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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台湾艺术史上圈出时空经纬，许博允绝对是漏不掉的一个重要坐标。他与林怀民、吴静吉并称“台湾三大文化支柱”，“30年来，台湾因为有一个许博允，才如此生气勃勃”
许博允说，如果台湾要出一位国际性的演奏家，樊曼侬当年最有机会，“成功的演奏家有九分天才加九分努力，还有运气，另外还要有天生的学养，这些她都有，可惜嫁给我。”
他常说她是“大地之母”，既是女朋友，又是母亲。嫁给许博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他一起生活，“心脏要特强，才能经历‘天堂与地狱’的起落”。樊曼侬陪他走过“新象”最艰难的时刻，陪他经历过变卖家产的痛苦抉择。她常说，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没有人会要做许博允。
在40年前的台湾，演奏现代音乐，不但被视为另类，还必须冒着挑战正统艺术权威的危险。19岁那年，许博允和樊曼侬等同学少年组成的“江浪乐集”正式发表作品，一场单纯的创作发表，竟演变到要被开除或记过，许博允的作品也引起了艺校教授之间的对立与争论。“发表那个曲子1962年，《怨歌行》，是写班婕妤。那时候对现代音乐，学院派是抗拒的。私自参加校外的演出，公开发表，又是叛逆的音乐。更糟糕的是，当时整个台湾都在一种特别高压的气氛之下，三个人公开聚会都需要申报。我们发表会当然不止三人，而且当然是公开的，这就违禁了。”
与林怀民合作“云门舞集”
父亲始终支持许博允的音乐理想。为了“新象”的运作，父亲卖掉了经营多年的淡水高尔夫球场。“我父亲自己的理想是当‘外交官’或教授，当时台大聘请他做教授，可祖父不同意，长子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希望他去经商。长子几乎没得选，所以父亲就遵从了祖父的意志。我是长孙，祖父对我的冀望很深，但是我却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成长，没有正常地走读书的路线。祖父和父亲是失望的。我创办‘新象’，父亲非常支持我，也是他爱好的。但是他常常说，艺术不能当饭吃，没办法，你要走这条路，赔钱货。”
许博允与林怀民的交情起于父辈，父亲早在东京帝国大学念政治系时，便与辜振甫、林怀民的父亲林金生是同班同学。林怀民的父亲对儿子专攻舞蹈，也曾经一肚子的耿耿于怀，多次委托许博允担任说客。“他父亲觉得林怀民有文学的造诣。士大夫的思维里，最伟大的就是文人、拿笔杆的。一个男孩子，好好的教授不干，去跳什么舞蹈？！我没办法，又不能不传达。可是后来，云门舞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父亲很骄傲，他儿子的作品，他一定会去现场看。”
70年代林怀民筹办“云门舞集”，许博允与他一拍即合，决定一起酝酿多媒体艺术创作，“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给中国人看”的口号坚定了自己的创作身份，并由此衍生出成立“新象艺术”。“云门舞集”早期作品的音乐几乎都是出自许博允之手，他的《中国戏曲冥想》成为“云门舞集”开幕大戏《乌龙院》的音乐。自此，许博允创作的大量音乐，如《寒食》、《夸父逐日》、《哪吒》、《梦土》等，通过“云门舞集”传遍了世界。
刚刚诞生时的“云门”，那些舞者甚至连国标都不会跳，许博允在私下里手把手地教他们，樊曼侬也在云门舞集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总监。
许博允将那段时间称为“台湾的文艺复兴时期”。1984年，“新象艺术”租了台湾仁爱路上的一个小剧场。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吴兴国的“台湾当代传奇剧场”、朱宗庆的世界最早的职业打击乐团……一批享誉全球的台湾文化团体，都是在那个小剧场里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文化运动和国际交流的推动者，许博允有着天然的优势。出生在日本的他通晓多国语言：英语、法语、日语，跟多明戈等许多音乐大师都有朋友之谊。祖父在世时，许博允与很多国民党高官过从甚密，结婚时，何应钦是证婚人。许常说，何应钦很疼他，把他当干儿子看待……这些政治背景有意无意地为许博允涂上了一层保护色。“搞文化的很容易被‘关照’，被‘戒严’。许常惠老师跟我一起创办‘亚洲作曲家联盟’的时候，中间拖了10年，这些艺术家被关的被关，被押的被押。我有个家族优势，大官，也许在庇荫之下，没人动我。”
争取裸体演出的权力
我也注意到大陆社会在转变。我1987年第一次来大陆看演出，剧院里的观众一边看演出一边吃瓜子、喝茶；但现在很多包场演出开始变得文明和正规。在这一点上，上海比北京进步更快。北京文人多，批判性强，自省意识强；上海则是官场和生意人多，很容易成气候。国外的音乐剧在上海可以演一个月，在北京连一个礼拜都演不下去。北京排斥外来文化的力量比较强，外国文化要经年累月才可能被接受。但上海是一个海埠，对他不了解的事情他也有兴趣站在围墙边看一看。所以我常建议那些艺术家，你先到上海演演看，你不要急着去京城，你会死得很惨。
马英九一定会有魄力
人物周刊：您说过，流行歌是简易形式的经典音乐。您对台湾当下的流行乐坛怎么看，您认为在台湾现行的商业模式下，有多少流行歌曲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
许博允：流行音乐旋律变化不大。严格来讲，10首歌中没有一首可以存在下来，因为大多都是彼此抄袭。可是流行歌在社会层面上有它的意义，它可以让人获得乐趣、获得快捷的安慰，因为它简易嘛。就像数学，发展到多么高深，可是对一般家庭来讲，接触到的也不过就是加减乘除，流行歌曲就是数学的加减乘除。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不必对流行歌曲提太高的要求？
许博允：对它不要提太高的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流行音乐人，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样你才会被留下来。如果你已经成名，你应该走内涵的路线。像“猫王”出名了以后到德国去接受声乐训练。这时候他想的是我怎么保护我的喉咙，我怎么让我的声音特殊化。于是他受益无穷，让他的生涯拉那么长，让他变成一个代表时代的偶像。迈克
许博允说，如果台湾要出一位国际性的演奏家，樊曼侬当年最有机会，“成功的演奏家有九分天才加九分努力，还有运气，另外还要有天生的学养，这些她都有，可惜嫁给我。”
他常说她是“大地之母”，既是女朋友，又是母亲。嫁给许博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他一起生活，“心脏要特强，才能经历‘天堂与地狱’的起落”。樊曼侬陪他走过“新象”最艰难的时刻，陪他经历过变卖家产的痛苦抉择。她常说，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没有人会要做许博允。
在40年前的台湾，演奏现代音乐，不但被视为另类，还必须冒着挑战正统艺术权威的危险。19岁那年，许博允和樊曼侬等同学少年组成的“江浪乐集”正式发表作品，一场单纯的创作发表，竟演变到要被开除或记过，许博允的作品也引起了艺校教授之间的对立与争论。“发表那个曲子1962年，《怨歌行》，是写班婕妤。那时候对现代音乐，学院派是抗拒的。私自参加校外的演出，公开发表，又是叛逆的音乐。更糟糕的是，当时整个台湾都在一种特别高压的气氛之下，三个人公开聚会都需要申报。我们发表会当然不止三人，而且当然是公开的，这就违禁了。”
与林怀民合作“云门舞集”
父亲始终支持许博允的音乐理想。为了“新象”的运作，父亲卖掉了经营多年的淡水高尔夫球场。“我父亲自己的理想是当‘外交官’或教授，当时台大聘请他做教授，可祖父不同意，长子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希望他去经商。长子几乎没得选，所以父亲就遵从了祖父的意志。我是长孙，祖父对我的冀望很深，但是我却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成长，没有正常地走读书的路线。祖父和父亲是失望的。我创办‘新象’，父亲非常支持我，也是他爱好的。但是他常常说，艺术不能当饭吃，没办法，你要走这条路，赔钱货。”
许博允与林怀民的交情起于父辈，父亲早在东京帝国大学念政治系时，便与辜振甫、林怀民的父亲林金生是同班同学。林怀民的父亲对儿子专攻舞蹈，也曾经一肚子的耿耿于怀，多次委托许博允担任说客。“他父亲觉得林怀民有文学的造诣。士大夫的思维里，最伟大的就是文人、拿笔杆的。一个男孩子，好好的教授不干，去跳什么舞蹈？！我没办法，又不能不传达。可是后来，云门舞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父亲很骄傲，他儿子的作品，他一定会去现场看。”
70年代林怀民筹办“云门舞集”，许博允与他一拍即合，决定一起酝酿多媒体艺术创作，“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给中国人看”的口号坚定了自己的创作身份，并由此衍生出成立“新象艺术”。“云门舞集”早期作品的音乐几乎都是出自许博允之手，他的《中国戏曲冥想》成为“云门舞集”开幕大戏《乌龙院》的音乐。自此，许博允创作的大量音乐，如《寒食》、《夸父逐日》、《哪吒》、《梦土》等，通过“云门舞集”传遍了世界。
刚刚诞生时的“云门”，那些舞者甚至连国标都不会跳，许博允在私下里手把手地教他们，樊曼侬也在云门舞集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总监。
许博允将那段时间称为“台湾的文艺复兴时期”。1984年，“新象艺术”租了台湾仁爱路上的一个小剧场。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吴兴国的“台湾当代传奇剧场”、朱宗庆的世界最早的职业打击乐团……一批享誉全球的台湾文化团体，都是在那个小剧场里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文化运动和国际交流的推动者，许博允有着天然的优势。出生在日本的他通晓多国语言：英语、法语、日语，跟多明戈等许多音乐大师都有朋友之谊。祖父在世时，许博允与很多国民党高官过从甚密，结婚时，何应钦是证婚人。许常说，何应钦很疼他，把他当干儿子看待……这些政治背景有意无意地为许博允涂上了一层保护色。“搞文化的很容易被‘关照’，被‘戒严’。许常惠老师跟我一起创办‘亚洲作曲家联盟’的时候，中间拖了10年，这些艺术家被关的被关，被押的被押。我有个家族优势，大官，也许在庇荫之下，没人动我。”
争取裸体演出的权力
我也注意到大陆社会在转变。我1987年第一次来大陆看演出，剧院里的观众一边看演出一边吃瓜子、喝茶；但现在很多包场演出开始变得文明和正规。在这一点上，上海比北京进步更快。北京文人多，批判性强，自省意识强；上海则是官场和生意人多，很容易成气候。国外的音乐剧在上海可以演一个月，在北京连一个礼拜都演不下去。北京排斥外来文化的力量比较强，外国文化要经年累月才可能被接受。但上海是一个海埠，对他不了解的事情他也有兴趣站在围墙边看一看。所以我常建议那些艺术家，你先到上海演演看，你不要急着去京城，你会死得很惨。
马英九一定会有魄力
人物周刊：您说过，流行歌是简易形式的经典音乐。您对台湾当下的流行乐坛怎么看，您认为在台湾现行的商业模式下，有多少流行歌曲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
许博允：流行音乐旋律变化不大。严格来讲，10首歌中没有一首可以存在下来，因为大多都是彼此抄袭。可是流行歌在社会层面上有它的意义，它可以让人获得乐趣、获得快捷的安慰，因为它简易嘛。就像数学，发展到多么高深，可是对一般家庭来讲，接触到的也不过就是加减乘除，流行歌曲就是数学的加减乘除。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不必对流行歌曲提太高的要求？
许博允：对它不要提太高的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流行音乐人，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样你才会被留下来。如果你已经成名，你应该走内涵的路线。像“猫王”出名了以后到德国去接受声乐训练。这时候他想的是我怎么保护我的喉咙，我怎么让我的声音特殊化。于是他受益无穷，让他的生涯拉那么长，让他变成一个代表时代的偶像。迈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