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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夏、商、西周中华文明的勃兴时期，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工商业逐步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中国商人开始成为相对自由的群体。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成就霸业，纷纷采取强化商品经济方略以富国强兵。重商政策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商黄金时代，也为中国商人大展身手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齐国为春秋五霸之一。齐国称霸得益于工商，而注重工商强国，源于开国之君姜子牙。到了姜子牙第11世孙齐桓公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
这个时候，齐桓公决定任命一直辅佐自己的鲍叔为相，以操持国政。但是，鲍叔却向齐桓公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可是，当齐桓公听到那个被推荐者的名字时，不禁勃然大怒，切齿道：“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原来，鲍叔推荐的这个人，是曾经用箭射杀过齐桓公的管仲。
管仲曾为商人，与鲍叔合伙经营，四处谋利。两人相交莫逆、情谊笃深。因为二人都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后来决定一起弃商从政。他们投往齐国，管仲辅佐公子姜纠，鲍叔辅佐公子姜小白，这个公子姜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当时齐裹公继位，党同伐异，残忍无道，管仲随姜纠逃往鲁国，鲍叔则随姜小白逃往了莒国。
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襄公被杀，逃往国外的姜纠与姜小白分别在鲁军和莒军的护佑下急速回国以争夺君位。两方相遇，各为其主，管仲拉弓放箭，射中姜小白身上的铜衣带钩，险些要了他的命。
现在，姜小白做了国君，管仲作为齐国的仇人正在被引渡回国，日夜都在想着找管仲报一箭之仇的齐桓公，怎么可能容忍鲍叔的举荐? 但是，鲍叔对齐桓公说：“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管仲辅佐公子姜纠，事主而忠，何罪之有?现在主公做了国君，国家正是用人之时。如果主公摒弃前嫌，重用管仲，天下的人知道主公尊贤礼士，不计私怨，会有更多的人来齐国效忠尽力，而管仲则更会加倍忠诚，替你射得天下。此等大业岂射钩可比?”
齐桓公恍然大悟，即命人择定吉日良辰，用“郊迎”大礼亲自迎接管仲并同车进城。桓公与管仲相见恨晚，竞抵掌而谈三日不息。
管仲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的话让齐桓公心里兴奋，可谓句句投机，于是拜管仲为相国，尊称“仲父”，并告示百官：“国家大政，先禀仲父；有所裁决，任凭仲父。”
在《史记》中，太史公司马迁没有单独给管仲作传，而是把他和另外一位齐国的名相晏子放在了一起，并推为世之名相，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自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这么一小段文字，轻描淡写，犹如神龙现于云中，只见得一鳞半爪，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管仲，是一个奇人!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这一段的主要目的，在于写管仲与鲍叔的情谊。“知己”正是司马迁撰写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
也许连司马迁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文字里，令人千古称颂的“管鲍之交”，如今多被形容、使用在生意场上。能够找到如此默契、如此知心相许的生意合作伙伴，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千年后，成为中华经商文化主流的晋商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首创的东家与掌柜，比现代企业制度不知道早了多少年。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首创了这一模式，不过，此人受了“管鲍之交”的影响，而得到了灵感的启发与照耀。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顾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这段文字，其中一段引自《管子》。《管子》虽然被认为多是后人所作，可是其中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等几篇文字，还是经过专家一致认定，应该是出自管仲学派之手。即使不是管仲亲自撰写的，至少也是他的弟子和追随者，如实记录了他的思想，整理而成。
其中，最值得注意和令我们今天称赞的，是“以民为本”，以民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出发点。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而管仲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见识，不愧是“华夏第一相”。
由于以民为本，所以不得不时时刻刻考虑民生问题如何解决?答案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藏富于民。
在当时，各个国家的国君，还都在思考如何增加自己的个人财富，而管仲却意识到，富国的一个前提，一定是先富民。并且，管仲还在自己“轻重”思想中，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全局的大纲。国家控制经济方向，让老百姓在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下，按照游戏规则获得财富。
所谓“轻重”思想，就是主张利用国家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国家政治经济平衡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之所以叫“轻重”思想，是因为这些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粮价贱，则伤农业这个本业；粮价贵，则伤工商这个末业。末业伤，则国家财用不足；本业伤，则国家元气不足。东西贱，意味着所用铜钱少而轻；东西贵，则意味着所用铜钱多而重，所以，以“轻重”来形象地比喻物价贵贱。那么，调节物价，也就是调节铜钱多寡轻重，于是，“轻重”遂成调节物价以平稳社会的代名词。
那么，如何才能让百姓富起来呢?其中，他考虑到盐和铁的重要性。根据齐国丰富的盐铁资源，他提出了“官山海”的主张，即将山上的铁、海中的盐收归官府管理。其中对盐刨制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一套官营制度。这套制度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历朝历代的当政者采用，沿用至今。而且，管仲还提出了“正盐荚”的具体实施政策，即建立食盐人口州籍，将全国各地人口详细登记，官府按时、按州籍卖给食盐。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这样做的结果，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稳定盐利。”同时客观上也保证了食盐的正常 供应，从总体上看，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所谓：“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圣事也。”
管仲注重工商强国，所以他执政后，实行了土地分级纳税、严禁侵夺私产、发展国家盐铁业、铸造稳定货币、调节市场物价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工商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先商后仕的管仲，对工商经济的作用极为重视。他认为工商经济繁盛对于国家利多弊少，国之财富因商而盈。他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故其制国定民，务使士农工商四民不杂。”所谓“四民不杂”，就是要使士农工商安于本业，专精其术，相互依托，共同发展。
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子不同意。
管子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
自管仲实行官营后，两千多年来，对“食盐官营”多有批评，最著名的为西汉时期的“盐铁之议”。虽然辩论不休，但官营或专营仍为历代多效法，并一直沿袭到今。其理由在于“为富国之计”。正是这一改革，使得管仲被后世尊为“盐宗”，千秋万代，永享香火，祭祀不断。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国富论”，比西方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了将近两千三百多年，堪称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鼻祖。
今天看来，管仲提出“以商兴国”，即依靠发展工商经济，来强大国力，实现富强的主张，比起西方的“重商主义”学说的两位代表性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认为是重商主义的“圣经”)和法国的德·孟克莱田(1575—1622，代表作《献给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之嚆矢)，同样也早了两千二百多年。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商品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不约而同地提出：“国家的繁荣依赖于资本供给，经由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增加国家财富是最佳途径……”而这个观点，基本上也正是管仲在当时提出来的：以工商经济强国，以工商经济立国。
管仲对中国文化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水”。在《管子》一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一思想，比泰斯勒早了许多年。
正因为认识到“水”的种种特性，通过水与地的各种复杂关系进行对比，所以，才有管仲对商品经济和国家兴衰的独特认识，也才能解释为什么第一个将商品经济提升到“富国强兵”高度上的，只能是管仲。
我们今天虽然也有人提出“财富如水”的观点，可是，只是细枝末节而已。真正能够认识到商品经济和水的相似，将研究水的哲学和研究商品经济的规律结合在一起，还是一个空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管仲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重商主义创始人，也是第一个意识到商品经济巨大能量的人。管仲作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经商的一个标准商人，一个具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治国大师，他迅速帮助齐国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思路，并且明确地将发展工商经济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一条捷径。事实上，也正因为工商经济的迅速崛起，才导致了齐国能够以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而完成九合天下，位尊春秋首席霸主的大业。而管仲独创的“以商兴国”、“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唯经济决定论，更是成为齐国之后，其他诸侯国争相效仿的一个基本模式。
综观管仲的一生，从个人角度而言，他的确达到了作为个人追求的巅峰，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辅佐齐桓公励志改革、富国强兵、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丰功伟业和他的民为邦本、礼法并用、通商惠贾、开放务实的深邃思想，赢得了世人的讴歌和后人的礼赞。连后来的圣人孔子，评价管仲，虽然有一点酸溜溜地说：“岂其器小哉?”但也不得不承认：“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称之以“仁”，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诸葛亮，更在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管仲的“粉丝”。梁启超将管仲誉之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一巨子”。
(未完待续)
齐国为春秋五霸之一。齐国称霸得益于工商，而注重工商强国，源于开国之君姜子牙。到了姜子牙第11世孙齐桓公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
这个时候，齐桓公决定任命一直辅佐自己的鲍叔为相，以操持国政。但是，鲍叔却向齐桓公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可是，当齐桓公听到那个被推荐者的名字时，不禁勃然大怒，切齿道：“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原来，鲍叔推荐的这个人，是曾经用箭射杀过齐桓公的管仲。
管仲曾为商人，与鲍叔合伙经营，四处谋利。两人相交莫逆、情谊笃深。因为二人都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后来决定一起弃商从政。他们投往齐国，管仲辅佐公子姜纠，鲍叔辅佐公子姜小白，这个公子姜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当时齐裹公继位，党同伐异，残忍无道，管仲随姜纠逃往鲁国，鲍叔则随姜小白逃往了莒国。
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襄公被杀，逃往国外的姜纠与姜小白分别在鲁军和莒军的护佑下急速回国以争夺君位。两方相遇，各为其主，管仲拉弓放箭，射中姜小白身上的铜衣带钩，险些要了他的命。
现在，姜小白做了国君，管仲作为齐国的仇人正在被引渡回国，日夜都在想着找管仲报一箭之仇的齐桓公，怎么可能容忍鲍叔的举荐? 但是，鲍叔对齐桓公说：“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管仲辅佐公子姜纠，事主而忠，何罪之有?现在主公做了国君，国家正是用人之时。如果主公摒弃前嫌，重用管仲，天下的人知道主公尊贤礼士，不计私怨，会有更多的人来齐国效忠尽力，而管仲则更会加倍忠诚，替你射得天下。此等大业岂射钩可比?”
齐桓公恍然大悟，即命人择定吉日良辰，用“郊迎”大礼亲自迎接管仲并同车进城。桓公与管仲相见恨晚，竞抵掌而谈三日不息。
管仲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的话让齐桓公心里兴奋，可谓句句投机，于是拜管仲为相国，尊称“仲父”，并告示百官：“国家大政，先禀仲父；有所裁决，任凭仲父。”
在《史记》中，太史公司马迁没有单独给管仲作传，而是把他和另外一位齐国的名相晏子放在了一起，并推为世之名相，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自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这么一小段文字，轻描淡写，犹如神龙现于云中，只见得一鳞半爪，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管仲，是一个奇人!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这一段的主要目的，在于写管仲与鲍叔的情谊。“知己”正是司马迁撰写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
也许连司马迁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文字里，令人千古称颂的“管鲍之交”，如今多被形容、使用在生意场上。能够找到如此默契、如此知心相许的生意合作伙伴，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千年后，成为中华经商文化主流的晋商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首创的东家与掌柜，比现代企业制度不知道早了多少年。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首创了这一模式，不过，此人受了“管鲍之交”的影响，而得到了灵感的启发与照耀。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顾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这段文字，其中一段引自《管子》。《管子》虽然被认为多是后人所作，可是其中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等几篇文字，还是经过专家一致认定，应该是出自管仲学派之手。即使不是管仲亲自撰写的，至少也是他的弟子和追随者，如实记录了他的思想，整理而成。
其中，最值得注意和令我们今天称赞的，是“以民为本”，以民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出发点。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而管仲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见识，不愧是“华夏第一相”。
由于以民为本，所以不得不时时刻刻考虑民生问题如何解决?答案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藏富于民。
在当时，各个国家的国君，还都在思考如何增加自己的个人财富，而管仲却意识到，富国的一个前提，一定是先富民。并且，管仲还在自己“轻重”思想中，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全局的大纲。国家控制经济方向，让老百姓在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下，按照游戏规则获得财富。
所谓“轻重”思想，就是主张利用国家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国家政治经济平衡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之所以叫“轻重”思想，是因为这些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粮价贱，则伤农业这个本业；粮价贵，则伤工商这个末业。末业伤，则国家财用不足；本业伤，则国家元气不足。东西贱，意味着所用铜钱少而轻；东西贵，则意味着所用铜钱多而重，所以，以“轻重”来形象地比喻物价贵贱。那么，调节物价，也就是调节铜钱多寡轻重，于是，“轻重”遂成调节物价以平稳社会的代名词。
那么，如何才能让百姓富起来呢?其中，他考虑到盐和铁的重要性。根据齐国丰富的盐铁资源，他提出了“官山海”的主张，即将山上的铁、海中的盐收归官府管理。其中对盐刨制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一套官营制度。这套制度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历朝历代的当政者采用，沿用至今。而且，管仲还提出了“正盐荚”的具体实施政策，即建立食盐人口州籍，将全国各地人口详细登记，官府按时、按州籍卖给食盐。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这样做的结果，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稳定盐利。”同时客观上也保证了食盐的正常 供应，从总体上看，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所谓：“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圣事也。”
管仲注重工商强国，所以他执政后，实行了土地分级纳税、严禁侵夺私产、发展国家盐铁业、铸造稳定货币、调节市场物价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工商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先商后仕的管仲，对工商经济的作用极为重视。他认为工商经济繁盛对于国家利多弊少，国之财富因商而盈。他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故其制国定民，务使士农工商四民不杂。”所谓“四民不杂”，就是要使士农工商安于本业，专精其术，相互依托，共同发展。
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子不同意。
管子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
自管仲实行官营后，两千多年来，对“食盐官营”多有批评，最著名的为西汉时期的“盐铁之议”。虽然辩论不休，但官营或专营仍为历代多效法，并一直沿袭到今。其理由在于“为富国之计”。正是这一改革，使得管仲被后世尊为“盐宗”，千秋万代，永享香火，祭祀不断。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国富论”，比西方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了将近两千三百多年，堪称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鼻祖。
今天看来，管仲提出“以商兴国”，即依靠发展工商经济，来强大国力，实现富强的主张，比起西方的“重商主义”学说的两位代表性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认为是重商主义的“圣经”)和法国的德·孟克莱田(1575—1622，代表作《献给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之嚆矢)，同样也早了两千二百多年。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商品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不约而同地提出：“国家的繁荣依赖于资本供给，经由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增加国家财富是最佳途径……”而这个观点，基本上也正是管仲在当时提出来的：以工商经济强国，以工商经济立国。
管仲对中国文化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水”。在《管子》一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一思想，比泰斯勒早了许多年。
正因为认识到“水”的种种特性，通过水与地的各种复杂关系进行对比，所以，才有管仲对商品经济和国家兴衰的独特认识，也才能解释为什么第一个将商品经济提升到“富国强兵”高度上的，只能是管仲。
我们今天虽然也有人提出“财富如水”的观点，可是，只是细枝末节而已。真正能够认识到商品经济和水的相似，将研究水的哲学和研究商品经济的规律结合在一起，还是一个空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管仲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重商主义创始人，也是第一个意识到商品经济巨大能量的人。管仲作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经商的一个标准商人，一个具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治国大师，他迅速帮助齐国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思路，并且明确地将发展工商经济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一条捷径。事实上，也正因为工商经济的迅速崛起，才导致了齐国能够以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而完成九合天下，位尊春秋首席霸主的大业。而管仲独创的“以商兴国”、“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唯经济决定论，更是成为齐国之后，其他诸侯国争相效仿的一个基本模式。
综观管仲的一生，从个人角度而言，他的确达到了作为个人追求的巅峰，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辅佐齐桓公励志改革、富国强兵、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丰功伟业和他的民为邦本、礼法并用、通商惠贾、开放务实的深邃思想，赢得了世人的讴歌和后人的礼赞。连后来的圣人孔子，评价管仲，虽然有一点酸溜溜地说：“岂其器小哉?”但也不得不承认：“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称之以“仁”，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诸葛亮，更在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管仲的“粉丝”。梁启超将管仲誉之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一巨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