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导师作为巨儒硕学，鸿才河泻，逸藻云翔，且风神各异：梁启超悍锐慷慨，锋发韵流，读其书颇能高大心志；王国维智慧天发，雅赡渊懿，于文史哲诸域多所创获；陈寅恪才雄学厚，论必考出，有每下一字泰山不移之概；赵元任天资卓荦，辞义双胜，于语言学领域堪称巨擘。
　　尽管在学问上自知无法比肩前贤，但在心境上，却自觉颇能与前贤相通。四大导师皆厕身于一种特殊的时代场域之中，感国事之蜩螗，伤文化之裂灭，下瞰兹世，深怀伤悯，自不待言。四大导师对人生、对时弊、对他们情所独钟的教育问题所发出的种种感慨，不唯鞭辟入里，精光四溢，亦正符契我本人的感性体悟。环顾今日，道脉丝悬，举世混浊，钝置心法，四大导师深忧痛慨的所谓“当下”，不正是今日的“现实”吗?独立苍茫，怅望千秋，万端忧思，谁可与诉?此种砭入肌骨的孤独，使我与四大导师的心魂相契相通，并从中获致一种“道不孤”的巨大慰藉；易言之，正是赖于天生的一点清气、倔气、狂气，才葆全了本人学以养心鄙弃作秀的纯粹与超然，日夕优游驰心于学问海中，超然独往，且以人道见道抑且证道弘道而自励自期，不亦快哉!
　　目前，“全球一体化”的提法颇为盛行，这使得不少人文学者以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和问题：用一种所谓“新”方法解释“旧”问题，遂构成当代的“显学”。但这本身就大可怀疑，它其实只是西方学者全球文化支配欲望的一部分。事实上，每一个国家与民族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都是各不相同的。我国自1990年代以降，改革开放的大潮如激浪排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由于难以占据社会舞台的中心而纷纷“走向边缘”，主体的失落使得这一群体自身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尤其是，在传统已然无法发挥昔日的“价值优势”的时下，所谓圣言传播与悲壮情怀，对当今的士人来说，已愈益显得迂阔与空疏，甚至连献身方式都难以找到——基于这一现实语境，如何深入发掘四大导师的价值内涵、学术精髓与人文意蕴，进而高擎他们手中的文化圣焰，让他们的精神爝火彻照于日益贫瘠的人文领地，这理应为每一个有志之士的“正识”，也是笔者撰写此书的旨归所在。
　　又，四大导师作为学术大师，自有昭垂千古的遗则在焉。所谓治学，不是浮游无根的高谈阔论(所谓“六经注我”)，不是脱离现实人文关怀的格义实证，更不是单纯地搬弄材料，征引文献，考索章句，所谓训诂而后方明义理(“我注六经”)，而是先明义理而后藉学术之手段以贯通其说。说到底，也是基于“识”——正因心中有“识”，方能达致王国维先生所谓“不悬目的而目的自生”的境界。进一步说，在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术”，而是万卷蟠胸、透骨入髓的“通识”；缘此，故能在各种材料的错综纷纭中，寻众说之窍要，察诸家之异同，然后奏刀析理，浸成通识定论。又，四大导师皆为才华骞举的大诗人，但他们一入森森黉宇，尽弃昔日风华，愁愁自守其青灯黄卷的枯淡生涯。对此，不少学者颇感困惑。其实，就四大导师而论，皆为“灵、智、慧”兼具的尤物。为学固当用智；但对大学者来说，这种“智”往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与此同时，若辅以诗家之灵悟，则万物于学人之眼中无不著诗之色彩：此即王荆公所谓“盖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苟能如此，径凑单微，则必能体道于玄眇幽邃之域，恍兮惚兮，遂与道合：更能融通综赅，万取一收，“独标胜义于众家之表”。四大导师之所以能精进不已，日新其业，其窍要大抵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