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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
1924年,孙中山创办“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其校名先后被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军官学校等”。因为该校初创原址在广州黄埔岛,故一般通称其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国民党95%的将军都出自该校,并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都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战。从这里走出的一大批人物对中国政局的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从北伐到抗日,到解放战争,黄埔师生都是双方历史的主角。
该校校址曾几经搬迁,在大陆分为广州、南京和成都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黄埔军校本部辗转迁至成都,后更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12月,成都解放,黄埔军校在大陆的一个时代也宣告终结。
“我看着蒋介石走的。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郭青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49年12月10日晚,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乘车护送下,最后驶离了军校正门,直奔机场,飞往台湾,最后告别中国大陆。郭青石所在的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第2总队担负着保卫蒋介石的任务,郭青石带领几个同学负责看守军校的大门。此前,郭青石接到了“校长要走了,加强戒备”的电话通知。
1949年12月初,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在一片肃杀中仓促毕业离校,试图向西迁往云南,当时共计有毕业生3005人,其原定的毕业时间最早也要到1950年春夏间。
这批学生兵已经被编入了战斗序列。12月3日晚上,军校包场电影《文天祥》,为即将离校西移的学生兵壮行。这是该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电影聚会。有的学生当场声泪俱下朗诵文天祥的绝命诗,要实践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乱世中的抉择
1947年,郭青石从南京第五中学毕业。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他先报考西南联大地质系,后来又报考了台湾大学矿冶系,但都没有考取。1948年,19岁的他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他坦白:“一个普通的学生,政治上比较落后,一点不敏感。目的也就是吃饭穿衣。”
郭青石顺利地成为第23期陆军军官学校第2总队步3大队第8中队的学生。他回忆军校生活,“那会儿不但训练艰苦,每天还吃不饱,睡不好,简直就是受罪!通常早饭只有粥和花生米,且三分钟后哨响就不许再吃。”
紧张而繁重的军事训练持续了一年,郭青石对外面烽火连天的状况却毫不知情,“军校里消息封锁得很厉害,我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不知道。”
早在1949年9月初,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陆军少将处长李永中、特种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等就与中国共产党西南工作组秘密取得联系,决定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
军校高层策划起义的消息没走漏任何的风声。郭青石回忆,“直到起义前,肖平波才告诉我们国民党大势已去,已经走投无路了。”
12月23日,李永中向正处于西迁途中的第23期黄埔生讲述了当前形势和前阶段同中共的协议,肖平波说,“愿起义的留下,愿跟国民党的向东,愿回家的自便。”12月25日,李永中正式宣布军校起义。他表示:“校长、教育长都坐飞机走了!你们都是青年学生,我不能拿你们年轻的生命去作无谓的牺牲。目前的形势大家非常清楚,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起义。如果说这是罪过,罪过由我一人承担。你们是青年,青年是有前途的,希望你们保重。今后一切行动都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
郭青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会儿我们都比较单纯,政治上一点也不敏感,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起义后的六天就是新年了,我们被要求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什么是五星红旗?我们根本不懂,就往红旗上贴了五颗星星。”
曾广文却并没有跟随大部队参与起义。当年陆军军官学校每周都会轮一位同学到学校的厨房担任“监厨”,可以自由出入校门。那周恰好轮到曾广文,他悄悄溜出了校门。离开之前,曾广文还将自己给国民党留的一封信压到了自己的被子下面。“那封信其实是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我想用这封信表达对国民党今后的前途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祝福。”为了证明自己走得清白,曾广文潇洒地离开,什么都没有带走。不过后来,当报纸上登出“所有离散人员到新都报道”的消息后,曾广文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赶到新都加入了起义的队伍。
王显是曾广文的同班好友。曾广文回忆,王显在第23期学员里是个尖子人才。他当时参加了起义,但后来被 “资遣”回家。王显收拾行囊,准备回到东北老家,到了郑州却没有再继续北上,他选择只身去往台湾。
混乱的局势中,第23期黄埔生沈洪壮跑回了成都的家。因为家里困难,他和一位广州的同学私下商量,决定先到香港看看。1950年的1月,成都的天空飘着雪花,满城阴霾透着冰冷。沈洪壮穿着国民党发的灰色军大衣,带上一条军毯,揣着5块银元,从成都的新都县出发,先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后来又坐船经过汉口。码头上人潮汹涌,三个人奋力挤进了船舱。经过了五六天才辗转来到了香港。沈洪壮回忆:“没钱买饭,我们吃得很节省,最简单的是一个小菜,两碗饭,只花几毛钱。”后来一位姓常的学生代表在香港找到了陆军军官学校老校长关麟徵,对他说:“校长,我们是逃出来的,现在没人管我们了。”关麟徵给每人发了两百港币。沈洪壮拿着这些钱买了些牙膏、牙刷、毛巾等一些生活用品。一行人获得台湾当局批准,乘船赴台。
留在大陆的第23期黄埔生依然是大多数。多年以后,郭青石听说武汉有个专门刊登“旧闻”的报纸,刊登文章说第23期黄埔生全部被歼灭,他还特地写了封信前去纠正。
命运的转弯
陆军军官学校被解放军接收后,被重组为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郭青石介绍:“起义之后,先缴枪。集体去川西分校训练去了,相当于去改造。”
1950年6月,原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结束了半年的学习,表现不够积极的被“资遣”返乡。大多数学员被分配到部队,投入了成渝铁路及其他筑路修建任务。
郭青石留在了部队,先修了一段时间的铁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郭青石为表明自己的决心,自愿写下血书“申请加入抗美援朝!”也有位同学用血书写了“抗朝援美”,被拘留审查了两年。
郭青石最终同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的400余名同学参加了志愿军。据郭青石回忆:“这400人,都是政治觉悟高,要求进步的人。”郭青石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序列的六十军政治部文工团,之前还不敢告诉家人,怕泄露军事秘密。不料一过鸭绿江,郭青石就听到了敌人的广播,说:“六十军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从四川来……”
郭青石穿梭在美军的枪林弹雨下。有一次在丛林里为战士们表演自编的《李大娘捐飞机》,敌机就在上空盘旋,耳边炮声和枪声正隆,可郭青石仍然英勇地坚持演出。即便如此,郭青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认为黄埔出身的人一直受歧视,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更大的打击还在战争结束后,当了5年兵的郭青石离开了部队,没有被“复员”而是被“资遣”回去了,他从来不愿意对人提起这段经历:“当时一个小兵,带着枪押着我回去,我真哭了,我觉得太伤人心了。”
郭青石并不知道,就在“三八线”的另一边,也有第23期的同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曾经在《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里记述,在当时的美军战俘营里,最后的黄埔生们曾以尴尬的身份相见:一边是志愿军战俘,一边则是协助美方管理中国战俘的台湾特务。而志愿军战俘当中,第23期黄埔生有人选择大陆,有人则去了台湾。
郭青石被资遣到北京,他考上了国际书店,当了一名办事员。上世纪50年代,单位里提出来帮助党整风,不提意见不行,否则就是“思想隐蔽”,郭青石无奈,提了三条意见,一是北京东单有个烧鸡店卖的其实是乌鸦,政府为什么不管?二是当兵不能当长了,否则容易成“兵油子”;三是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除了“团结教育改造”外,他认为还有一个“踢开”。
郭青石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当时每个单位都有右派指标,郭青石后来才发现,自己之所以成为右派,是因为“不够数,给补上的”,而且这一补就成为了“双料”坏人:“右派”加“历史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当然是指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的经历。当时留在大陆的23期黄埔生,大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从1979年开始搜集黄埔历史资料,在川西邛崃的大山里,他碰到了不少隐姓埋名、装聋作哑的黄埔生。他曾一口气访问过全国400多个23期黄埔生,却没有见到一个人保存有本期的同学录,那曾是清查反革命的佐证。他最后在位于深山的一个档案馆中,查到一本残缺的同学录,蒋介石照片的四周故意被画上了4条小腿,“乍看全图案恰是一个伸开四肢的王八” 。
1957年,郭青石被发配到清河农场,一呆就是十九年。跟他同时送来的一个在上海书店工作过的右派,后来在农场连饿带病死了。面对人生的变故,郭青石只能选择自我排遣,逢年过节,郭青石组织个乐队,演出之前首先预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然后开始演奏曲目,那时主要教农场的家属们唱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你得活下去啊!”郭青石告诉记者,他当时每个月挣32块钱,刨出饭钱,他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我把我那车弄的前面一个灯,后面两个尾灯。”
郭青石还挑灯夜战,自学了建筑设计。他为农场自行设计了医务室和一座水塔,至今引以为傲的是,这两个建筑物居然都经受住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当时清河农场距唐山震中仅有50公里,损失十分惨重,一片废墟中,由郭青石设计的医务室完好无损,水塔也只是震掉了小部分墙体,还可以继续使用。
虽然年轻时的郭青石长相不错又颇有才华,但因为有“历史污点”,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结婚的时候,郭青石已经快50岁了。
1978年,郭青石离开了清河农场。1981年11月15日,昔日的部队给他补了“复员”手续。平反后的郭青石继续回到国际书店上班。1989年11月,军人出身的郭青石获得了建筑工程师职称证书。他也是单位里唯一获得该项证书的人。
两岸的聚首
1988年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郭青石编入西城区联络组。当时,好多同学都背有“反右”和“文革”留下的思想包袱,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黄埔出身,甚至碰上昔日同学也不敢相认。年过花甲的郭青石靠自行车和两条腿跑了一家又一家,耐心说服。
不过,在四川等地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23期黄埔生就开始在每个月的23日悄悄聚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参加过若干次聚会,形容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大都腰杆挺拔,“离开黄埔很多年,感觉他们还是一个军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民族魂’,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
报考第23期陆军军官学校,当时规定的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那些彼时尚不谙世事艰险、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各有各的人生路。
沈洪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往台湾的第23期同学里,“现在有当上中将、少将的,有走上了商业之路当上了董事长的,还有的开计程车。现实状况不同,大家个人的境遇也都不同。”沈洪壮抵达台湾后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来成为翻译官、研究员。
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解冻,第23期黄埔生开始通过电话和信件交往。
2009年1月,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的部分同学组团到台湾游玩。曾广文约好王显在宾馆见面,他曾任成都大学校务处主任,校图书馆副馆长等职。王显则在国民党军队中升至中将,成为第23期黄埔生在台湾军阶最高的人。许久未曾碰面的老同学彼此拥抱在一起,回忆在军校的同窗岁月。
2010年5月24日,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代表来到了北京,同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交流活动。郭青石担任该会的副会长,他参与了接待工作。遗憾的是,这一次来的同学里没有第23期的,作为最后的黄埔生,军校里的“小弟弟”,郭青石显得比较沉默。业已古稀的郭青石负有更重的责任,1991年,郭青石当选为西城区特邀政协委员,他曾在西城区政协会议上提交了《集中组织照顾黄埔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提案,即使是当年最年轻的黄埔生,如今也已经步入了垂暮之年。
郭青石说:“没有什么可以怨的,人走这一辈子根本没法预知未来,过去的就过去了。” ★
1924年,孙中山创办“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其校名先后被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军官学校等”。因为该校初创原址在广州黄埔岛,故一般通称其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国民党95%的将军都出自该校,并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都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战。从这里走出的一大批人物对中国政局的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从北伐到抗日,到解放战争,黄埔师生都是双方历史的主角。
该校校址曾几经搬迁,在大陆分为广州、南京和成都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黄埔军校本部辗转迁至成都,后更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12月,成都解放,黄埔军校在大陆的一个时代也宣告终结。
“我看着蒋介石走的。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郭青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49年12月10日晚,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乘车护送下,最后驶离了军校正门,直奔机场,飞往台湾,最后告别中国大陆。郭青石所在的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第2总队担负着保卫蒋介石的任务,郭青石带领几个同学负责看守军校的大门。此前,郭青石接到了“校长要走了,加强戒备”的电话通知。
1949年12月初,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在一片肃杀中仓促毕业离校,试图向西迁往云南,当时共计有毕业生3005人,其原定的毕业时间最早也要到1950年春夏间。
这批学生兵已经被编入了战斗序列。12月3日晚上,军校包场电影《文天祥》,为即将离校西移的学生兵壮行。这是该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电影聚会。有的学生当场声泪俱下朗诵文天祥的绝命诗,要实践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乱世中的抉择
1947年,郭青石从南京第五中学毕业。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他先报考西南联大地质系,后来又报考了台湾大学矿冶系,但都没有考取。1948年,19岁的他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他坦白:“一个普通的学生,政治上比较落后,一点不敏感。目的也就是吃饭穿衣。”
郭青石顺利地成为第23期陆军军官学校第2总队步3大队第8中队的学生。他回忆军校生活,“那会儿不但训练艰苦,每天还吃不饱,睡不好,简直就是受罪!通常早饭只有粥和花生米,且三分钟后哨响就不许再吃。”
紧张而繁重的军事训练持续了一年,郭青石对外面烽火连天的状况却毫不知情,“军校里消息封锁得很厉害,我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不知道。”
早在1949年9月初,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陆军少将处长李永中、特种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等就与中国共产党西南工作组秘密取得联系,决定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
军校高层策划起义的消息没走漏任何的风声。郭青石回忆,“直到起义前,肖平波才告诉我们国民党大势已去,已经走投无路了。”
12月23日,李永中向正处于西迁途中的第23期黄埔生讲述了当前形势和前阶段同中共的协议,肖平波说,“愿起义的留下,愿跟国民党的向东,愿回家的自便。”12月25日,李永中正式宣布军校起义。他表示:“校长、教育长都坐飞机走了!你们都是青年学生,我不能拿你们年轻的生命去作无谓的牺牲。目前的形势大家非常清楚,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起义。如果说这是罪过,罪过由我一人承担。你们是青年,青年是有前途的,希望你们保重。今后一切行动都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
郭青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会儿我们都比较单纯,政治上一点也不敏感,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起义后的六天就是新年了,我们被要求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什么是五星红旗?我们根本不懂,就往红旗上贴了五颗星星。”
曾广文却并没有跟随大部队参与起义。当年陆军军官学校每周都会轮一位同学到学校的厨房担任“监厨”,可以自由出入校门。那周恰好轮到曾广文,他悄悄溜出了校门。离开之前,曾广文还将自己给国民党留的一封信压到了自己的被子下面。“那封信其实是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我想用这封信表达对国民党今后的前途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祝福。”为了证明自己走得清白,曾广文潇洒地离开,什么都没有带走。不过后来,当报纸上登出“所有离散人员到新都报道”的消息后,曾广文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赶到新都加入了起义的队伍。
王显是曾广文的同班好友。曾广文回忆,王显在第23期学员里是个尖子人才。他当时参加了起义,但后来被 “资遣”回家。王显收拾行囊,准备回到东北老家,到了郑州却没有再继续北上,他选择只身去往台湾。
混乱的局势中,第23期黄埔生沈洪壮跑回了成都的家。因为家里困难,他和一位广州的同学私下商量,决定先到香港看看。1950年的1月,成都的天空飘着雪花,满城阴霾透着冰冷。沈洪壮穿着国民党发的灰色军大衣,带上一条军毯,揣着5块银元,从成都的新都县出发,先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后来又坐船经过汉口。码头上人潮汹涌,三个人奋力挤进了船舱。经过了五六天才辗转来到了香港。沈洪壮回忆:“没钱买饭,我们吃得很节省,最简单的是一个小菜,两碗饭,只花几毛钱。”后来一位姓常的学生代表在香港找到了陆军军官学校老校长关麟徵,对他说:“校长,我们是逃出来的,现在没人管我们了。”关麟徵给每人发了两百港币。沈洪壮拿着这些钱买了些牙膏、牙刷、毛巾等一些生活用品。一行人获得台湾当局批准,乘船赴台。
留在大陆的第23期黄埔生依然是大多数。多年以后,郭青石听说武汉有个专门刊登“旧闻”的报纸,刊登文章说第23期黄埔生全部被歼灭,他还特地写了封信前去纠正。
命运的转弯
陆军军官学校被解放军接收后,被重组为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郭青石介绍:“起义之后,先缴枪。集体去川西分校训练去了,相当于去改造。”
1950年6月,原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结束了半年的学习,表现不够积极的被“资遣”返乡。大多数学员被分配到部队,投入了成渝铁路及其他筑路修建任务。
郭青石留在了部队,先修了一段时间的铁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郭青石为表明自己的决心,自愿写下血书“申请加入抗美援朝!”也有位同学用血书写了“抗朝援美”,被拘留审查了两年。
郭青石最终同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的400余名同学参加了志愿军。据郭青石回忆:“这400人,都是政治觉悟高,要求进步的人。”郭青石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序列的六十军政治部文工团,之前还不敢告诉家人,怕泄露军事秘密。不料一过鸭绿江,郭青石就听到了敌人的广播,说:“六十军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从四川来……”
郭青石穿梭在美军的枪林弹雨下。有一次在丛林里为战士们表演自编的《李大娘捐飞机》,敌机就在上空盘旋,耳边炮声和枪声正隆,可郭青石仍然英勇地坚持演出。即便如此,郭青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认为黄埔出身的人一直受歧视,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更大的打击还在战争结束后,当了5年兵的郭青石离开了部队,没有被“复员”而是被“资遣”回去了,他从来不愿意对人提起这段经历:“当时一个小兵,带着枪押着我回去,我真哭了,我觉得太伤人心了。”
郭青石并不知道,就在“三八线”的另一边,也有第23期的同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曾经在《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里记述,在当时的美军战俘营里,最后的黄埔生们曾以尴尬的身份相见:一边是志愿军战俘,一边则是协助美方管理中国战俘的台湾特务。而志愿军战俘当中,第23期黄埔生有人选择大陆,有人则去了台湾。
郭青石被资遣到北京,他考上了国际书店,当了一名办事员。上世纪50年代,单位里提出来帮助党整风,不提意见不行,否则就是“思想隐蔽”,郭青石无奈,提了三条意见,一是北京东单有个烧鸡店卖的其实是乌鸦,政府为什么不管?二是当兵不能当长了,否则容易成“兵油子”;三是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除了“团结教育改造”外,他认为还有一个“踢开”。
郭青石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当时每个单位都有右派指标,郭青石后来才发现,自己之所以成为右派,是因为“不够数,给补上的”,而且这一补就成为了“双料”坏人:“右派”加“历史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当然是指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的经历。当时留在大陆的23期黄埔生,大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从1979年开始搜集黄埔历史资料,在川西邛崃的大山里,他碰到了不少隐姓埋名、装聋作哑的黄埔生。他曾一口气访问过全国400多个23期黄埔生,却没有见到一个人保存有本期的同学录,那曾是清查反革命的佐证。他最后在位于深山的一个档案馆中,查到一本残缺的同学录,蒋介石照片的四周故意被画上了4条小腿,“乍看全图案恰是一个伸开四肢的王八” 。
1957年,郭青石被发配到清河农场,一呆就是十九年。跟他同时送来的一个在上海书店工作过的右派,后来在农场连饿带病死了。面对人生的变故,郭青石只能选择自我排遣,逢年过节,郭青石组织个乐队,演出之前首先预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然后开始演奏曲目,那时主要教农场的家属们唱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你得活下去啊!”郭青石告诉记者,他当时每个月挣32块钱,刨出饭钱,他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我把我那车弄的前面一个灯,后面两个尾灯。”
郭青石还挑灯夜战,自学了建筑设计。他为农场自行设计了医务室和一座水塔,至今引以为傲的是,这两个建筑物居然都经受住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当时清河农场距唐山震中仅有50公里,损失十分惨重,一片废墟中,由郭青石设计的医务室完好无损,水塔也只是震掉了小部分墙体,还可以继续使用。
虽然年轻时的郭青石长相不错又颇有才华,但因为有“历史污点”,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结婚的时候,郭青石已经快50岁了。
1978年,郭青石离开了清河农场。1981年11月15日,昔日的部队给他补了“复员”手续。平反后的郭青石继续回到国际书店上班。1989年11月,军人出身的郭青石获得了建筑工程师职称证书。他也是单位里唯一获得该项证书的人。
两岸的聚首
1988年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郭青石编入西城区联络组。当时,好多同学都背有“反右”和“文革”留下的思想包袱,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黄埔出身,甚至碰上昔日同学也不敢相认。年过花甲的郭青石靠自行车和两条腿跑了一家又一家,耐心说服。
不过,在四川等地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23期黄埔生就开始在每个月的23日悄悄聚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参加过若干次聚会,形容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大都腰杆挺拔,“离开黄埔很多年,感觉他们还是一个军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民族魂’,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
报考第23期陆军军官学校,当时规定的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那些彼时尚不谙世事艰险、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各有各的人生路。
沈洪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往台湾的第23期同学里,“现在有当上中将、少将的,有走上了商业之路当上了董事长的,还有的开计程车。现实状况不同,大家个人的境遇也都不同。”沈洪壮抵达台湾后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来成为翻译官、研究员。
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解冻,第23期黄埔生开始通过电话和信件交往。
2009年1月,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的部分同学组团到台湾游玩。曾广文约好王显在宾馆见面,他曾任成都大学校务处主任,校图书馆副馆长等职。王显则在国民党军队中升至中将,成为第23期黄埔生在台湾军阶最高的人。许久未曾碰面的老同学彼此拥抱在一起,回忆在军校的同窗岁月。
2010年5月24日,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代表来到了北京,同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交流活动。郭青石担任该会的副会长,他参与了接待工作。遗憾的是,这一次来的同学里没有第23期的,作为最后的黄埔生,军校里的“小弟弟”,郭青石显得比较沉默。业已古稀的郭青石负有更重的责任,1991年,郭青石当选为西城区特邀政协委员,他曾在西城区政协会议上提交了《集中组织照顾黄埔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提案,即使是当年最年轻的黄埔生,如今也已经步入了垂暮之年。
郭青石说:“没有什么可以怨的,人走这一辈子根本没法预知未来,过去的就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