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蒲松龄故居聊斋堂上写了这样一副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十六个字，简明、精准地概括了《聊斋志异》这部文学巨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
　　“今日官宰半强寇”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国”人的对话，讨论了“官”是什么的问题。“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夜叉国》）这里对于官的描写，主要强调了他们安富尊荣、威风八面、颐指气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么，这些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行径和作为，又是怎样的呢？
　　《老龙舡户》讲的是出没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盗，他们“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舟，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水底”。但历任有司，对报案者“竟置不问”，结果是“千里行人，死不见尸，数客同游，全无音信，积案累累，莫可究诘”。直到朱徽荫“巡抚粤东”，才把那些江洋大盗缉捕归案，无数无头公案得以昭雪。对此，蒲松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剖腹沉石，惨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绝不少关痛痒，岂特粤东之暗无天日哉！”“彼巍巍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尊优虽至，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老龙舡户》）这段话讲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样对百姓痛痒不闻不问的官员，虽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冠冕堂皇，灸手可热，其实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可惜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政治，并不只是粤东一地，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如所周知，《聊斋志异》写狐，其实是在写人。书中讲了一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有人来访，“无不伛偻接见”，“独邑令求通，辄辞以故”。问其原因，回答说：“彼前身为驴，今虽俨为民上，乃饮米而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也。”（《潍水狐》）“饮而醉”是一个典故，原意是说，只要有钱，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见钱眼开的意思。驴之为物，体大气粗，表面威风凛凛，但扔给一点草料，也就“帖耳辑首”，实在同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松龄评论说：“以此居民上，宜其饮而醉也。愿临民者，以驴为戒，而求齿于狐，则德日进矣。”


　　令人发指的“官贪吏虐”
　　《聊斋志异》通过一个个故事，将许多“官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体情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促织》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龄不得不把时间设定在明宣德年间。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为“常供”的一种贡品。地方官吏“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基层便变成按“丁口”搜刮聚敛的借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卖子，倾家荡产。对此，蒲松龄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促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
　　其实，贪官污吏们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压榨百姓、大发横财的机会。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为了平定葛尔丹叛乱，用兵于广大漠北地区。“其地不毛，间或无水”，军粮的供给便成为很大的问题。朝廷决定用钱购买民间骡马运粮。山东长山一个姓杨的县令，“性奇贪”，便“假此搜刮，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下数百余头。四方估客，无处控告”。（《鸮鸟》）这个杨县令竟然置军国大事于不顾，热衷于借机肥私，不但将地方牲畜搜刮一空，而且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派兵抢掠商贾的马匹。面对这样的暴政，受害人固然是控诉无门，杨县令虽然遭到舆论的讥讽，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小官大贪，如该书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贪，其常情然乎？”（《梅女》）一些底层官员、甚至那些被称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书吏、门丁之类，只要手中握有一点权力，也往往会对小民多方刁难，百计勒索。而且因为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触，许多具体事务都经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在在皆须其力”，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何耿绳：《学治一得编》）这就为他们残民敛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正由于他们身份低贱，连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为非作歹时就更加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因此，老百姓对这样一些人就更加有着切肤之痛。
　　封建官僚是集行政权与司法权为一身的，断狱判案是他们的主要公务之一。司法不公是社会不公的最突出的表现，也是贪官们弄权纳贿的主要渠道。对此，《聊斋志异》作了这样的描述：“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每见今之听讼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摄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蒙蔽因循，动经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将尽矣！而俨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救耶！”（《冤狱》）这一段话，既揭露了官吏以权谋利的种种手法，又诉说了小民在冤狱面前的悲惨境遇，无异是一篇对黑暗刑狱制度的血泪控诉书。
　　贪官心态的深刻揭示
　　贪赃枉法需要冒巨大的风险，上则国法难容，官德不齿；下则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一旦事情败露，难免声名扫地、身败名裂。为什么许多官员还是如飞蛾扑火，甘冒不韪呢？
　　《续黄粱》描写了一个醉心功名利禄、渴求高居人上的青年士子，在梦中经历了“一言之合，荣膺圣眷”，在天子的恩宠下，大富大贵，权势煊赫，由于擅作威福、百计聚敛、纵情声色、作恶多端，最终一朝失势，沦为狱囚，甚至难逃天谴，坠入“九幽十八狱”的故事。虽然鲁迅认为此篇事迹，“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但不论从内容之丰富，抑或文采之华美，都绝不是《枕中记》或《邯郸梦》的简单复制和演绎，而是真正的艺术再创作，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主人公的短短一梦中，浓缩了当时宦海凶险、仕途龌龊的众生相。当主人公高居于权力巅峰时，“撚髯微呼，则应诺雷动”，“公卿增海物，伛偻足恭者，叠出其门”，“公卿将士，尽奔走于门下，估计夤缘，俨如负贩，仰息望尘，不可算数”。甚至“奴仆一到，则守、令承颜；书函一投，则司、院枉法”。如果“有杰士贤臣，不肯阿附，轻则置之闲散，重则褫以编氓。甚且一臂不袒，辄迕鹿马之奸；片语方干，远竄豺狼之地”，真可以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一旦失宠，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则“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门墙、称假父者，亦反颜相向”，终于众叛亲离，成为影单形只的孤家寡人。
　　这位黄粱一梦的主人公，在手握重权、身居高位之际，叱咤风云，颐指气使，却又毫无奉公尽职、为国为民的观念，“不思捐躯摩顶，以报万一”，“国计民生，罔存念虑”，当然就经不起金钱美女的种种诱惑，利用权势，大肆搜刮。
　　他们难道不怕人们的抗拒、愤怒和揭露吗？对此，贪官们自有一套奇特的逻辑。《梦狼》中弟兄俩的一段对话，极为典型地吐露了大多数贪官的心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事情的缘起要从直隶一位姓白的老人说起。老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南方做官。一日，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到了儿子的衙署，看到堂上、堂下都是恶狼，台阶上则白骨如山。儿子竟然用巨狼衔来的死人“聊充庖厨”。老人正惊疑间，忽见两个“金甲猛士”将其子锁住，其子“扑地化为虎”，“虎大吼，声振山岳。翁大惧，忽醒，乃知其梦”。这个梦让老人很不放心，便派次子往探究竟。“弟居数日，见其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流涕谏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劝止，遂归。”（《梦狼》）为什么对待百姓可以如狼似虎，作威作福呢？因为“黜陟之权”，“不在百姓”。
　　所以，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只要把“上台”伺候好了，“便是好官”。能够得到上司的喜好与信任，就可以在仕途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在那个时候，没有群众监督，没有舆论监督，也没有健全的制度监督，上面这样的思想自然更是为许多无耻之徒奉为圭臬，使自己的贪渎行为有恃而无恐了。
　　（摘自2013年6月19日《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