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人才选择城市，看整体产业环境
　　田伟 新零售行业公司创业者
　　生活城市：武汉、深圳
　　一家在新零售领域从事无人智能售货柜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公司，从武汉到深圳的迁移，大概代表了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除了人力资源，还要考虑产业聚集效应。
　　公司团队的核心成员曾供职于百度、腾讯、华为等大公司，平均年龄只有28岁。2017年7月，田伟与几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学共同创办了这家公司，起初公司注册于武汉市。
　　这些“老哥们儿”回武汉创业的热情很高，较低的人力和运营费用也为公司节省了大量的初创成本。但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一些资源的短板也显现出来。
　　田伟说：“一是在武汉招不到好的互联网人才，特别是做视觉、懂算法、精通AI技术研发的人；二是公司制造无人售货机所需的上下游硬件设备，深圳更加齐备，具有更多线下生产的红利；三是深圳的融资环境更好。”
　　考虑到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今年3月底，果断将公司迁至深圳，“创业团队的氛围很好，也为此放弃了很多东西。”
　　虽然大家背井离乡，深圳的人力和办公运营等成本高出许多，但公司发展势头很好，短短半年时间，进行了第四轮几千万元的融资，员工规模也增长到100多人。团队很快研发出新的无人售货系统，并且已经有几千台的订单。
　　大城市失去风格，也正失去人才
　　张朋 经营摄影工作室
　　生活城市：天津、南京
　　曾在平面媒体担任视觉总监，拍过微电影，短视频，对于图片影像有着精准判断和专业审美，是专业图片的签约作者。曾在北京生活多年，在北京房价还没涨起来的时候，在通州区置办了一所大House。
　　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他却越来越不喜欢北京的大拆大建，在天津的环线边和南京的森林公园各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
　　“选择天津是因为那里靠海、人少；选择南京是因为我喜欢江南的文化氛围。两处地方都远离人群、安静，符合我的要求。”他最摒弃的就是那些产业园和文化园区，曾经有两个城市向他抛出过橄榄枝，给了非常丰厚的条件。去后一聊，离开走人，以政绩主导的城市管理者的思路让他很不认同。他将城市一窝蜂地抢人看成一场闹剧，不会持久。“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对城市的要求不同。有些人可能会冲着高薪和房子去，但现在的我不看中什么，也没什么需求，因为该有的都有了，只要待着舒服就行。”
　　新北京人爱上北京
　　孙立峰 中伦律师事务所
　　生活城市：北京
　　2002年，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后，到德国洪堡大学学习民商经济法，硕博连读待了7年半。读书期间，担任学院的法学助教，为德国原司法部部长当过法律助理。
　　2010年，回国进入原铁道部“铁路走出去”领导办公室，从事法律工作。这其中有实现个人价值的考虑，也有某种形式来报效国家发自内心的愿望。考虑到在律所工作专业性更强，挑战更大些，想在专业上更强化自己，更丰富项目的阅历，和领导提出辞职。
　　作为陕西人，喜欢北京的厚重历史，有文化积淀，丰富多元。北京没有让他伤心的地方，一来就给了他户口，老婆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孩子也是在北京出生的。一切都美好。
　　生活已经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从事律师这个职业很忙，业余时间，喜欢去Page one和北大东门的万圣书园。国贸律所楼下就有球场，會和律所的朋友一起踢球，去铁路工人文化宫游泳，爱在金融街的星巴克咖啡读书。
　　逃离牢笼，寻觅自然的心安之处
　　舒全登 媒体人
　　生活城市：昆明
　　因为上学的缘故，顺其自然就在北京留下来了，而且带动了家里人纷纷去往北京，最后他又成了最先离开的。
　　至于昆明，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远方叫做彩云之南，在2006年第一次去过后便开始喜欢往那边跑。直到2013年把全国各省都走完后，决定择一城终老，便选了昆明滇池度假区附近。那年刚好也是他的而立之年。有朋友觉得他可能待一两年就不想待了。恰恰相反，越来越喜欢那里。
　　他不大听得懂昆明方言，但没太大影响，因为生活的社区以外地人乃至外国人居多。 他觉得当地人的生活理念也比较吸引人，比较单纯、乐天，生活节奏也慢。总体而言，昆明的商业环境相比一线城市不够成熟，所以他自身的定位是以昆明为生活中心，但是工作或者事业在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