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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9年，农历己未年。这一年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8个年头，当时的总统是徐世昌，总理是钱能训。
这一年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不平凡的一年。1月世界各国齐聚法国巴黎，在凡尔赛宫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所谓“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前往参会。
然而，在这次的巴黎会议上，尽管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却仍然无法和世界主要大国平等对话。美、英、日三国，在没有中国代表团参与的情况下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一消息不仅继续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更是让中国舆论一片哗然，最终激起了国内群情激奋的游行声讨，一场著名的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由于该运动发生在当年的5月4日，因此被称之为“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被赋予的政治与历史意义在这百年中国的进程中可谓是影响深远，而5月4日也被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那么，在1919年5月4日的这一天，在当时的首都北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件，让这个日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意义重大又影响深远时间节点呢？
事情还得从5月2日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起。
北京大学的燃情
这篇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文章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文章署名为林长民。可能读者对林长民不太熟悉，但他却有着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林徽因。没错，这篇引发了轩然大波的新闻稿件，正是林徽因的父亲，时任北京政府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及理事长的林长民所写。
早在4月30日，林长民就接到了梁启超从法国巴黎发回来的电报。梁启超是以总统徐世昌特派的“欧洲考察团”名义前往法国巴黎关注巴黎和会进展的。当4月30日的英、日、美三国领袖会议，决定德国以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于日本的消息传出时，梁启超便第一时间给在北京的林长民发来了电报，二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失败。
于是，林长民在这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文章一经发出，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得知消息后，便告知了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人。而许德珩即于当天下午便召集了参与《民国》杂志社的北京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使得当时在场的学生们愈加激愤，决定于5月3日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大会。与此同时，北大学生还发出邀请，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國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
5月3日，北京著名新闻人士邵飘萍来到北大作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北大师生对此更加愤慨，于是，晚上的学生大会几乎开出了火来。学生们一致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
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到紧张的时候，北大学生刘仁静竟然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更是义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就在这样的学生大会中酝酿而成了。
学界大游行
五四运动的标志是发生在5月4日的这场学界大游行。当时的北京大学就在故宫后面的沙滩红楼，如今沙滩前面的街道已经叫做五四大街了，为的就是纪念当年的北大学子们领导的这场运动。
据许德珩后来的回忆，为了5月4日的大游行，参与会议的学子们一夜没睡，他们书写标语，制作条幅，一直搞到天亮。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
北京一旦进入5月天气就已经开始燥热起来了，而1919年的5月4日正好是一个星期天且天气晴朗。一夜未睡的各校学子们，一大早就来到了马神庙附近的政法专门学校聚集，决定下午去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于是，一支由3000人组成的学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发了。
北大校长蔡元培闻讯赶了上来，他想劝阻学生们放弃这次行动。据张国焘后来的《我的回忆》一书所写，当时的学生领袖张国焘挺身而出，驳斥蔡元培：“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元培校长给撵走了。
学生们早上就已经出发，顶着5月正午的日头晒了半天，还要冲破北京军警的阻挠，到达天安门时已是下午，加之大家群情激奋，大声高呼口号，很多人甚至把嗓子都喊哑了。而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给北京警察下的命令是：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示威的学生。
学生们在天安门前喊了半天，却不见任何用处，于是，有人提出来要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向外国公使提交《陈情书》。游行的学生们又一路来到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陈情，希望驻华公使们能够帮助他们达成请求。可惜事与愿违，各国公使不仅不待见这些学生，更不接受他们的陈情。被太阳晒得毛焦火辣的学生们此时已然情绪失控、怒火中烧，他们转头去往东单附近的外交部巷，那里是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名唤赵家楼。
火烧赵家楼
曹汝霖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此前曾兼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负责向日本政府借款的相关事宜。因此，他被学生们指为必须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其他两位分别是制币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 曹汝霖此前并不在赵家楼，收到学生游行示威风声的他不想被当街暴打，于是才跑回家去躲避。谁知，学生们竟然朝着他家而来，慌不择路的曹汝霖只好躲进了衣柜。守在曹汝霖家外的只有三十多名警察，根本抵挡不住涌进外交部巷的几千学生。警察最终只得在赵家楼的门上贴上封条，试图阻止学生们进入赵家楼。
先是被烈日晒得焦渴难耐，后又被驻华公使们怠慢，一肚子邪火没处发泄的学生们先是在赵家楼外高喊惩办卖国贼的口号，接着就有人开始朝着里面扔石头，进而很多人根本不顾警察的阻拦和门上的封条，开始往赵家楼里冲。其中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匡互生第一个冲进了赵家楼，并且发现了车库旁边的汽油桶。于是，匡互生同学要亲自惩办卖国贼，他利用这桶汽油点燃了这个“卖国贼”曹汝霖的家。
赵家楼火起之时，躲在曹宅的章宗祥仓皇出逃，结果被学生们误以为是曹汝霖，抓住一顿痛打，有一个学生甚至拿起了一根铁棍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了。这时，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冲了上来，死死地护住了他，学生们又以反日为由，將中江丑介也打了。事后，章宗祥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却被打成了脑震荡。
面对失控的场面，北京警察局长吴炳湘下令军警驱赶示威的学生，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甚至要出兵镇压。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阻止了段芝贵要出兵镇压的行为，但总统徐世昌还是下令逮捕了23名学生代表。
曹汝霖事后始终想不明白学生们为什么会放火烧他的家，根据他此后所撰写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认为，火烧赵家楼是林长民对他的挟私报复。林长民与曹汝霖此前是老朋友，有一年春节，林长民找曹汝霖借钱，曹汝霖没有借给他。于是，林长民就借“爱国”之机，让学生们烧他的家来报复他。
当然，这也只是曹汝霖自己的想法。不过林长民确实在五四运动中大力支持学生，并到北大附近演讲，痛批曹汝霖的卖国行为。同时，支持学生们的还有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文科长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并且他们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寻求到了一条新的救国之道，这就是共产主义，进而又于两年之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全国各界响应学生运动
徐世昌下令逮捕学生代表之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抗议，尤其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通过多方面交涉试图营救学生。由于此前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会议上所提出的第三条，即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全国各地为响应了五四运动而发起了更为广泛的运动。
所谓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指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在5月7日这天给中国政府下达最后通牒，最终，袁世凯于5月9日部分签订了该条约，称为《民四条约》。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即以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布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与此同时，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5日，上海两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支持五四学生运动。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在声势浩大的全民舆论之下，6月10日，北洋政府撤销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同时，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也就此提出辞职。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五四学生运动至此落下帷幕。
然而，五四运动所传递出来的爱国精神却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大潮中滚滚向前，并唤醒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操。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此，中华大地迎来了开天辟地的革命浪潮。
编辑/徐晨
这一年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不平凡的一年。1月世界各国齐聚法国巴黎，在凡尔赛宫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所谓“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前往参会。
然而，在这次的巴黎会议上，尽管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却仍然无法和世界主要大国平等对话。美、英、日三国，在没有中国代表团参与的情况下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一消息不仅继续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更是让中国舆论一片哗然，最终激起了国内群情激奋的游行声讨，一场著名的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由于该运动发生在当年的5月4日，因此被称之为“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被赋予的政治与历史意义在这百年中国的进程中可谓是影响深远，而5月4日也被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那么，在1919年5月4日的这一天，在当时的首都北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件，让这个日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意义重大又影响深远时间节点呢？
事情还得从5月2日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起。
北京大学的燃情
这篇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文章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文章署名为林长民。可能读者对林长民不太熟悉，但他却有着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林徽因。没错，这篇引发了轩然大波的新闻稿件，正是林徽因的父亲，时任北京政府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及理事长的林长民所写。
早在4月30日，林长民就接到了梁启超从法国巴黎发回来的电报。梁启超是以总统徐世昌特派的“欧洲考察团”名义前往法国巴黎关注巴黎和会进展的。当4月30日的英、日、美三国领袖会议，决定德国以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于日本的消息传出时，梁启超便第一时间给在北京的林长民发来了电报，二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失败。
于是，林长民在这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文章一经发出，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得知消息后，便告知了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人。而许德珩即于当天下午便召集了参与《民国》杂志社的北京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使得当时在场的学生们愈加激愤，决定于5月3日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大会。与此同时，北大学生还发出邀请，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國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
5月3日，北京著名新闻人士邵飘萍来到北大作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北大师生对此更加愤慨，于是，晚上的学生大会几乎开出了火来。学生们一致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
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到紧张的时候，北大学生刘仁静竟然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更是义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就在这样的学生大会中酝酿而成了。
学界大游行
五四运动的标志是发生在5月4日的这场学界大游行。当时的北京大学就在故宫后面的沙滩红楼，如今沙滩前面的街道已经叫做五四大街了，为的就是纪念当年的北大学子们领导的这场运动。
据许德珩后来的回忆，为了5月4日的大游行，参与会议的学子们一夜没睡，他们书写标语，制作条幅，一直搞到天亮。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
北京一旦进入5月天气就已经开始燥热起来了，而1919年的5月4日正好是一个星期天且天气晴朗。一夜未睡的各校学子们，一大早就来到了马神庙附近的政法专门学校聚集，决定下午去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于是，一支由3000人组成的学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发了。
北大校长蔡元培闻讯赶了上来，他想劝阻学生们放弃这次行动。据张国焘后来的《我的回忆》一书所写，当时的学生领袖张国焘挺身而出，驳斥蔡元培：“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元培校长给撵走了。
学生们早上就已经出发，顶着5月正午的日头晒了半天，还要冲破北京军警的阻挠，到达天安门时已是下午，加之大家群情激奋，大声高呼口号，很多人甚至把嗓子都喊哑了。而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给北京警察下的命令是：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示威的学生。
学生们在天安门前喊了半天，却不见任何用处，于是，有人提出来要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向外国公使提交《陈情书》。游行的学生们又一路来到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陈情，希望驻华公使们能够帮助他们达成请求。可惜事与愿违，各国公使不仅不待见这些学生，更不接受他们的陈情。被太阳晒得毛焦火辣的学生们此时已然情绪失控、怒火中烧，他们转头去往东单附近的外交部巷，那里是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名唤赵家楼。
火烧赵家楼
曹汝霖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此前曾兼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负责向日本政府借款的相关事宜。因此，他被学生们指为必须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其他两位分别是制币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 曹汝霖此前并不在赵家楼，收到学生游行示威风声的他不想被当街暴打，于是才跑回家去躲避。谁知，学生们竟然朝着他家而来，慌不择路的曹汝霖只好躲进了衣柜。守在曹汝霖家外的只有三十多名警察，根本抵挡不住涌进外交部巷的几千学生。警察最终只得在赵家楼的门上贴上封条，试图阻止学生们进入赵家楼。
先是被烈日晒得焦渴难耐，后又被驻华公使们怠慢，一肚子邪火没处发泄的学生们先是在赵家楼外高喊惩办卖国贼的口号，接着就有人开始朝着里面扔石头，进而很多人根本不顾警察的阻拦和门上的封条，开始往赵家楼里冲。其中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匡互生第一个冲进了赵家楼，并且发现了车库旁边的汽油桶。于是，匡互生同学要亲自惩办卖国贼，他利用这桶汽油点燃了这个“卖国贼”曹汝霖的家。
赵家楼火起之时，躲在曹宅的章宗祥仓皇出逃，结果被学生们误以为是曹汝霖，抓住一顿痛打，有一个学生甚至拿起了一根铁棍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了。这时，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冲了上来，死死地护住了他，学生们又以反日为由，將中江丑介也打了。事后，章宗祥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却被打成了脑震荡。
面对失控的场面，北京警察局长吴炳湘下令军警驱赶示威的学生，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甚至要出兵镇压。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阻止了段芝贵要出兵镇压的行为，但总统徐世昌还是下令逮捕了23名学生代表。
曹汝霖事后始终想不明白学生们为什么会放火烧他的家，根据他此后所撰写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认为，火烧赵家楼是林长民对他的挟私报复。林长民与曹汝霖此前是老朋友，有一年春节，林长民找曹汝霖借钱，曹汝霖没有借给他。于是，林长民就借“爱国”之机，让学生们烧他的家来报复他。
当然，这也只是曹汝霖自己的想法。不过林长民确实在五四运动中大力支持学生，并到北大附近演讲，痛批曹汝霖的卖国行为。同时，支持学生们的还有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文科长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并且他们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寻求到了一条新的救国之道，这就是共产主义，进而又于两年之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全国各界响应学生运动
徐世昌下令逮捕学生代表之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抗议，尤其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通过多方面交涉试图营救学生。由于此前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会议上所提出的第三条，即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全国各地为响应了五四运动而发起了更为广泛的运动。
所谓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指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在5月7日这天给中国政府下达最后通牒，最终，袁世凯于5月9日部分签订了该条约，称为《民四条约》。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即以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布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与此同时，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5日，上海两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支持五四学生运动。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在声势浩大的全民舆论之下，6月10日，北洋政府撤销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同时，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也就此提出辞职。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五四学生运动至此落下帷幕。
然而，五四运动所传递出来的爱国精神却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大潮中滚滚向前，并唤醒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操。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此，中华大地迎来了开天辟地的革命浪潮。
编辑/徐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