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曾共同主导太空秩序

　　讨论太空安全，不能忽略美国与苏联争霸的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冷战期间的太空秩序主要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塑造。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美国受到巨大震动，产生心理恐慌，因为美国的盟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尤其是在导弹技术方面。随后，美国政府奋起直追，于1958年1月31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同年成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颁布《太空法》，从组织和法律上确保太空事业的发展，争夺相对于苏联的太空优势。此后，美苏两国各自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求在火箭、卫星和人类太空飞行方面取得快速技术进步。由此，“阿波罗”登月、航天飞机发射、国际空间站相继问世。基于这些技术进步，美国和苏联迅速成为太空主导力量，整个冷战期间两国发射到太空的所有卫星数量占全球总量的93%。
　　冷战期间，太空元素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全球发射到太空的所有卫星中，约70%是军事用途的。而事实证明，军事卫星的急剧增多为美苏相互制衡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双方均开发了天基情报和监视能力，从而可以更好地以非干扰性的方式监视和了解对方的核力量，创造了更大的“军事透明度”，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彼此战略误判和爆发常规战争乃至核战争的作用。同时，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太空中试验核武器，很早就发展起反卫星和导弹防御能力。
　　在一系列核武器制度以及基于空间体系的双多边协定之下，两国均对在太空使用武力保持了克制，先后达成《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反弹道导弹条约》等条约，抑制了军备竞赛形势的过快发展。美苏两国进而将彼此之间的这种体制推广到其他国家，很快形成了国际空间法，包括《禁止核试验条约》《外空条约》及其他条约文件。

冷战太空军备竞赛高潮时刻

　　冷战时期的太空军备竞赛在20世纪80年达到高潮。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在电视演说中将“高边疆”理论公之于世。“高边疆”理念将太空作为一个与大陆、海洋、领空并列的独立物理领域，意图促进由太空活动产生的相关技术在安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应用。由此可以总结：
　　首先，太空活动本身的性质推动了美国综合经略太空战略理念的转变。太空活动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长周期等特点，为了利用太空实现国家经济、政治等目标，不仅需要在天基资产的获得和运营方面投入大量国家资源，而且需要配备大量昂贵的地面设施、优秀的技术人才群体，以维持它们的运行和数据开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在太空领域面临高额经费支出和巨大的项目风险，这就需要推动更多国家行为体和领域力量参与太空能力建设，提升太空在国内与国际、安全与经济等方面的融合，从而实现成本与风险分担之目的。
　　其次，太空技术在非军事领域，特别是在卫星通信、广播等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也推动了美国全方位的太空战略转型。从具体执行层面来讲，“高边疆”战略理念提倡推动民用价值较高且较成熟的太空技术私有化和商业化，以最大限度实现太空技术的实用化和效益化。
　　第三，也是最令人瞩目的，是“高边疆”战略理念将太空军事利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里根政府推出“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也称“星球大战计划”），作为打破核僵局、夺取对苏军事优势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战略防御倡议”由“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两部分组成，核心是编织外空保护伞，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在外太空的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核打击。技术手段包括在外太空和地面部署高能定向武器（如微波、激光、高能粒子束武器）或常规打击武器，对敌方来袭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助推段、后助推段、中段和末段的多层拦截。
　　按照当时的计划，美国政府从1984财年到1989财年将斥资250亿美元研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关键技术及相关验证。英国、意大利、西德、以色列、日本等美国的盟国也应美方要求不同程度参与了该计划。苏联对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的实施如芒刺在背，从一开始就竭尽所能通过各类私下谈判和公开宣传反对该计划。1986年10月里根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美苏首脑会晤，当时苏联提出，只要美国愿意放弃“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就会答应签署扯皮已久的全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戈尔巴乔夫甚至提议如美将“星球大战计划”限制在实验研究范围内，苏联愿意接受美方倡议，到1991年削减一半核武器。然而里根拒不接球，此后苏联出于无奈跟风投入巨额资金研发反制手段，使得自己本来就已相当薄弱的经济雪上加霜。苏联解体两年后，美国政府于1993年5月以“不再符合时代需求”为由，宣布中止“星球大戰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