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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一个酒窖价值多少?105400000元!这是尹长发升酒窖继承人尹孝功向五粮液提出的最新索赔金额。“那些明代酒窖的价值远远超过1个亿”,她的代理律师陈有西则认为。而尹孝功也表示:“将根据今后对酒窖价值的评估,考虑进一步提高索赔金额。”
这场关于“核心资产”争端的另一方五粮液,却在宜宾市政府表态之后隐身幕后,陷入了沉默。本刊记者屡次致电五粮液集团询问相关情况,其负责回应此事的公关部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联系采访无果,而五粮液集团最近一次对媒体的表态是:“我们现在不对外公布任何消息,一切情况都由政府说明。”
这场纷纷扰扰的纠葛,在历经近9个月的喧嚣之后,似乎变成了尹家“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然而,倘若仔细体察这场权利之争,其内涵之丰富,远非这数月间的争吵和口水所能尽述。这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族在与一个庞大的上市国企争夺珍贵的酒窖,更是浓缩了新中国60年来各个时期个人财产权利流变的历史。
你的现在是我的
鼓楼街,又名古楼街。街如其名,这是老宜宾城最古老也最中心的街道之一。如今深陷漩涡中心的长发升酒坊(五粮液501车间)以及那16口明代酒窖,就静静地坐落在这里。
2009年10月19日,尹孝功去五粮液办公室送租约到期函的时候,她以为这次依然和往年一样:五粮液将在接到到期函约两周后与她联系,然后她会和家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商量,再与五粮液进行谈判。尽管每次谈判都会在租金等问题上有些讨价还价,但毕竟已经签了5次租约,双方也都能按约遵行,尹孝功认为,“应该都算是很顺利的”。
然而,这次的租约到期函却有如石沉大海,尹孝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此,当年12月16日,尹孝功再赴五粮液送函。看到尹孝功又来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脸诧异:“咋个又是你?”
听说上次送来的函已经转交上去,尹孝功也是深感惊讶:“快两个月了,怎么一点音讯都没有?”这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到通知,让她到13楼的法务办去了解情况。
在法务办里等着她的却是五粮液“资产监理部”一位叫张琦的负责人。对方开门见山地表示,“以前的租约是错的”,五粮液才应该是酒窖的主人。
这晴天霹雳般的震撼,令她一时间不知从何驳起。而对方倒也干脆,表示自己只是负责传达一个结果。如果有什么意见,尹孝功要找五粮液的“大老板”国资公司。
普通的续租突然变成了一场近乎单方面的“宣判”,尹孝功的抗议和争执毫无效果。回家之后,屈辱和愤怒更是填满了她的内心。她怎么也想不通,尹家好歹是宜宾的革命世家,自己也一生任教,与人为善,到了古稀之年,却突然要面对来自一家知名国有企业的“蛮横掠夺”。
“干了几十年数学老师,过惯了淡泊如水的生活,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竟然会发生到我们身上来。”尽管已事隔半年多,提及当时的情景,尹孝功依然难忍哽咽……
悬殊的角力
五粮液专卖、五粮液代理、五粮液总经销……走在宜宾的街道上,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这家酒业巨头在一座小城中的巨大影响力。五粮液对宜宾究竟有多重要?据称,超过70%的宜宾市民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从五粮液获得收入。作为当地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企,五粮液似乎已经与这个以酒闻名的川南城市融为一体。
尹孝功很清楚,和五粮液这样的巨人搏斗,必将是一场艰难的角力。但她没想到的是,“敌我力量”的天平,还会向更加悬殊的方向倾斜。
2010年1月10日,尹孝功代表尹家正式回复五粮液的通知,要求五粮液在2010年3月31日前归还酒窖。按尹孝功的说法,这是为了给五粮液足够的时间处理酒窖中剩余的粮食和酒,“我们是讲道理的人”。
与此同时,她开始寻求地方政府的帮助。2月2日,她给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写信反映情况。随后,市长秘书赴宜宾国资委调查,从而让尹孝功第一次获得了与五粮液“大老板”——宜宾国资委和宜宾国资公司会面的机会。
2010年3月15日——这个全国“维权”的日子——似乎是对会面基调的一个暗示。然而,这次会谈依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国资委和国资公司的领导只是要求她汇报情况,提出自己的方案,却并没有给出任何承诺。此后,尹孝功一再催促,得到的回答却仅仅是会谈的结果“已经向领导汇报,领导很重视,但还没有交办”。尹孝功又从五粮液方面听说,就在3月16日,她与国资方面会谈后的第2天,竟有领导对五粮液表态,称这将是一场“国有资产的保卫战”!
尹孝功坐不住了,不得不开始考虑最坏的情况——诉诸法律,她一面寻求法律方面的支持,一面依然还对沟通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不少律师都对尹孝功的遭遇深表关注,而首先介入此事的,是著名的维权律师、“中国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维权第一人”严义明。4月20日,严义明亲赴宜宾,陪同尹孝功与五粮液进行法律方面的交涉,要求确认尹家对酒窖的所有权,并希望双方和解。“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律师们,像严义明律师,完全是出于正义感,都是义务的。包括现在的陈有西律师,律师费也很低。”
然而,知名律师的帮助和支持并没能改变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4月20日的那次会面,五粮液副总郑晚宾表示,理解尹孝功的维权行动,但坚持酒窖实际属于五粮液。他还劝说尹孝功,不要把这件事诉诸法律,如果闹到法院,五粮液已经掌握了很多证据,“有80%的胜算”。
与之相印证的是,会面时,五粮液方面还带来了一个大文件盒。据称,里面的证据足以证明酒窖的归属。但鉴于当天并不是正式的法律交锋,郑晚宾建议双方都不必把证据拿出来,并承诺3天内给尹孝功答复。
然而,3天之后,尹孝功并没有等来答复。4月27日,她再度致电郑晚宾,得到的回应却是“领导都出差了,没有交办”。尹孝功隐隐觉得对方似乎在拖延时间,但她没有料到,拖延的结果,竟然是5月12日翠屏区政府的一纸通知:撤销宜宾市人民政府发(1984)字454号文件签注部分内容。
“我与五粮液的产权争议,为什么政府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介入?政府当年正式下发的文件,怎么能说撤销就撤销?”收到通知的那一刻,尹孝功彻底愤怒了。
法律争锋
要保护祖业,起诉,成了尹孝功的唯一出路。
2010年6月20日,尹孝功分别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直接告上省高院,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防止案件在宜宾本地审理可能受到五粮液巨大影响力的干扰。同时,一直关注此事进展的陈有西律师,正式成为了尹孝功的代理律师。
然而,四川高院的民事受理级别管辖为标的1亿元以上,行政案由高院一审也没有先例。因此,为了达到省高院的标的要求,尹家将民事诉讼的索赔请求直接从540万元提高到10540万元。倘若能够成功立案,不仅将造就中国民事侵权案个人起诉标的最大的案件,也将给尹家带来直接的经济压力——预缴的诉讼费至少将达到50万元。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五粮液曾提及过“充足的证据”,五粮液难道真的能够证明酒窖其实不属于尹家?当初的那个文件盒仍旧神秘,但从目前披露出的一些情况,人们似乎可以一窥五粮液证据的秘密。
首先是五粮液已经购买了酒窖上方的厂房和尹家自留房,因此酒窖也就自然归属五粮液所有了。然而,如今尹孝功依然拥有酒窖和酒窖上方18.17平方米房屋的产权,这得到了1984年“454号文件”的确认——这也是宜宾市翠屏区政府急于撤销454号文件签注部分内容的原因。
还有观点认为,长发升的酒窖已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经租”了出去,根据政策,经租的房子是没有继承权的。然而,“经租”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为,而长发升的租赁却止于尹家与国营二十四酒厂间。何况,经租针对的只是房产,而酒窖却是生产资料,根本谈不上经租。尹孝功的代理律师陈有西也认为,说酒窖已被经租,很难站得住脚。
不过,无论是代理律师还是尹孝功自己,现在都对手中的证据有充分的信心。他们唯一担心的是,省高院究竟会不会立案?案件会不会发回宜宾审理?毕竟,从2010年6月20日寄出诉状至今,已经远远超出了省高院确定是否立案的时限。
心结
伴随着酒窖之争的不断升级,一些因当年租赁关系而暂时掩盖的矛盾也正激化发酵。
“五粮液一直都不信任我们,收藏窖泥、申报国家级文物都是背着我们做的。这些都是好事,难道我们会不支持吗?我们还能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料,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尹孝功认为,五粮液的这种不信任不仅损害了尹家,同时也伤害了五粮液。例如,五粮液撰写的酒史同样没有咨询过尹家,其结果,却是“史料不足,只能杜撰”。
根据五粮液公开资料,“五粮液”得名于1909年,是“陈氏秘方”传人邓子均将酒带到一个家宴上,由举人杨惠泉命名——这与尹家说法有颇多不同。而根据史料,1909年杨惠泉还在北京任教,而邓子均尚未开始从事酒类生产,如何能成为五粮液的第一代创始人?尹孝功表示,她还就此质询五粮液董事长王国春,王国春说这是“商业宣传的需要”。但尹孝功却认为,这种宣传是对尹家极大的不尊重。
其实,在尹家和五粮液之间,这种不信任是相互的。例如,关于酒窖的租金,当初虽然确定为每年递增3%,但实际每次续租都要重新进行谈判。尹孝功认为,如今五粮液发展迅猛,仅仅是品牌价值就超过了450亿元,自家的明代酒窖在其中功劳不小,20万元左右的年租金和3%的增长率严重偏低。但她也不否认,这也可能是导致五粮液由于担心租金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而采取如今的极端手段“收回”酒窖的诱因之一。
尹孝功甚至回想起,早在2007年续租的时候,五粮液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当时传言说王国春可能要退休,就有人出来说和我们签的租约是错的,还有人怀疑‘454号文件’上‘酒窖属房主所有’的签注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如今,这段往事进一步加重了尹家对五粮液的防范之心。
如今,酒窖的所有权之争依然未到尽头,但当初完全任尹孝功自由出入的祖传酒窖,如今已受命对她“闭门谢客”。而被隔离在“自家酒窖”外的尹孝功,近段时间也接到了一些其他酒厂寻求合作的电话,但她暂时没有理会。用她的话说,她现在只是全心全意的想拿回酒窖,至于酒窖的未来怎么办,还得要和兄妹们共同商量决定。
五粮液酒窖究竟该是谁的?或许最终只能由法津来给出答案。
编 辑 白 灵
E-mail:bl@caistv.com
这场关于“核心资产”争端的另一方五粮液,却在宜宾市政府表态之后隐身幕后,陷入了沉默。本刊记者屡次致电五粮液集团询问相关情况,其负责回应此事的公关部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联系采访无果,而五粮液集团最近一次对媒体的表态是:“我们现在不对外公布任何消息,一切情况都由政府说明。”
这场纷纷扰扰的纠葛,在历经近9个月的喧嚣之后,似乎变成了尹家“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然而,倘若仔细体察这场权利之争,其内涵之丰富,远非这数月间的争吵和口水所能尽述。这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族在与一个庞大的上市国企争夺珍贵的酒窖,更是浓缩了新中国60年来各个时期个人财产权利流变的历史。
你的现在是我的
鼓楼街,又名古楼街。街如其名,这是老宜宾城最古老也最中心的街道之一。如今深陷漩涡中心的长发升酒坊(五粮液501车间)以及那16口明代酒窖,就静静地坐落在这里。
2009年10月19日,尹孝功去五粮液办公室送租约到期函的时候,她以为这次依然和往年一样:五粮液将在接到到期函约两周后与她联系,然后她会和家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商量,再与五粮液进行谈判。尽管每次谈判都会在租金等问题上有些讨价还价,但毕竟已经签了5次租约,双方也都能按约遵行,尹孝功认为,“应该都算是很顺利的”。
然而,这次的租约到期函却有如石沉大海,尹孝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此,当年12月16日,尹孝功再赴五粮液送函。看到尹孝功又来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脸诧异:“咋个又是你?”
听说上次送来的函已经转交上去,尹孝功也是深感惊讶:“快两个月了,怎么一点音讯都没有?”这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到通知,让她到13楼的法务办去了解情况。
在法务办里等着她的却是五粮液“资产监理部”一位叫张琦的负责人。对方开门见山地表示,“以前的租约是错的”,五粮液才应该是酒窖的主人。
这晴天霹雳般的震撼,令她一时间不知从何驳起。而对方倒也干脆,表示自己只是负责传达一个结果。如果有什么意见,尹孝功要找五粮液的“大老板”国资公司。
普通的续租突然变成了一场近乎单方面的“宣判”,尹孝功的抗议和争执毫无效果。回家之后,屈辱和愤怒更是填满了她的内心。她怎么也想不通,尹家好歹是宜宾的革命世家,自己也一生任教,与人为善,到了古稀之年,却突然要面对来自一家知名国有企业的“蛮横掠夺”。
“干了几十年数学老师,过惯了淡泊如水的生活,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竟然会发生到我们身上来。”尽管已事隔半年多,提及当时的情景,尹孝功依然难忍哽咽……
悬殊的角力
五粮液专卖、五粮液代理、五粮液总经销……走在宜宾的街道上,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这家酒业巨头在一座小城中的巨大影响力。五粮液对宜宾究竟有多重要?据称,超过70%的宜宾市民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从五粮液获得收入。作为当地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企,五粮液似乎已经与这个以酒闻名的川南城市融为一体。
尹孝功很清楚,和五粮液这样的巨人搏斗,必将是一场艰难的角力。但她没想到的是,“敌我力量”的天平,还会向更加悬殊的方向倾斜。
2010年1月10日,尹孝功代表尹家正式回复五粮液的通知,要求五粮液在2010年3月31日前归还酒窖。按尹孝功的说法,这是为了给五粮液足够的时间处理酒窖中剩余的粮食和酒,“我们是讲道理的人”。
与此同时,她开始寻求地方政府的帮助。2月2日,她给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写信反映情况。随后,市长秘书赴宜宾国资委调查,从而让尹孝功第一次获得了与五粮液“大老板”——宜宾国资委和宜宾国资公司会面的机会。
2010年3月15日——这个全国“维权”的日子——似乎是对会面基调的一个暗示。然而,这次会谈依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国资委和国资公司的领导只是要求她汇报情况,提出自己的方案,却并没有给出任何承诺。此后,尹孝功一再催促,得到的回答却仅仅是会谈的结果“已经向领导汇报,领导很重视,但还没有交办”。尹孝功又从五粮液方面听说,就在3月16日,她与国资方面会谈后的第2天,竟有领导对五粮液表态,称这将是一场“国有资产的保卫战”!
尹孝功坐不住了,不得不开始考虑最坏的情况——诉诸法律,她一面寻求法律方面的支持,一面依然还对沟通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不少律师都对尹孝功的遭遇深表关注,而首先介入此事的,是著名的维权律师、“中国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维权第一人”严义明。4月20日,严义明亲赴宜宾,陪同尹孝功与五粮液进行法律方面的交涉,要求确认尹家对酒窖的所有权,并希望双方和解。“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律师们,像严义明律师,完全是出于正义感,都是义务的。包括现在的陈有西律师,律师费也很低。”
然而,知名律师的帮助和支持并没能改变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4月20日的那次会面,五粮液副总郑晚宾表示,理解尹孝功的维权行动,但坚持酒窖实际属于五粮液。他还劝说尹孝功,不要把这件事诉诸法律,如果闹到法院,五粮液已经掌握了很多证据,“有80%的胜算”。
与之相印证的是,会面时,五粮液方面还带来了一个大文件盒。据称,里面的证据足以证明酒窖的归属。但鉴于当天并不是正式的法律交锋,郑晚宾建议双方都不必把证据拿出来,并承诺3天内给尹孝功答复。
然而,3天之后,尹孝功并没有等来答复。4月27日,她再度致电郑晚宾,得到的回应却是“领导都出差了,没有交办”。尹孝功隐隐觉得对方似乎在拖延时间,但她没有料到,拖延的结果,竟然是5月12日翠屏区政府的一纸通知:撤销宜宾市人民政府发(1984)字454号文件签注部分内容。
“我与五粮液的产权争议,为什么政府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介入?政府当年正式下发的文件,怎么能说撤销就撤销?”收到通知的那一刻,尹孝功彻底愤怒了。
法律争锋
要保护祖业,起诉,成了尹孝功的唯一出路。
2010年6月20日,尹孝功分别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直接告上省高院,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防止案件在宜宾本地审理可能受到五粮液巨大影响力的干扰。同时,一直关注此事进展的陈有西律师,正式成为了尹孝功的代理律师。
然而,四川高院的民事受理级别管辖为标的1亿元以上,行政案由高院一审也没有先例。因此,为了达到省高院的标的要求,尹家将民事诉讼的索赔请求直接从540万元提高到10540万元。倘若能够成功立案,不仅将造就中国民事侵权案个人起诉标的最大的案件,也将给尹家带来直接的经济压力——预缴的诉讼费至少将达到50万元。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五粮液曾提及过“充足的证据”,五粮液难道真的能够证明酒窖其实不属于尹家?当初的那个文件盒仍旧神秘,但从目前披露出的一些情况,人们似乎可以一窥五粮液证据的秘密。
首先是五粮液已经购买了酒窖上方的厂房和尹家自留房,因此酒窖也就自然归属五粮液所有了。然而,如今尹孝功依然拥有酒窖和酒窖上方18.17平方米房屋的产权,这得到了1984年“454号文件”的确认——这也是宜宾市翠屏区政府急于撤销454号文件签注部分内容的原因。
还有观点认为,长发升的酒窖已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经租”了出去,根据政策,经租的房子是没有继承权的。然而,“经租”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为,而长发升的租赁却止于尹家与国营二十四酒厂间。何况,经租针对的只是房产,而酒窖却是生产资料,根本谈不上经租。尹孝功的代理律师陈有西也认为,说酒窖已被经租,很难站得住脚。
不过,无论是代理律师还是尹孝功自己,现在都对手中的证据有充分的信心。他们唯一担心的是,省高院究竟会不会立案?案件会不会发回宜宾审理?毕竟,从2010年6月20日寄出诉状至今,已经远远超出了省高院确定是否立案的时限。
心结
伴随着酒窖之争的不断升级,一些因当年租赁关系而暂时掩盖的矛盾也正激化发酵。
“五粮液一直都不信任我们,收藏窖泥、申报国家级文物都是背着我们做的。这些都是好事,难道我们会不支持吗?我们还能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料,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尹孝功认为,五粮液的这种不信任不仅损害了尹家,同时也伤害了五粮液。例如,五粮液撰写的酒史同样没有咨询过尹家,其结果,却是“史料不足,只能杜撰”。
根据五粮液公开资料,“五粮液”得名于1909年,是“陈氏秘方”传人邓子均将酒带到一个家宴上,由举人杨惠泉命名——这与尹家说法有颇多不同。而根据史料,1909年杨惠泉还在北京任教,而邓子均尚未开始从事酒类生产,如何能成为五粮液的第一代创始人?尹孝功表示,她还就此质询五粮液董事长王国春,王国春说这是“商业宣传的需要”。但尹孝功却认为,这种宣传是对尹家极大的不尊重。
其实,在尹家和五粮液之间,这种不信任是相互的。例如,关于酒窖的租金,当初虽然确定为每年递增3%,但实际每次续租都要重新进行谈判。尹孝功认为,如今五粮液发展迅猛,仅仅是品牌价值就超过了450亿元,自家的明代酒窖在其中功劳不小,20万元左右的年租金和3%的增长率严重偏低。但她也不否认,这也可能是导致五粮液由于担心租金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而采取如今的极端手段“收回”酒窖的诱因之一。
尹孝功甚至回想起,早在2007年续租的时候,五粮液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当时传言说王国春可能要退休,就有人出来说和我们签的租约是错的,还有人怀疑‘454号文件’上‘酒窖属房主所有’的签注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如今,这段往事进一步加重了尹家对五粮液的防范之心。
如今,酒窖的所有权之争依然未到尽头,但当初完全任尹孝功自由出入的祖传酒窖,如今已受命对她“闭门谢客”。而被隔离在“自家酒窖”外的尹孝功,近段时间也接到了一些其他酒厂寻求合作的电话,但她暂时没有理会。用她的话说,她现在只是全心全意的想拿回酒窖,至于酒窖的未来怎么办,还得要和兄妹们共同商量决定。
五粮液酒窖究竟该是谁的?或许最终只能由法津来给出答案。
编 辑 白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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