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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辉煌
探寻徽商衰落的原因，还得从其擅长经营的行业说起。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人所共知，徽商自我标榜“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盐、木、典、茶四业为徽商之根本。
盐是徽商的龙头行业，明后期直到清中期，两淮的徽州盐商实力最为显赫，两浙的盐商清一色是徽商。
总商是盐业富商的代表，大总商主要来自歙县。乾隆时期也是徽州盐商最为风光的时候。总商的代表人物江春，总理盐务40余年，家资2000余万两白银，有二品布政司头衔。乾隆六下江南，扬州是必到之地，江春每次都不惜万金曲意逢迎，大得皇帝欢心。1785年，乾隆在北京举行千叟大宴庆祝，江春作为商人代表赴宴，获得乾隆亲赐御杖，一时荣光无限。
再以典当业为例。在明代直到清中期，长江尤其是淮河以南，所有的典当行几乎都由徽商垄断。由于典当易成盗贼销赃场所，事关社会治安，所以开张要凭资质，官府审查特别严格，加上专业性强，能不能赚钱，赚钱多少，与人脉关系极大。徽州商人资本雄厚，与官府关系热络，又精于经营，挤兑得当地商人开的典铺都先后闭歇。所以明代社会上动辄以“徽州当”或“徽典”来形容典当，徽州当几乎成了典当铺的代名词，“徽州朝奉”成了典当铺掌柜的代名词。
四大主业之外，徽州商人还曾在丝绸、棉布和粮食行业中大显身手。明清时期，全国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在江南，号称“衣被天下”。山陕、闽粤商人只是将江南绸布贩运到老家，而徽州商人不仅以长江和运河两大交通干线为据点从事长途贩运，而且控制了棉布生产的起点棉布加工业。
无论“盐木典茶”，还是“丝棉粮食”，都是传统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行业，徽商在这些行业里长袖善舞，曾经把握甚至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人民生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贾而好儒”费资财
徽商之富可谓富可敌国，就连乾隆皇帝都慨叹自己比不上。拥有如此巨额的资金，似乎足以打造一个不朽的产业帝国。但徽商是如何分配资金的呢？
早在明代，徽商便流行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所谓衣锦还乡。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天下，就是因为侨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斗富；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整所宅堂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间，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花黄金百两、白银八十万两。
因为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
以木雕为例，一所不过300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20个木雕师傅做4年。窗户基本都是木雕。然后还有砖雕，不是一般的砖头，上面还刻着花纹。院子是小桥流水，上面有石雕。陈祠堂贴的黄金就高达100两，筹建成本大概是60万两白银。胡忠县家族有个胡氏祠堂，在明朝嘉靖年间的一次维修当中就花了白银1300万两。
就商人的气质和特长而言，徽商是有文化的商帮，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帮中，堪称书卷气最浓。他们虽然号称优秀的商人并不输于大学问家，但骨子里仍是左儒右贾。他们身上的文人情结，在大把金钱的支撑之下自然爆发了出来。
明嘉靖年间，徽商召集了南京的“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大会，让他们东西分列，同时演奏《鸣凤》剧，互相竞争，一分高下，并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到场观看。正是在徽商的扶持赞助下，江南名伶进京汇演，走向各地，唱响全国。据说徽商办堂会，常请名角，唱一出《牡丹亭》16万两白银，《长生殿》40万两白银，令人瞠目结舌。
不得不承认，徽商追求的这种温文尔雅的儒商风度，拉近了徽商与官员的距离，算是另一种投资。
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宴酒谈笑，诗词唱和，相交默契，竟有很多官员仰慕他的才名和风度，亲自登门拜访，这给梅仲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为其生意开了不少方便之门。
总之，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以及享乐，使得徽州商人风雅之名传颂天下，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红顶商人”终受累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还有很大部分消耗在攀援政治势力的巨大花费上。
商人要想成为佼佼者，要想控制甚至垄断某个行业的经营，通常必须与政治或权势建立紧密的联系，获得后者的支持和保障。徽商所经营主要行业，即“盐木典茶”与“丝棉粮食”等，与各级政权最有关系，依附性和攀附性也就特别强。
徽州盐商是在清廷保护下发家致富的，也往往在政府的盘剥下倾家荡产，可谓成于此也败于此。
清朝康乾两朝，除了正规的盐税、各种附捐外，商人还要进行大量的“报效”。仅在1738~1804年，两淮盐商就向政府“捐献”白银3630万两，这还不包括他们为乾隆南游所花费的467万两白银以及向皇帝进献的古玩、字画等，也不包括为盐官们捐献的许多小额款项。
前文提到的“以布衣结交天子”的江春以各种名义捐输报效银数总计达1120万两，并对皇帝各种曲意奉承。乾隆在扬州停留时，江春负责一切接待。某日，乾隆在扬州大虹园游览，在一处景点对左右说，这个地方和南海的琼岛景色很像，只是可惜少了一座塔。江春立即用万两白银贿赂乾隆的近侍，拿到琼岛塔的图案。接着，以重金招募工匠、采购材料，用一夜时间建成一座新塔。次日，乾隆又到园中游览，看见巍然屹立的新塔，还以为是假的。
实际上，两淮盐商所要承担重负的不仅仅限于对皇帝的百般迎合。各级地方官员也将他们视为待宰的肥羊。哪怕是家庭交际之中的小矛盾，只要闹到衙门，必然会被借机敲诈，只能花钱买平安。
除此之外，政府还增设税收名目，对商人进行压榨。政府规定，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钱，称为“程仪”。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还有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
在这些永无休止的需求面前，财力雄厚如江春也难以承担。乾隆曾特意分两次借给他55万两银子以救急。然而，这并未使江春重振家业。江春一死，巨大的亏空随即暴露出来。为偿还债务，他的所有家产全部没收入官，这个曾煊赫五代的盐商家族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而徽商的“贡献“并未能永保平安。到了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为推动官盐的销售，在两淮改变实行了200余年的纲盐法，而实行票盐法。凡是缴纳盐税的商人，均可凭票销盐，这就从体制上一举剥夺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特权，徽州盐商从此一败涂地，渐至式微。
时代洪流
盐政的改革使得徽商的盐业大受打击；运输为宁波商人和江淮商人、山东商人所控后，徽州木商和粮食商人的经营优势从此逐渐丧失；随着山西票号产生、新式银行业兴起，各地开设典铺者中当地人增多，徽州典商强龙难斗地头蛇；其他国家茶叶业的兴盛，世界茶叶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徽州茶商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纷纷歇业；近代开埠后，洋布充斥，江南棉布市场遭受灭顶之灾，徽州棉布商人深受打击……
时代变革，社会剧烈转型，而徽商没有像晋商那样，创出日后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票号业；没有像广东商人、宁波商人甚至洞庭商人那样，从事具有中西交易桥梁作用的买办行业；没有像广东、福建商人那样，走出国门，闯荡世界；也没有像宁波商人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以及其他诸多新式行业；更没有像无锡商人那样，从事近代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典当、茶叶、茶食、徽馆、药业和文房器用等行业中。
守成多而创新少，拘于旧业而转营少。于是徽商的整体能量和影响力，不仅远远落在长期与他们旗鼓相当的晋商下风，更被沿海的广东、宁波商人远远超过，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再加上咸丰初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十几年的兵燹，将徽商的根基彻底摧毁，堵塞了徽商与华北大地的商业大通道——京杭大运河。在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商业大舞台上，徽商终不复曾经的辉煌。
如此说来，徽州商帮的兴衰，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行业的原因，还有时代变迁的原因。
安徽师范大学周晓光、李琳琦等徽学研究者也指出，徽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与其不遗余力地攀援政治势力有关。清朝后期，徽商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徽商也就日薄西山，日益凋敝了。
编 辑 唐 婷
E-mail:romarin94@163.com
探寻徽商衰落的原因，还得从其擅长经营的行业说起。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人所共知，徽商自我标榜“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盐、木、典、茶四业为徽商之根本。
盐是徽商的龙头行业，明后期直到清中期，两淮的徽州盐商实力最为显赫，两浙的盐商清一色是徽商。
总商是盐业富商的代表，大总商主要来自歙县。乾隆时期也是徽州盐商最为风光的时候。总商的代表人物江春，总理盐务40余年，家资2000余万两白银，有二品布政司头衔。乾隆六下江南，扬州是必到之地，江春每次都不惜万金曲意逢迎，大得皇帝欢心。1785年，乾隆在北京举行千叟大宴庆祝，江春作为商人代表赴宴，获得乾隆亲赐御杖，一时荣光无限。
再以典当业为例。在明代直到清中期，长江尤其是淮河以南，所有的典当行几乎都由徽商垄断。由于典当易成盗贼销赃场所，事关社会治安，所以开张要凭资质，官府审查特别严格，加上专业性强，能不能赚钱，赚钱多少，与人脉关系极大。徽州商人资本雄厚，与官府关系热络，又精于经营，挤兑得当地商人开的典铺都先后闭歇。所以明代社会上动辄以“徽州当”或“徽典”来形容典当，徽州当几乎成了典当铺的代名词，“徽州朝奉”成了典当铺掌柜的代名词。
四大主业之外，徽州商人还曾在丝绸、棉布和粮食行业中大显身手。明清时期，全国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在江南，号称“衣被天下”。山陕、闽粤商人只是将江南绸布贩运到老家，而徽州商人不仅以长江和运河两大交通干线为据点从事长途贩运，而且控制了棉布生产的起点棉布加工业。
无论“盐木典茶”，还是“丝棉粮食”，都是传统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行业，徽商在这些行业里长袖善舞，曾经把握甚至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人民生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贾而好儒”费资财
徽商之富可谓富可敌国，就连乾隆皇帝都慨叹自己比不上。拥有如此巨额的资金，似乎足以打造一个不朽的产业帝国。但徽商是如何分配资金的呢？
早在明代，徽商便流行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所谓衣锦还乡。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天下，就是因为侨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斗富；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整所宅堂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间，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花黄金百两、白银八十万两。
因为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
以木雕为例，一所不过300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20个木雕师傅做4年。窗户基本都是木雕。然后还有砖雕，不是一般的砖头，上面还刻着花纹。院子是小桥流水，上面有石雕。陈祠堂贴的黄金就高达100两，筹建成本大概是60万两白银。胡忠县家族有个胡氏祠堂，在明朝嘉靖年间的一次维修当中就花了白银1300万两。
就商人的气质和特长而言，徽商是有文化的商帮，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帮中，堪称书卷气最浓。他们虽然号称优秀的商人并不输于大学问家，但骨子里仍是左儒右贾。他们身上的文人情结，在大把金钱的支撑之下自然爆发了出来。
明嘉靖年间，徽商召集了南京的“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大会，让他们东西分列，同时演奏《鸣凤》剧，互相竞争，一分高下，并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到场观看。正是在徽商的扶持赞助下，江南名伶进京汇演，走向各地，唱响全国。据说徽商办堂会，常请名角，唱一出《牡丹亭》16万两白银，《长生殿》40万两白银，令人瞠目结舌。
不得不承认，徽商追求的这种温文尔雅的儒商风度，拉近了徽商与官员的距离，算是另一种投资。
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宴酒谈笑，诗词唱和，相交默契，竟有很多官员仰慕他的才名和风度，亲自登门拜访，这给梅仲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为其生意开了不少方便之门。
总之，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以及享乐，使得徽州商人风雅之名传颂天下，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红顶商人”终受累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还有很大部分消耗在攀援政治势力的巨大花费上。
商人要想成为佼佼者，要想控制甚至垄断某个行业的经营，通常必须与政治或权势建立紧密的联系，获得后者的支持和保障。徽商所经营主要行业，即“盐木典茶”与“丝棉粮食”等，与各级政权最有关系，依附性和攀附性也就特别强。
徽州盐商是在清廷保护下发家致富的，也往往在政府的盘剥下倾家荡产，可谓成于此也败于此。
清朝康乾两朝，除了正规的盐税、各种附捐外，商人还要进行大量的“报效”。仅在1738~1804年，两淮盐商就向政府“捐献”白银3630万两，这还不包括他们为乾隆南游所花费的467万两白银以及向皇帝进献的古玩、字画等，也不包括为盐官们捐献的许多小额款项。
前文提到的“以布衣结交天子”的江春以各种名义捐输报效银数总计达1120万两，并对皇帝各种曲意奉承。乾隆在扬州停留时，江春负责一切接待。某日，乾隆在扬州大虹园游览，在一处景点对左右说，这个地方和南海的琼岛景色很像，只是可惜少了一座塔。江春立即用万两白银贿赂乾隆的近侍，拿到琼岛塔的图案。接着，以重金招募工匠、采购材料，用一夜时间建成一座新塔。次日，乾隆又到园中游览，看见巍然屹立的新塔，还以为是假的。
实际上，两淮盐商所要承担重负的不仅仅限于对皇帝的百般迎合。各级地方官员也将他们视为待宰的肥羊。哪怕是家庭交际之中的小矛盾，只要闹到衙门，必然会被借机敲诈，只能花钱买平安。
除此之外，政府还增设税收名目，对商人进行压榨。政府规定，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钱，称为“程仪”。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还有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
在这些永无休止的需求面前，财力雄厚如江春也难以承担。乾隆曾特意分两次借给他55万两银子以救急。然而，这并未使江春重振家业。江春一死，巨大的亏空随即暴露出来。为偿还债务，他的所有家产全部没收入官，这个曾煊赫五代的盐商家族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而徽商的“贡献“并未能永保平安。到了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为推动官盐的销售，在两淮改变实行了200余年的纲盐法，而实行票盐法。凡是缴纳盐税的商人，均可凭票销盐，这就从体制上一举剥夺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特权，徽州盐商从此一败涂地，渐至式微。
时代洪流
盐政的改革使得徽商的盐业大受打击；运输为宁波商人和江淮商人、山东商人所控后，徽州木商和粮食商人的经营优势从此逐渐丧失；随着山西票号产生、新式银行业兴起，各地开设典铺者中当地人增多，徽州典商强龙难斗地头蛇；其他国家茶叶业的兴盛，世界茶叶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徽州茶商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纷纷歇业；近代开埠后，洋布充斥，江南棉布市场遭受灭顶之灾，徽州棉布商人深受打击……
时代变革，社会剧烈转型，而徽商没有像晋商那样，创出日后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票号业；没有像广东商人、宁波商人甚至洞庭商人那样，从事具有中西交易桥梁作用的买办行业；没有像广东、福建商人那样，走出国门，闯荡世界；也没有像宁波商人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以及其他诸多新式行业；更没有像无锡商人那样，从事近代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典当、茶叶、茶食、徽馆、药业和文房器用等行业中。
守成多而创新少，拘于旧业而转营少。于是徽商的整体能量和影响力，不仅远远落在长期与他们旗鼓相当的晋商下风，更被沿海的广东、宁波商人远远超过，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再加上咸丰初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十几年的兵燹，将徽商的根基彻底摧毁，堵塞了徽商与华北大地的商业大通道——京杭大运河。在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商业大舞台上，徽商终不复曾经的辉煌。
如此说来，徽州商帮的兴衰，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行业的原因，还有时代变迁的原因。
安徽师范大学周晓光、李琳琦等徽学研究者也指出，徽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与其不遗余力地攀援政治势力有关。清朝后期，徽商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徽商也就日薄西山，日益凋敝了。
编 辑 唐 婷
E-mail:romarin9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