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四月底，从太原回连云港，人和蓬勃的春意一起奔跑在陇海铁路线上，车窗外沿途洁白澎湃的洋槐花浪碎银般地沿丘陵沟壑肆意流淌，不禁忙于用手机抢时间抓拍，可定格在屏幕里的却是一抹一抹虚白幻化的雾气。怅恨无奈，望花作罢，慨叹之余，竟想起了几年前在《扬子晚报》副刊上读到的一篇《槐花深一寸》文章。文字是丁立梅先生写的，读的时候也恰值春夏槐花开放时节，至今还记得当时在那个夜晚咀嚼丁先生文字的情景和心境：思绪就像涩苦返流的胆汁，逆袭灼烧着胃壁与食管，记忆更是追着流年的书页一张一张往前翻，那个瞬间竟让我对深刻在生命记忆深处的“槐花”产生了极不自信的疑惑与质问。
　　我与丁先生素不相识，也一概不知道丁立梅先生诸多生活物事的细节，但从心底喜欢其行文风格的娴雅散适，像在自家的菜园子里种茄子栽瓜，自是一派耕云锄月的闲逸。只是对其在文中说及的“槐花”心存严重不解。究竟是“槐树”的花还是“刺（洋）槐树”的花呢？一时难定。如果是槐树的花，那么作者在第二自然段里所说的“小孩的脖子上、肩上落着槐花，口袋里，还塞着一串串的白，随便摘一朵，放在嘴里品咂，甜啊，糖一样的甜，巧妇会做槐花饼、槐花糖，吃得人打嘴不肯丢……”，这段细致而端详的笔墨看上去很美，但却未免失了行文主旨的本真，因为真正的槐树，其花的口味是苦中带涩，充满了豆腥气，未绽放的蕾苞称槐米，味凉性涩，可作工业染料、入药。《本草纲目》载其可以清热、凉血、止血；若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还能从中提取出工业染料的生物成分，断不可以大量食用。人一旦吃的多了，轻则过敏腹泻，重则全身浮肿，损害肝肾，弄不好会死人的。那么，作者说的一定是刺槐树的花吧？可丁先生又在第三段里说到了《周礼》中有关槐的历史记录，所谓“三槐九棘（酸枣树），公卿大夫”人为地赋予了槐、棘主观上的尊卑等级。这样一来，其中差误的说道可就大了去了。原因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刺槐却是距商周几千年后的舶来域外物种。
　　刺槐又叫洋槐，它最早生长在北美洲，后衍生至欧洲，直到1877年左右，才被某些好事的传教士或一些不安分的候鸟以侵略的方式带到了中国，所以，它显然与《周礼》中的槐没有任何暧昧关系。要说它浓郁馥蜜的花香，能够穿越时空隧道，进入幽远的商周时代，倒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玄幻浪漫。在落笔写这段文字之前，我一直在忐忑纠结中猜测，并怀疑起自己的记忆力，于是凌晨两点多钟，我赶到城区主干道牛山路上的绿化带，摘了一大把槐花（恰是它的花期），一枚一枚地品嚼，结果满嘴苦、腥。尽管满口是涩楚，可我心里的疑惑质问犹如空阔坦荡的马路一样，倏然荡平恬静，有了答案，可心头却又泛出些许对时下文风日涣寡薄的哀婉。此时，与伤感同在的还有被路灯和黎明渐渐逼退的余夜。
　　但无论是槐还是刺槐，予我人生行程则是一种烙入心灵的胎记，它们在我成长拔节的岁月里一直蚀入骨髓，这也是我连夜写这段文字的至要原由。
　　先说槐。但凡是农村出生长大的孩子，可以说每一个人的儿提时期都得益过槐树的荫护。三夏时节的乡村，忙，一个人顶三个人用（夏收、夏耕、夏种），劳动力都在田间、晒场劳作，出工前，相邻的几家大人，将能爬会坐的孩子们全都集中拢在大槐树下荫凉地的草席上，由守家的老年人看护，困了，歪倒就睡；醒了，咂著指头数着枝梢上的花朵，盼娘能早点回来，饱吸甘美的乳汁。乡亲们之所以选定槐树的阴凉地，不单单是因它树冠硕大可遮半亩方圆之地，更是由于槐树本身含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味。它的叶、花极少招惹虫害。不像泡桐、白蜡和意杨树，会生出许多毛毛虫和飞蛾，一不小心就会被树上掉下来的毒虫螫咬。现在，如果真要是赋予乡间槐树以人文秉性的话，我觉得它就像坐在孩子们身边的老奶奶，虽说迟暮，牙齿已脱落，话语也不多，似乎再大的风雨也吹不起她眼中混浊而从容的岁月，淡定、宽厚、静穆的开阔可以收留天地间所有的山河。至于为什么黄梅戏里非要让老槐树为董永和七仙女作媒证婚，我曾一厢情愿地认为：大概她是想给自己平淡至简的草根乡野生活天真地注入一波戏玩的率意妙趣吧，不想一出戏言，却功在当时，利泽千秋。因此，也把“爱情”这一千万年来的主题推到了一个既简单又难以渴求的高度。君不见，在繁杂的花草树木，为了追赶爱的花期，再不起眼的花朵也渴望怒放，哪怕冒着霜剑和倒春寒的伏击；一如烟火人世间，即使是最平一不奇的女子，也期盼轰轰烈烈钻心蚀骨的爱情。
　　对于刺槐，其花虽说味美甘甜，但滞留给我少年记忆里的却是苦涩艰辛的片段。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极端匮乏。乡间能吃的几乎都被村民们罗以充饥，从草根树皮到榆钱地瓜秧苗，卷食一空，至于野外的气气芽等野菜和刺槐花，那简直就是世间的美味。在那段特殊的日月里，所有事物都烙有鲜明的阶级性。山里的刺槐花那是“集体的花”，任何人不得采摘。可迫于饥饿的围攻，我和姐姐随众人一起忍着辘辘饥肠凌晨摸黑偷偷进山里摘刺槐花果腹，为了逃避革委会派遣的护林员围追，姐姐从树上跳下来时跌裂了骶骨，很长时间被迫卧床养伤，天天喝又黑又苦的药汤。娘每次看见姐姐埋在枕头里枯黄的小脸就止不住地抹眼泪。现在，爹和娘都不在了，每次姐姐进城来让我带她诊疗腰上的旧伤，说起这段经历时就会断断续续地哽咽，湿湿的眼眶里没有一丝刺槐花的暗香。但好在是就着大米白面的餐食说当年那些苦涩的岁月，也就觉得碗里的饭菜格外的香甜珍贵。只是姐姐和我当年的一头青丝现在都已白发相间。
　　不知道丁先生是否真正吃过洋槐花，也不知道他的童年是否饱受槐花的熏香和荫护，如果仅是为文而文的话，那不妨写写牡丹和玫瑰，它们身上多的是富贵浪漫，甚至是小资。像洋槐花这样草根的朴素和不名，最好任之恣肆乡野，更不该作模糊不实的歪曲。我之所以就个人与槐树真实的交集作一个紧急的小结，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告诉我的南京一位作家小道友邹锦玉：你在记述洋槐花的文章里提到，说自己查了许多资料也没有确定刺槐的详细档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外来物种；其次，它来的路径也极为不光彩，全过程都伴随着社会、文化及宗教领域的侵略痕迹，站在民族心理学的高度，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在潜意识深层都不愿提及。进一步深究，由于洋槐的外来身世，国人们采取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忽略和漠视态度，这也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和心理领域的排他性。
　　深夜里紧急敲击这些文字，是想借丁立梅先生的言语和邹锦玉小弟的疑惑来离析端正自己生活行走的是非理念：认知自然界，槐与刺槐的关系千万不能乱；在心里，方圆曲直不能乱；在一个国家的和谐社会中，传统庙堂气象的文化与时弊杂浮的幻象之间不能乱，真的乱了，民族文化血脉繁衍的基因链和前进的道路上就会生出许多意外枝端。
　　选自《新江苏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