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事件，是中国红十字会这个脓疮涌出的一滴污血
　　
　　作为一种公共事业的中国慈善，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公众对于垄断经营中国慈善事业的中国红十字会，持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我都不忍心说出这个答案。说实在的，答案就在网络上，也在传统媒体上，公众的意见是一致的：愤怒，伤感，甚至悲情。中国红十字会应该知道：“公众的慈善之心伤不起”（语出《人民日报》）。
　　回想十多天前，中国红十字会的脓疮以郭美美的方式流淌之后，公众惊惶，舆论大哗，6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网站挂出“严正声明”：“对于个别刻意歪曲事实，企图混淆视听，别有用心的网民的所作所为，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然而，不幸的是，被这个“严正声明”吓了一跳的，恐怕不是“个别别有用心的网民”，而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们。就笔者所见，公众人物于建嵘先生就针锋相对地表示，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别有用心”的人，在没有搞清楚你们的事情之前，我抵制中国红十字会，你就来起诉我吧。当然，实际情况是，“严正声明”之后，“别有用心”的网民们，执着耐心地人肉着红十字的蛛丝马迹，红会的黑幕不断曝光，问题很快转换成，对于这些态度如此严正的先生，有没有法律伺候。
　　以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开始换调和降低调门，伴随着漏洞百出的谎言步步为营地从严正的立场撤退。7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先生以个人之名义，在博客上发表《自问自答工作语录》，披荆斩棘，逆流而上，为中国红十字会“危机公关”，语气就委婉得多了。
　　王先生先玩了一把二元论。问：“你怎么看‘郭美美’事件？”王先生答：“郭美美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不过是一套公众非常熟悉的中国式官方思维，许多令人发指的事件发生后，他们都是这样自我辩护的。相当于毒疮自称对肌体是“好事”，因为没有它，你就不会割掉它，而割掉它，你就健康了。
　　可是，如果肌体会说活，它一定会说，我宁愿要没这个疮的健康，而不要割掉它的健康。所以郭美美事件作为中国红十字会这个脓疮涌出的一滴污血，是绝对坏事，绝不是什么好事。何况割掉这枚脓疮的成本之高，何况现在还没割掉，何况中国历来的脓疮就是在这样的辩护下潜伏下来，成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王先生就开始喊冤叫屈，恶心公共舆论：“现在部分网友的情绪有些偏激，对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弱势群体及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所作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我们感到委屈和痛心的。”
　　这仍然是大多数的政府部门在这样的时候使用的调调。归纳起来，可以形成这样的公式：1.首先把公众“孤立”成小众；2.指出小众一方的言论和行为是错误的；3.这种错误带來了公共危害。于是自己一方，就大义凛然了。
　　但这样的表态，是建立在忽略公众智商的基础上的。因为你不会不知道，首先是你“偏”，才有公众的“激”，你的责任应该是检讨自己。当然，十多年来，你不可能一点没有“为弱势群体以及在重大灾害面前”工作过，因为公众给你捐款，就是为了干这个，但你是不是“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难道在郭美美事件后，在公众长期不知道你们收到的捐款流向、你们的运作成本，在红十字会及你们的管理者之间，大量关联公司不断曝光期间……是为你们评功摆好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王先生这份“委屈和痛心”，如果不是佯装，便是真不懂事。王先生应该看到，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酿成的。中国的慈善机制也许给了你们可以这样发展的基因，但把慈善搞到这种让人们绝对不信任，并且让人愤慨的地步，却是你们亲自操练的成果。并且放眼当今世界，也可以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但一切“公关”和“反公关”，都只是问题的表面。现在摆在公众面前的，不仅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而且是中国红十字如何为它的后事清盘的考验，实际上这还是一场社会危机：一个社会不相信它惟一合法的、垄断经营的慈善机构，却也没有另一个可以合法募捐的慈善机构可以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