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文化及文本互文性之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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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互文性是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不仅指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指涉,还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即言语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关联。莫里森的名著《宠儿》在创作中成功地体现了文化和文本的互文性,使其成为一部扣人心弦之作。
  关键词: 互文性 文本互文性 小说《宠儿》
  一、互文性理论简述
  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了互文性理论。这一概念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特瓦于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讨语言、文化的关联性。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大量出现在西方文论中,涉及多门学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社科人文文本都存在互文关系。互文当代互文性理论产生于后现代文本创作研究的背景之下,属于文学理论范畴。因为正是米伊尔·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结构小说,对话主义和文学狂欢节的研究,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内涵。巴赫金的研究者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在1966年首次使用了intertextuality这个词(中文译成“互文性”),她在1967年又指出,互文性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克里斯特瓦的定义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把文本看成语言的载体。克里斯特瓦在总结巴赫金和巴特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的互文性理论更为深入地剖析了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及其他文本的联系。互文性理论强调文学文本不能脱离其宏大的文化文本,所有的文学文本的背后都蕴涵着意识形态和阶级性等社会因素。文学文本的效果往往与其所处的历史、社会及政治等文化文本或其他文学文本相互指涉。克里斯特瓦提出的互文性不仅指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吸收和转化”,还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关联。所谓的文化文本就是指言语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根据互文性理论,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中,是对社会、历史文本的摘取和反映。互文性既可以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又可以指文本与社会、历史等语境之间的映射。
  艾略特是另一位对互文理论做出贡献的学者,他曾说:“小诗人借,大诗人偷。”这种“偷”是指文本在“互文性的镜子”里的相互反映。诗人的个性不在于他的创新,也不在于他的模仿,而在于他把一切先前文学的精华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这样过去与现在的话语同时共存。他说:“我们常常会发现: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都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互文性不指一部作品在立意、艺术手法等方面受到其他作品的影响,而且指明显仿拟前人词句和典故的现象。互文性理论不仅注重文本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注重文本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由于文化差异,这些互文性的关联往往比较难以为另一文化体系的读者知晓,因此它们成为语际转换的“超语言因素”和理解的障碍。读者若没有把握住互文性,就会造成对文本的误读。所以本文将从文化和文本两个方面,以《宠儿》为例来解读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以此来揭示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在意识形态背景下的深刻内涵。
  二、《宠儿》中的文化互文性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文坛一位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她的《宠儿》被认为是她最好的作品,1993年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她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黑人历史与黑人文化的机会。她的成功不仅证明了她在文学领域的个人的成就,还标志着非洲裔美国作家得到了广泛承认。托妮·莫里森从黑人女性的角度,通过她的作品展现了一段段奴隶制度下黑人命运的血泪史。更重要的是通过紧密的情节安排和引人入胜的叙述,她强有力地表现出黑人坚毅不屈的性格。在黑人文学领域,通过探索创新的写作风格和提倡勇于表达自我,莫里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基于真实的历史故事,她创作了《宠儿》,这是黑人文学史上一部不朽之作,通过特殊的写作技巧和叙述安排揭示出在非人的奴隶制下黑人女性被剥夺了为人母与为人女的权力,描绘了一名黑人女奴隶解救自己和自己孩子的残酷经历。《宠儿》再现了饱受摧残、被迫沉默了很久的一个声音,这个被长久忽视的声音正是美国黑人的自由呼声。莫里森的作品大多涉及社会底层的黑人或黑人奴隶。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一个群体,非洲裔美国人民的文化和家庭遭到破坏,失去自由的生活、艰苦繁重的劳作,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非洲裔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莫里森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奴隶制,还包括奴隶制被废除后的黑人生存状况及黑人的精神世界。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精神力量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特质,从而构成了作品与文化的互文性,深刻地再现了时代的政治特征和精神状况,警醒了参与运动的各方力量。
  莫里森的《宠儿》与黑人的典型遭遇构成文化互文以引起人们对于美国黑人群体的关注。《宠儿》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构思而成。1855年美国当地报纸报道了一个从肯塔基州逃亡的名叫玛格丽特·戛纳(Margaret Garner)的奴隶的遭遇。根据美国国会于1793年和1850年所通过的《逃亡奴隶法》,全国所有的法院执行官有责任捕捉并遣返越州逃亡的奴隶。玛格丽特·戛纳在面对自己和孩子将被捕获并遣返的事实,为了不让孩子再次沦为奴隶,遭受痛苦,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现实中的玛格丽特·戛纳成为小说《宠儿》中杀死自己两岁女儿“宠儿”的逃亡奴隶塞斯(Sethe)。小说中的宠儿开始只是一个鬼魂,继而被赋予肉体,与塞斯生活在一起。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深刻地刻画了塞斯失去女儿后的真实的心理或精神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奴隶对这种制度的恐惧、憎恶与绝望。这种心路历程在现实社会底层的黑人中有着强烈的共鸣。《宠儿》等作品与黑人叙事的历史性转换构成文化互文以引起人们对意识形态发展的关注。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不是要改变历史事实而是要“重新强调”过去以便发掘存在于经典奴隶故事中的新的意义。《宠儿》以现实为背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将创作的领域由物质世界拓展到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叙事风格的转变引领读者回到曾被压制、忽视、忘却的过去,重温历史,以避免在建立文化身份中或误入歧途,或以偏概全。   三、《宠儿》中的文本互文性
  传统非洲文化、古希腊神话及圣经等经典作品大量出现在莫里森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传统文本中的隐喻、意象或典故被莫里森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以非线性的叙事手段将现代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底层人物成功位移至文化的中心焦点。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文学中心位移的成功不仅是单一文本的成功,而是整个受压迫的阶级的存在得到了广泛关注的佐证。
  以《宠儿》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不仅与神话原型构成互文,还从内容、传统等方面与其他文本构成互文。《宠儿》中杀婴者的主题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的母题,并得到广泛的关注,其神话原型是古希腊的美狄亚与伊阿宋的故事。美狄亚是科奇斯岛会施法术的公主,她与到岛上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王子一见钟情。美狄亚用自己的法术帮助伊阿宋取得了金羊毛,并与伊阿宋结婚。为了私奔,她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利用父亲收尸之机赢得时间与伊阿宋逃回希腊。后来伊阿宋移情别恋,美狄亚由爱生恨,将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杀死。如果说美狄亚杀婴是为了报复以宣泄心中的愤怒,那么《宠儿》中的杀婴更多是基于无奈的救赎行为。正如前文所述,莫里森笔下的杀婴惨剧是根据真实故事创作的。莫里森的文学作品大多数与《黑人之书》等历史文献或黑人叙事作品相关。《黑人之书》是莫里森所编辑的有关美国黑人的纪实作品,该书记叙了美国黑人三百年的历史,不仅包括美国黑人从奴隶到自由人的生活记录,还揭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产生的黑人文化。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的互文性为读者提供了现实的背景,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更为有力地吸引着现代读者。《宠儿》等文学作品还与当时流行的“黑人叙事”作品形成互文。“黑人叙事”是由获释奴隶讲述亲身经历的一种散文形式的美国黑人文学体裁。经典的黑人奴隶叙事以线性叙事为主,将记忆以独白的形式机械地再现出来。莫里森的作品将黑人叙事形式与魔幻的背景结合起来,采用非线性叙事策略使机械的独白跨越时空,交织穿插于繁复多变的情节中。通过这些文学手段,莫里森将似曾相识的传统文本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使被边缘化的内容成为主流文化中的中心化文学文本。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文学中心位移的成功代表了整个阶级的文化发展的状况。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互文性理论为研究托尼·莫里森的这部经典作品《宠儿》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以尝试的角度。文化互文及文本互文的引入进一步增强了这部经典小说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使得其在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更加淋漓精致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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