁人亡。
有的同志给家里写了遗书，做好了一切准备。同志们唱《血染的风采》，很悲壮。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召开技术骨干会，我说，我们都是搞科学的，要用技术说话，用技术保证安全性；我们的工作做得很细的，是有一定把握的；作为总设计师，我和大家一起下去！
你问我作为总设计师可不可以不下去呢？我必须得下去！即使我不下去，万一有事，我怎么对得起大家，怎么对得起组织？我夫人也支持我下去。我说，我们不唱《血染的风采》，我们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试验成功了。核潜艇安全顺利靠岸，大家激动得哭了。后来我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南征应捣龙王庙，此战惊雷震满天；骑鲸日游八万里，驭龙直上九重天。
“两弹一艇”对新中国很重要，弹是原子弹、氢弹，艇就是指的核潜艇。我们这个团队，几十年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我们自己概括核潜艇精神就是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我认为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也适合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不要以为引进外国技术就什么都解决了，尖端技术，人家是不可能给你的。
核潜艇研制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果，我只是其中一员而已。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事情，事业是第一位的。有很多同志，60多块的工资一拿就是几十年，退休了也没赶上工资改革调整。我们在荒岛上试验，条件很艰苦，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属于祖国，属于核潜艇，我们无怨无悔。
我是1949年初入的党。在思想汇报上我引了列宁说的一段话：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次性把血流光，我就一次性把血流光；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光，我就一滴一滴地流光！
当时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大四。进入交大后我就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叫“山茶社”，这是共产党员领导的社团，主要进行一些革命教育。1948年夏天我就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局势非常危险，国民党在上海对我们的地下党组织的镇压是非常残酷的，有的同学就牺牲了，没有迎来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实施大逮捕，组织通知我们临时撤出学校。两三天后学校又平静下来，我们就又回去了，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了。那天夜里学校里响起了机关枪的枪声，我非常激动，是解放军来了！但其实是国民党的士兵进校搜捕学生党员。我就躲在厕所里，有个同学冒险悄悄跟我说，楼梯口的士兵换防了，正好没人，让我赶快上三楼，那里不是搜查重点，比较安全。我就趁着这个机会一口气跑到三楼，躲在别的同学房间里，这才逃过一难。我隔壁的党员同学就是那天牺牲了。
加入共产党对我来说是必然的。我1926年出生在广东海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城乡学校都停课了。那时我近10岁，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参加了当地的抗日宣传队。靠近除夕，日本鬼子马上要进城了，我们上台演出话剧，叫《不堪回首望平津》，说的是老百姓逃难的事。我男扮女妆，主演流亡的小姑娘。我们演得特别认真，台下看的人很多，也很动情。演着演着台上台下就越来越激动，抓到汉奸了，台下无数的观众含着泪水一起高喊：“杀！杀！”那时我就想，长大了，我一定得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求学：怀揣报国理想上征程
怀着这个信念，我踏上了求学之路。中学进了聿怀中学，抗战时聿怀迁到了揭阳的五经富，在山沟里。那时我14岁，跟着哥哥去五经富，交通断了，就靠两条腿走了整整四天，脚都磨出了好几个血泡。但是没有哭，我要读书啊！那么危险、那么艰苦的环境，大家都挺着。五经富的学校搭的就是草棚，也不安全，日本飞机时不时来轰炸，我们就跑到更偏僻的山沟里。那时我又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到乡村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还是男扮女装，演小姑娘。
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又跑到桂林入了桂林中学。毕业后就到了柳州，从柳州坐火车到贵阳。那时都在大撤退。好不容易挤上车，行李都丢了。那时唐山交通大学迁到了贵阳，我就报考了。但是同学们还是决定到重庆去。在重庆我报考了中央大学的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造船系。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上交大的造船系我考了第一名。最终我选择了上交大。因为我在海边出生，海边长大，对大海有感情啊！而且上交大被称为“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理工科水平是国内最好的。
使命：对祖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孝
工作以后，经组织选派，我参加了苏联援助中国的几型舰船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这也是保密性的工作。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中国希望苏方能援助核潜艇项目，被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成立中苏联合舰队，由苏联舰船保护中国国土。当然我们也拒绝了。赫鲁晓夫很狂妄，认为中国人搞核潜艇是“异想天开”。毛泽东主席很生气，下定决心，一定要自己搞成，说“搞一万年也要搞！”
那一年我就被调到了北京，一开始组织上就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最高密级，必须隐姓埋名，绝对不能透露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服从组织决议，保护组织机密，这是一名党员职责所在。
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搞就是三十年。1956年阳历年的除夕我到广东出差，顺路回了老家，过了元旦两三天我就又走了。一直到1988年我才又回了老家。
那次见面母亲就跟我说，绍强（黄旭华原名），你从小就离家求学，我一直祈祷你平平安安的，现在都解放了，天下太平了，我们年纪也大了，希望你能常回家看看。实际上，1958年参加核潜艇研究后，工作就异常紧张，我就不可能回去，连信也极少写。母亲一直为我操心。我既不回家，也不联系家里。她就给我写信，问我，绍强，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无法回答。
1962年父亲去世了，我没有回去；1985年，二哥去世了，我没有回去。那时应该宽松点了。夫人对我说，你回去吧，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还是没有回去。家里人意见很大，我兄弟姐妹一共九个，母亲把他们叫在一起，说，你们要相信三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实母亲也想不通，她的三儿到底在做什么呢？她自己不知道在心里流了多少眼泪。
1988年，我到大亚湾出差，终于顺路回了老家。我62岁，母亲95岁，我不知道说什么。跪在父亲的坟前，我说，爸爸，你的不孝儿子回来看你了！你会像母亲一样原谅我吧！
有人说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对国家的忠，不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吗？对母亲的承诺我没有做到，但是我没有辜负对组织的誓言。这么多年，我的确亏欠父母、妻子、女儿太多了。我夫人李世英一直默默支持我，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她一个人。
奉献：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
我们属于核潜艇，无怨无悔
核潜艇的技术综合性很强，三个方面“艇”指潜艇，“堆”指反应堆，“弹”指导弹缺一不可。刚开始我们只搞过苏式仿制潜艇，而核潜艇与潜艇有着根本区别。要攻克的技术难题太多了，物质条件也跟不上，但我们靠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责任。
1988年，我们在南海按设计极限作“深潜试验”，这是最后关键环节也是危险性最大的试验。在深海，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就要承受一吨水的压力，一艘艇100多米长，只要一个小环节出了问题，那就是致命的。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在做深潜试验时就没有上来，艇毁人亡。
有的同志给家里写了遗书，做好了一切准备。同志们唱《血染的风采》，很悲壮。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召开技术骨干会，我说，我们都是搞科学的，要用技术说话，用技术保证安全性；我们的工作做得很细的，是有一定把握的；作为总设计师，我和大家一起下去！
你问我作为总设计师可不可以不下去呢？我必须得下去！即使我不下去，万一有事，我怎么对得起大家，怎么对得起组织？我夫人也支持我下去。我说，我们不唱《血染的风采》，我们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试验成功了。核潜艇安全顺利靠岸，大家激动得哭了。后来我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南征应捣龙王庙，此战惊雷震满天；骑鲸日游八万里，驭龙直上九重天。
“两弹一艇”对新中国很重要，弹是原子弹、氢弹，艇就是指的核潜艇。我们这个团队，几十年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我们自己概括核潜艇精神就是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我认为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也适合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不要以为引进外国技术就什么都解决了，尖端技术，人家是不可能给你的。
核潜艇研制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果，我只是其中一员而已。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事情，事业是第一位的。有很多同志，60多块的工资一拿就是几十年，退休了也没赶上工资改革调整。我们在荒岛上试验，条件很艰苦，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属于祖国，属于核潜艇，我们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