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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人是国民党军统局赫赫有名的干将，他们职务相近、年龄相仿，又都深受戴笠器重，被称为“军统三剑客”。解放前夕，“三剑客”在昆明被逮捕。但被作为战犯关押后，三人便形同陌路，好似仇人……
祸起萧墙
1950年，军统“三剑客”——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人同时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宋希濂、王陵基、李犹龙、钟彬、廖宗泽、孙渡、王靖宇等也都在那里。那时，他们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一个大问题，就是政府会不会杀他们。长期搞职业特务的人，尤其敏感，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
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粗心的审讯人员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以为必死无疑了。魂魄落定以后，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是沈醉的揭发置他于死地的，想到这儿，他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周养浩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只见他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这时，沈醉、徐远举已经明白了八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前，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后来出去也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发现了自己有严重问题，而且与沈醉有关。
徐远举和沈醉都是特务出身，有这个经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沈醉便低下头，擦自己的眼镜。
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但他也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等周养浩气消以后，沈醉开口了。他说，我是交待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沈醉这一说不打紧，在一旁的徐远举开腔了：“我是个洋油简脾气，各人说各人的最好，不能像有的人那样，如果出卖别人，对不起，我饶不了他!”
这是在暗示，徐远举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沈醉对徐远举的话，没有直接硬顶，也没有作任何解释和表白。
沈醉不想树敌太多，所以他对徐远举态度很好，后来到北京功德林和秦城监狱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还过得去。而对周养浩，沈醉一直到逝世都没有原谅他。
引火烧身
由周养浩、沈醉的矛盾又引发出徐远举与宋希濂的隔阂。当时宋希濂挡住周养浩的板凳之后，徐远举除说了那句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的话后，还对宋希濂说了一句：“多管闲事!”
徐远举与宋希濂没有直接共过事，他比宋希濂小七八岁。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他是七期的(武汉分校)，毕业后很快就加入了复兴社，一直搞特务工作，而宋希濂一直搞军事。
在徐远举看来，周养浩要把沈醉砸死了那才痛快，他最恨军统内部变节的人，他认为沈醉变节了。他判断：沈醉肯定把他们两个牵进去了，判周养浩死刑。肯定也会判自己死刑。因为他们几个本来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论罪他甚至比同养浩还要大。
周养浩实施破坏中共《挺进报》、破坏中共四川地下党、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制造重庆“一一·二七”血案、暗杀杨虎城将军等，都是受徐远举直接指挥的。
宋希濂这个人本来就爱打抱不平，眼看要发生“血案”了，出于本能的反应，随手阻拦，完全是“条件反射”，根本没有帮谁、偏谁的意思。当他听到徐远举的责难时，没有当一回事，也没有跟徐争辩，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一直到了功德林，他才意识到与徐结下了很深的怨。
当时对战犯的审理没有成形的政策，对民愤大的，就主张严惩，民愤小的，就暂不处理。于是，当时押在重庆的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当地群众都主张杀掉，因为他们欠下了大笔血债，按照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感情原则，理所当然地要清算他们。所以，“当时不仅是周养浩，对王陵基、徐远举、沈醉，都提出过处以死刑的意见，还有的提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这个意见报到公安部，公安部报告中央时，中央来了个“暂缓处理”的精神。这一暂缓就把这些人都留下了，就有了后来的“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政策，就有了从1959年开始的特赦，结果，到1975年，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
明争暗斗
徐远举唯我独尊，对自己看不惯的事就吹胡子瞪眼睛，而且说起话来尖酸刻薄。对宋希濂有意见后，就处处找他的别扭。在重庆时，陈赓看望并宴请过宋希濂，事后，宋希濂向他们叙说会见的情况时非常兴奋，徐远举听了，认为宋希濂客观上在“巴结”共产党，想以个人情谊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讽刺挖苦不断。讽刺宋希濂是“送终”将军，就是他的杰作。
宋希濂是一代抗日名将，哪里能容下这种侮辱!他认为徐远举处处捕风捉影，侮辱他的人格，他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奉陪到底，于是采取了软硬兼施、以软对硬、以柔克刚的办法。结果，徐远举每次挑起事端，每次以失败而告结束，徐远举本来就患高血压，经常弄得血压升高，宋希濂暗喜。而且，当徐远举快要发脾气时，宋希濂常再额外加一点“催化剂”。
徐远举经常是无理也要争三分。在狱中，徐远举还经常吹嘘自己才思敏捷，过去审讯共产党人如何有办法。宋希濂听到后不放过，马上接道，“无非是一拍三诈，到头来血压升高手冰凉!”搞得徐远举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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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三剑客”的最后归宿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他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28岁便晋升为少将军衔，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
沈醉曾先后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西南红人”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冬，在狱中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书生杀手”周养浩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
周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并亲自策划部署了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
解放后，周养浩被作为战犯关押。1975年，根据《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的精神，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国病逝。
（摘自《中外文摘》2008.4 ）
祸起萧墙
1950年，军统“三剑客”——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人同时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宋希濂、王陵基、李犹龙、钟彬、廖宗泽、孙渡、王靖宇等也都在那里。那时，他们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一个大问题，就是政府会不会杀他们。长期搞职业特务的人，尤其敏感，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
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粗心的审讯人员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以为必死无疑了。魂魄落定以后，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是沈醉的揭发置他于死地的，想到这儿，他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周养浩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只见他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这时，沈醉、徐远举已经明白了八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前，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后来出去也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发现了自己有严重问题，而且与沈醉有关。
徐远举和沈醉都是特务出身，有这个经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沈醉便低下头，擦自己的眼镜。
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但他也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等周养浩气消以后，沈醉开口了。他说，我是交待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沈醉这一说不打紧，在一旁的徐远举开腔了：“我是个洋油简脾气，各人说各人的最好，不能像有的人那样，如果出卖别人，对不起，我饶不了他!”
这是在暗示，徐远举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沈醉对徐远举的话，没有直接硬顶，也没有作任何解释和表白。
沈醉不想树敌太多，所以他对徐远举态度很好，后来到北京功德林和秦城监狱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还过得去。而对周养浩，沈醉一直到逝世都没有原谅他。
引火烧身
由周养浩、沈醉的矛盾又引发出徐远举与宋希濂的隔阂。当时宋希濂挡住周养浩的板凳之后，徐远举除说了那句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的话后，还对宋希濂说了一句：“多管闲事!”
徐远举与宋希濂没有直接共过事，他比宋希濂小七八岁。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他是七期的(武汉分校)，毕业后很快就加入了复兴社，一直搞特务工作，而宋希濂一直搞军事。
在徐远举看来，周养浩要把沈醉砸死了那才痛快，他最恨军统内部变节的人，他认为沈醉变节了。他判断：沈醉肯定把他们两个牵进去了，判周养浩死刑。肯定也会判自己死刑。因为他们几个本来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论罪他甚至比同养浩还要大。
周养浩实施破坏中共《挺进报》、破坏中共四川地下党、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制造重庆“一一·二七”血案、暗杀杨虎城将军等，都是受徐远举直接指挥的。
宋希濂这个人本来就爱打抱不平，眼看要发生“血案”了，出于本能的反应，随手阻拦，完全是“条件反射”，根本没有帮谁、偏谁的意思。当他听到徐远举的责难时，没有当一回事，也没有跟徐争辩，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一直到了功德林，他才意识到与徐结下了很深的怨。
当时对战犯的审理没有成形的政策，对民愤大的，就主张严惩，民愤小的，就暂不处理。于是，当时押在重庆的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当地群众都主张杀掉，因为他们欠下了大笔血债，按照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感情原则，理所当然地要清算他们。所以，“当时不仅是周养浩，对王陵基、徐远举、沈醉，都提出过处以死刑的意见，还有的提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这个意见报到公安部，公安部报告中央时，中央来了个“暂缓处理”的精神。这一暂缓就把这些人都留下了，就有了后来的“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政策，就有了从1959年开始的特赦，结果，到1975年，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
明争暗斗
徐远举唯我独尊，对自己看不惯的事就吹胡子瞪眼睛，而且说起话来尖酸刻薄。对宋希濂有意见后，就处处找他的别扭。在重庆时，陈赓看望并宴请过宋希濂，事后，宋希濂向他们叙说会见的情况时非常兴奋，徐远举听了，认为宋希濂客观上在“巴结”共产党，想以个人情谊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讽刺挖苦不断。讽刺宋希濂是“送终”将军，就是他的杰作。
宋希濂是一代抗日名将，哪里能容下这种侮辱!他认为徐远举处处捕风捉影，侮辱他的人格，他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奉陪到底，于是采取了软硬兼施、以软对硬、以柔克刚的办法。结果，徐远举每次挑起事端，每次以失败而告结束，徐远举本来就患高血压，经常弄得血压升高，宋希濂暗喜。而且，当徐远举快要发脾气时，宋希濂常再额外加一点“催化剂”。
徐远举经常是无理也要争三分。在狱中，徐远举还经常吹嘘自己才思敏捷，过去审讯共产党人如何有办法。宋希濂听到后不放过，马上接道，“无非是一拍三诈，到头来血压升高手冰凉!”搞得徐远举哭笑不得。
相关衔接：
军统“三剑客”的最后归宿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他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28岁便晋升为少将军衔，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
沈醉曾先后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西南红人”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冬，在狱中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书生杀手”周养浩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
周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并亲自策划部署了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
解放后，周养浩被作为战犯关押。1975年，根据《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的精神，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国病逝。
（摘自《中外文摘》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