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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的历史源远流长，传播之广、信徒之多让人慨叹。在漫长的基督教历史当中，东方一直是其传教过程当中的“软肋”。东方，尤其是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面对儒学千年熏陶下的中国，基督教将以何种姿态进入中国，一直是教会和传教士关心的重点。利玛窦作为明朝时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当时较好的实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本文将重点讨论利玛窦时期基督教的传播概况，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文化；利玛窦
一、传教概况
利玛窦出生于教宗国马尔凯区，自小被父亲乔万尼·巴蒂斯塔送到耶稣会士创办的学院学习，在十分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长。在常年的教育影响之下，利玛窦成为了一名具有完备宗教知识的出色传教士，这为他以后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利玛窦初期与罗明坚一起在中国主持基督教传教事事务，虽然利玛窦本人雄心壮志想在中国发扬基督教，但囿于罗明坚错误的传教策略，使得当时的基督教在明朝备受冷落，传教形势堪忧，而罗明坚本人也因此不得不离开中国，而利玛窦也借此成为了教会在中国的主要代理人。
在掌管中国的基督教务之后，利玛窦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挽救罗明坚时期所遗留下的仇教事端，而后逐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利玛窦深刻的认识到，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其影响力在中国社会是十分巨大的，而备受文人推崇的儒学作为中国传承千年的文化更是深入人心，不与儒学想通就不会被人接受，不与文人相交就难以推广。而罗明坚正是忽略了这一点，坚信基督教的魅力足以吸引众人仰望，因而无视地方官员与文人雅士，只知一味地宣传教义教理，最后落得冷落排挤的下场。
基于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对罗明坚传教策略错误的认识，利玛窦提出了全新的传教主张，这些新原则大致概括为：
脱下僧服，换上儒装，在行止形体上中国文人化，在观念、教理上与佛教敌对化；走上层路线，寻求官方保护，赴京进贡，争得帝廷支持；学习中国文化，在维护自身尊严的前提下，克服用自己尺度去衡量中国社会生活中诸现象的保守神学观念……结交士大夫，以才、德识赢得声望；以儒学为盟友，求助经典，向中国人证实基督教合于中国文化，非外来性。[1]
正是在这种新策略的指引之下，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教形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利玛窦也因此与会所当地的政府官员、文人雅士交好，为日后的传教活动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这种传教策略也成为了后期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范本。
二、教义的传播
为了更好的进行传教工作，利玛窦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天主实义》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意义的一部。《天主实义》一书以西士与中士的对话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文体一方面是由于利玛窦本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利玛窦本人出于传教效果的考虑，认为这样的对话体更有利于人们接受基督教思想。
《天主实义》全书分为八章，详尽的叙述了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与儒学思想的看法。在开篇，利玛窦说道“邦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国统于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识而仰思焉。”[2]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国家只认帝王为主，这是人们受到蒙蔽所产生的狭隘思想，人们应当认识到除却帝王，天地间还有更加伟大的上帝的存在，这是促使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原因所在。《天主实义》全书八章详尽的阐述了在整个儒学环境之下利玛窦本人的传教重点和思想，在此只重点论述上帝与灵魂之说，这也是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最重视的教义主张。
1.关于上帝
在第一章，中士因不明基督教义而向西士即利玛窦提问，希望能够针对他所宣扬的教旨赐教一二。利玛窦在开篇提出“此天主道，非一人一家一国之道，自西彼东，诸大邦咸习守之。圣贤所传，自天主开辟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经传授受，无容疑也。”[2]，为了使人接受基督教教义，利玛窦向人们解释说，基督教并不是西方独有，而是世界各国都遵循的真理。
为了塑造上帝至高無上的形象，利玛窦首先说道“今天下万国，各有自然之诚情，莫相告谕，而皆敬一上尊。”[2]人们虽然身处世界各处，但都崇拜同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有困难的人像求助于父母一样期盼着他，罪恶之人则恐惧着他，这正是上帝昭示于人心，真正存在的重要证明。
其次，“物之无魂无知觉者，必不能于本处所自有所移动，而中度数。使以度数动，则必借外灵才以助之。”[2]自然万物不比人类有灵魂有知觉而可以随意志自由移动，既然如此，自然万物的运动必然有一个外在的推动力使之运动，而这个推动万物生成运动的存在就是上帝。在这里，利玛窦所阐述的理由主要受到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物体运动必然是受到外力的作用，而这个外力一定有一个施加力的存在去推动，如此推演下去就会趋于无穷无尽，而这是不可能的，必然会有一个最终的推动者存在，而这个推动者就是上帝。
第三，“物虽本有知觉，然无灵性，其或能行灵者之事，必有灵者为引动之。”[2]动物虽然没有人类至高的理性灵魂，但却可以自足自卫，这就表明有一个至高的充满灵性的存在在对其进行指引，这就是上帝存在的最佳证明，这与第二条理由的逻辑大抵一致。
在阐述上帝存在的三条理由后，中士发问道何以证明万物皆为上帝所创。对此，利玛窦解释说“凡物不能自成，必须外为这以成之”[2]，“物本不灵，而有安排，莫不有安排之者”[2]，“吾论众物所生形性，或受诸胎，或出诸卵，或发乎种，皆非由己制作也”[2]，万物不能自创而必须被创造出来，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显示出了其独有的秩序，而非杂乱无章的，正如西方所发现的黄金比例一般，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只有上帝这样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才能实现。
当中士问及天主创万物，天主由谁生之时，利玛窦同样诉诸于西方的逻辑中寻找答案，强调“如谓有所由生，则非天主也”，“物由天主生，天主无所由生也”[2]上帝作为最高最完满的存在是万物之源，因而不需考虑上帝由何来。面对中士最后关于上帝本质的疑问，利玛窦同样采取这种策略，利用西方的寓言之说告诫中士上帝不可知。在系统的诠释上帝之说的同时，又保留了上帝的神秘性，为人们接受上帝之说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2.关于灵魂
靈魂之说一直是基督教重要的理论，其原罪、救赎、天堂地狱等一系列教义都建立于灵魂之说的基础之上。基督教宣扬的是灵魂不朽，主张“人有魂魄，两者合而生焉。死则其魄化散归土，而魂常在不灭”[2]，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认为魂可灭，这就使得利玛窦开始于中士辨析灵魂之理。
面对中士对于人类命运的抱怨，利玛窦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说，将灵魂分为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中品名曰觉魂，则禽兽之魂也”，“上品名曰灵魂，即人魂也”[2]，强调虽然为人在世相比禽兽草木要经历很多磨难，但灵魂却高高在上，不必为此而感叹。
在传统的儒家学说当中并没有关于灵魂之说的理论，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社会中的灵魂、轮回之说大多源起于佛教，而对此利玛窦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虽然同意善恶有报之说，却反对恶者灵魂散灭之论，认为人生而平等，灵魂只有升天入地之别，全无永存破灭之差，强调“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肢之动，宗焉。以神散身，犹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可哉！”[2]
在与中士辩论的过程中，利玛窦始终强调灵魂不朽，以及上帝与灵魂的关系，强调人们只要全心全意的爱上帝，即能获得救赎。而上帝本身的至高无上也在灵魂之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
三、评价
利玛窦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理解上颇有造诣，但却囿于西方思想的束缚，在很多问题上仍然难以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通。
针对上帝学说，利玛窦为了让文人更加容易的接受，从礼记中寻找解释之道，将耶稣译为“帝”或“天”，虽然这样的翻译较为贴切，但实际内涵仍有出入。首先，中国文化中的天虽然同样居于不可撼动的至高地位，同样对地下万物有着无上的主导权，但并不具备西方思想的哲学意味。人们对天的崇拜、祭祀只为保佑现世生活的安稳，而基督教中首先反对这样的祭祀行为，其次对上帝的爱是为了灵魂的救赎，是为了来世的幸福，而非现世。
其次，在传统的儒学当中，君臣人伦是为人在世的重要准则，忠孝才是中国文人的处世原则，而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之爱将君主摆在了次要的位置，爱上帝即能得到救赎也就使犯错即去忏悔，进而得到宽恕的行为成为可能，这与儒学中所提倡的君子之德背道而驰。虽然利玛窦一再强调上帝的至高无上以及普世性，但这一点仍然难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真正的神职人员甚至不可以婚配，这对宗法观念浓厚的中国人而言也是难以承认的。
针对灵魂之说，利玛窦始终强调灵魂不朽，众生平等，这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一方面，中国的灵魂观念一方面来自佛教的轮回转世之理，一方面来自巫术鬼神之说，无论是哪一方都与基督教所宣扬的灵魂理论不符。另一方面，西方的灵魂之说建立在人性本恶的观念之上，虽然荀子持同样主张，但在中国文人的心中人性本善仍是不可撼动的观念。对此，利玛窦考据说性善论只是孟子的说法，而他本人则是极力推崇孔子的观念，试图以此让人们接受性恶观念，但于事无补。众生平等虽然在佛教中多有提及，但在明朝那样等级森严的社会当中，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这样的平等观念都是难以获得认同的。
四、总结
虽然利玛窦在上帝与灵魂观念上做了改造，但还是难以和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观念契合。我们不能否认利玛窦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努力，归根究底是中国儒学与基督教义的差异所致，虽然二者有很多相似想通之处，但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利玛窦认为儒家既是宗教，又非宗教，但千百年来儒家所主张的始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出的仍是一个世俗的学派，并不具有太多的宗教意味。基督教试图将中国文人的视线从君臣人伦转移到上帝身上的努力终究还是难以实现。
虽然利玛窦的传教过程坎坷难行，但确确实实的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而利玛窦也成为了中国与西方社会沟通交流的纽带，在传教过程当中利玛窦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也对中西语言的翻译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西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为后世的基督教传教士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1]曹增友著.《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周天著.《跋涉明清之际耶稣会的在华传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4]林中泽著.《早期基督教及其东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
姓名：马鑫博.出生年月：1991年9月.性别：男.籍贯：吉林四平.工作单位：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职别：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文化；利玛窦
一、传教概况
利玛窦出生于教宗国马尔凯区，自小被父亲乔万尼·巴蒂斯塔送到耶稣会士创办的学院学习，在十分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长。在常年的教育影响之下，利玛窦成为了一名具有完备宗教知识的出色传教士，这为他以后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利玛窦初期与罗明坚一起在中国主持基督教传教事事务，虽然利玛窦本人雄心壮志想在中国发扬基督教，但囿于罗明坚错误的传教策略，使得当时的基督教在明朝备受冷落，传教形势堪忧，而罗明坚本人也因此不得不离开中国，而利玛窦也借此成为了教会在中国的主要代理人。
在掌管中国的基督教务之后，利玛窦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挽救罗明坚时期所遗留下的仇教事端，而后逐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利玛窦深刻的认识到，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其影响力在中国社会是十分巨大的，而备受文人推崇的儒学作为中国传承千年的文化更是深入人心，不与儒学想通就不会被人接受，不与文人相交就难以推广。而罗明坚正是忽略了这一点，坚信基督教的魅力足以吸引众人仰望，因而无视地方官员与文人雅士，只知一味地宣传教义教理，最后落得冷落排挤的下场。
基于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对罗明坚传教策略错误的认识，利玛窦提出了全新的传教主张，这些新原则大致概括为：
脱下僧服，换上儒装，在行止形体上中国文人化，在观念、教理上与佛教敌对化；走上层路线，寻求官方保护，赴京进贡，争得帝廷支持；学习中国文化，在维护自身尊严的前提下，克服用自己尺度去衡量中国社会生活中诸现象的保守神学观念……结交士大夫，以才、德识赢得声望；以儒学为盟友，求助经典，向中国人证实基督教合于中国文化，非外来性。[1]
正是在这种新策略的指引之下，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教形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利玛窦也因此与会所当地的政府官员、文人雅士交好，为日后的传教活动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这种传教策略也成为了后期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范本。
二、教义的传播
为了更好的进行传教工作，利玛窦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天主实义》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意义的一部。《天主实义》一书以西士与中士的对话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文体一方面是由于利玛窦本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利玛窦本人出于传教效果的考虑，认为这样的对话体更有利于人们接受基督教思想。
《天主实义》全书分为八章，详尽的叙述了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与儒学思想的看法。在开篇，利玛窦说道“邦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国统于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识而仰思焉。”[2]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国家只认帝王为主，这是人们受到蒙蔽所产生的狭隘思想，人们应当认识到除却帝王，天地间还有更加伟大的上帝的存在，这是促使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原因所在。《天主实义》全书八章详尽的阐述了在整个儒学环境之下利玛窦本人的传教重点和思想，在此只重点论述上帝与灵魂之说，这也是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最重视的教义主张。
1.关于上帝
在第一章，中士因不明基督教义而向西士即利玛窦提问，希望能够针对他所宣扬的教旨赐教一二。利玛窦在开篇提出“此天主道，非一人一家一国之道，自西彼东，诸大邦咸习守之。圣贤所传，自天主开辟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经传授受，无容疑也。”[2]，为了使人接受基督教教义，利玛窦向人们解释说，基督教并不是西方独有，而是世界各国都遵循的真理。
为了塑造上帝至高無上的形象，利玛窦首先说道“今天下万国，各有自然之诚情，莫相告谕，而皆敬一上尊。”[2]人们虽然身处世界各处，但都崇拜同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有困难的人像求助于父母一样期盼着他，罪恶之人则恐惧着他，这正是上帝昭示于人心，真正存在的重要证明。
其次，“物之无魂无知觉者，必不能于本处所自有所移动，而中度数。使以度数动，则必借外灵才以助之。”[2]自然万物不比人类有灵魂有知觉而可以随意志自由移动，既然如此，自然万物的运动必然有一个外在的推动力使之运动，而这个推动万物生成运动的存在就是上帝。在这里，利玛窦所阐述的理由主要受到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物体运动必然是受到外力的作用，而这个外力一定有一个施加力的存在去推动，如此推演下去就会趋于无穷无尽，而这是不可能的，必然会有一个最终的推动者存在，而这个推动者就是上帝。
第三，“物虽本有知觉，然无灵性，其或能行灵者之事，必有灵者为引动之。”[2]动物虽然没有人类至高的理性灵魂，但却可以自足自卫，这就表明有一个至高的充满灵性的存在在对其进行指引，这就是上帝存在的最佳证明，这与第二条理由的逻辑大抵一致。
在阐述上帝存在的三条理由后，中士发问道何以证明万物皆为上帝所创。对此，利玛窦解释说“凡物不能自成，必须外为这以成之”[2]，“物本不灵，而有安排，莫不有安排之者”[2]，“吾论众物所生形性，或受诸胎，或出诸卵，或发乎种，皆非由己制作也”[2]，万物不能自创而必须被创造出来，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显示出了其独有的秩序，而非杂乱无章的，正如西方所发现的黄金比例一般，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只有上帝这样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才能实现。
当中士问及天主创万物，天主由谁生之时，利玛窦同样诉诸于西方的逻辑中寻找答案，强调“如谓有所由生，则非天主也”，“物由天主生，天主无所由生也”[2]上帝作为最高最完满的存在是万物之源，因而不需考虑上帝由何来。面对中士最后关于上帝本质的疑问，利玛窦同样采取这种策略，利用西方的寓言之说告诫中士上帝不可知。在系统的诠释上帝之说的同时，又保留了上帝的神秘性，为人们接受上帝之说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2.关于灵魂
靈魂之说一直是基督教重要的理论，其原罪、救赎、天堂地狱等一系列教义都建立于灵魂之说的基础之上。基督教宣扬的是灵魂不朽，主张“人有魂魄，两者合而生焉。死则其魄化散归土，而魂常在不灭”[2]，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认为魂可灭，这就使得利玛窦开始于中士辨析灵魂之理。
面对中士对于人类命运的抱怨，利玛窦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说，将灵魂分为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中品名曰觉魂，则禽兽之魂也”，“上品名曰灵魂，即人魂也”[2]，强调虽然为人在世相比禽兽草木要经历很多磨难，但灵魂却高高在上，不必为此而感叹。
在传统的儒家学说当中并没有关于灵魂之说的理论，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社会中的灵魂、轮回之说大多源起于佛教，而对此利玛窦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虽然同意善恶有报之说，却反对恶者灵魂散灭之论，认为人生而平等，灵魂只有升天入地之别，全无永存破灭之差，强调“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肢之动，宗焉。以神散身，犹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可哉！”[2]
在与中士辩论的过程中，利玛窦始终强调灵魂不朽，以及上帝与灵魂的关系，强调人们只要全心全意的爱上帝，即能获得救赎。而上帝本身的至高无上也在灵魂之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
三、评价
利玛窦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理解上颇有造诣，但却囿于西方思想的束缚，在很多问题上仍然难以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通。
针对上帝学说，利玛窦为了让文人更加容易的接受，从礼记中寻找解释之道，将耶稣译为“帝”或“天”，虽然这样的翻译较为贴切，但实际内涵仍有出入。首先，中国文化中的天虽然同样居于不可撼动的至高地位，同样对地下万物有着无上的主导权，但并不具备西方思想的哲学意味。人们对天的崇拜、祭祀只为保佑现世生活的安稳，而基督教中首先反对这样的祭祀行为，其次对上帝的爱是为了灵魂的救赎，是为了来世的幸福，而非现世。
其次，在传统的儒学当中，君臣人伦是为人在世的重要准则，忠孝才是中国文人的处世原则，而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之爱将君主摆在了次要的位置，爱上帝即能得到救赎也就使犯错即去忏悔，进而得到宽恕的行为成为可能，这与儒学中所提倡的君子之德背道而驰。虽然利玛窦一再强调上帝的至高无上以及普世性，但这一点仍然难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真正的神职人员甚至不可以婚配，这对宗法观念浓厚的中国人而言也是难以承认的。
针对灵魂之说，利玛窦始终强调灵魂不朽，众生平等，这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一方面，中国的灵魂观念一方面来自佛教的轮回转世之理，一方面来自巫术鬼神之说，无论是哪一方都与基督教所宣扬的灵魂理论不符。另一方面，西方的灵魂之说建立在人性本恶的观念之上，虽然荀子持同样主张，但在中国文人的心中人性本善仍是不可撼动的观念。对此，利玛窦考据说性善论只是孟子的说法，而他本人则是极力推崇孔子的观念，试图以此让人们接受性恶观念，但于事无补。众生平等虽然在佛教中多有提及，但在明朝那样等级森严的社会当中，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这样的平等观念都是难以获得认同的。
四、总结
虽然利玛窦在上帝与灵魂观念上做了改造，但还是难以和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观念契合。我们不能否认利玛窦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努力，归根究底是中国儒学与基督教义的差异所致，虽然二者有很多相似想通之处，但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利玛窦认为儒家既是宗教，又非宗教，但千百年来儒家所主张的始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出的仍是一个世俗的学派，并不具有太多的宗教意味。基督教试图将中国文人的视线从君臣人伦转移到上帝身上的努力终究还是难以实现。
虽然利玛窦的传教过程坎坷难行，但确确实实的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而利玛窦也成为了中国与西方社会沟通交流的纽带，在传教过程当中利玛窦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也对中西语言的翻译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西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为后世的基督教传教士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1]曹增友著.《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周天著.《跋涉明清之际耶稣会的在华传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4]林中泽著.《早期基督教及其东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
姓名：马鑫博.出生年月：1991年9月.性别：男.籍贯：吉林四平.工作单位：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职别：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