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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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科是一位工科专业留德博士,却嗜爱捣鼓文字,在闲暇之余创作了数百万字的小说,他为小人物树碑立传,又为英雄人物摇旗呐喊,他的作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多部获奖,四部作品正被改编为电影和连续剧。在采访中,他谦逊地说,自己还行走在路上,还在探索。访谈的话题从他的小说《树上的王国》开始,朝着创作谈进发,抵达文学的意义——文学是快乐的,给人以希望的,无论内容怎样沉重。
  陈晓霞:张老师,您的小说《树上的王国》这个名字充满想象力,在没有开始阅读之前,我就猜想它是一部童话,因为由这个名字会想到《城堡里的公主》《森林里的三个小矮人》等?
  张新科:你说的对!它确实是一部童话,是一部关于成人的童话。当人对于现实世界失望时,就会有所寄托。在《附上的王国》中,我所设置的时代背景是恶人面若常人但凶残狡诈,好人无力挣扎只能被宰割。小学年轻的数学教师肖成功在现实中不得志,躲在树上给四个良知未受污染的小孩讲《格林童话》,不仅为四个孩子打开了一个真善美的世界,也为自己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陈晓霞:说到心灵的寄托,就会想到桃花源,小说中槐树湾这个世界,在没有发生时代巨变前,民风淳朴,奇人异事不少,很有魅力,是您心目中的桃花源吗?
  张新科:不完全是。从德国留学回来后,我愈发认为我的家乡和国外的城市一样美丽,尽管她过去是“低矮的草房和苦涩的井水”,现在也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的旅游广告上觅得她的任何踪影,但我还是希望通过创作来让大家认识我的家乡,因此我的很多小说都是以家乡为背景创作的。我在此部小说中也试图构筑一个像桃花源一样的理想王国。因为小说将童话和豫剧结合,自然就将国外城市和家乡上蔡给揉合到了一起,并且小说也不仅仅是槐树湾这一个世界。我将槐树湾分为了多个世界,里面有成人的戏剧世界和孩子的童话世界,而成人的戏剧世界又因为许多大戏的引入而形成一个个小世界,同样孩子的世界也因为肖老师讲述不同的童话故事而形成了多个自由美丽的世界,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是一个多层次的世界。
  陈晓霞:小说中有很多豫剧曲目,可以看出您很喜爱豫剧?
  张新科:确实如此。河南是豫剧之乡,我从小跟随父母在戏院看戏,有时还会跟着亲戚去观看四里八乡的豫剧表演,熟知了很多豫剧曲目,豫剧可以说是融化在我血液里的。在小说的结构设置方面,我参考了豫剧的结构,将小说分为引子(序幕)、中间十个章节(十场戏)和尾声。在引子中我交代了贯穿故事的人物和讲述者一鹤、故事的背景以及起由。在第一章到第十章以及尾声中安排了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索。故事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这两条线而展开,并且两条线索都有开始、发展、高潮和结束组成。我将围绕槐树湾业余豫剧团的兴衰而开展的第一条线索和围绕肖老师在树上给四个孩子讲童话和听业余豫剧团演员魏莹唱戏的第二条线索结合起来。
  陈晓霞:那可以把第一条线索简称为地上的大戏,第二条简称为树上的重话吗?
  张新科:这个概括很准确。在构思小说阶段,我就想如何让自己喜欢的豫剧和童话同時出现,于是设置了一鹤这个人物,他生长在人人喜欢豫剧的槐树湾,他见证了槐树湾业余剧团的兴衰,又全程参与了肖老师在树上讲童话故事的活动。因此,一鹤从始至终将地上的大戏和树上的童话给连接了起来。地上的大戏中魏莹是中心人物,而树上的童话中肖老师是中心人物。肖老师和魏莹两个中心人物通过曲折的爱情将两条线索结合了起来,他们的爱情也是整个故事的高潮部分。
  陈晓霞:我发现小说每章开始引用的两句话分别出自河南豫剧和外国童话,感觉定有深意在里面,是这样吗?
  张新科:我将选自豫剧的戏词和格林童话故事中的语句放置在每章开始,目的是为了点睛,就是点出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像第七章开端选用《格林童话》中《忠实的约翰》中的句子“就是树叶全变成舌头,也难以诉说我的爱恋”和中国戏剧《樊梨花》中的戏词“闲来共舞鸳鸯剑,上阵齐立伉俪功”是为了来点明此章中魏莹和肖老师的感情发展到了热恋阶段并且齐心协力帮助四个小孩躲过搜查这个主要内容。在小说中还根据情节的需要,引用了许多戏词。这些戏词不仅推动情节的发展,也很好地烘托了气氛。
  陈晓霞: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您也很喜欢《格林童话》,因为小说化用了很多《格林童话》中的故事,最明显的是肖老师和魏莹之间的爱情化用了《白雪公主》,魏莹是中国式的白雪公主,对吗?
  张新科:《格林童话》是一部充满真、善、美的书籍,老少皆宜。我小时候读过中文版本,在德国留学时,又阅读了德文版本,至今依然有空就会阅读两种版本,对里面的小故事很熟悉。在《树上的王国》中,我讲述了一个中国背景的《白雪公主》,一个热爱豫剧的白雪公主魏莹,还化用了其他的故事。熟悉童话故事的读者自然可以感觉到里面有白雪公主、小矮人等的影子,可是由于叙述的角度不同,人物生活的年代有差异,而且我也进行了很多处理,让童话显出一种陌生感,毕竟我的目的不是仅仅讲述一个童话故事,还有更大的深意在里面。这部小说不是“好人有好报”的童话式结尾,它属于“曲终人散”式,人物的悲剧命运是大的时代环境造成的。
  陈晓霞:尽管人物命运是悲剧的,可是我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多喜剧因素,有很多逗人发笑的地方,比如在进行篮球比赛时,处罚犯规球员的方法是让杀猪匠马腾子在他们胸口掐印子。
  张新科:我认为文学是快乐的,尽管我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可是我却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体会到欢乐,因此我发挥了童话的荒诞特点,用喜剧化的手法,让整个作品充满喜剧意味,比如画篮球场地是让四个孩子用尿浇出五条线等等。我是希望通过喜剧的形式来凸显悲剧的意蕴,让读者去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人的悲剧命运和为什么普通人在那个特殊年代连最基本的追求美和善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我想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这部小说与其他小说的不同点是,不去追究哪个人造成了这场悲剧,而是希望每个人都从自身原因去反思,只有反思才能使人间悲剧不会重演。并且在我本身认为,文学除了给予人欢乐,还应该给予人希望,因此我用浪漫的手法,让一鹤和孩子们相信沦为放羊倌却不知所踪的肖老师是骑着山羊去找格林兄弟了。小说结尾童话书的再现也是本着这样的文学追求,就是希望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恶劣,我们不能放弃真善美的追求,不能放弃热爱生活的勇气。   陈晓霞:您的小说《鲽鱼计划》我也很喜欢,您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样一部小说的?
  张新科:当时电视上播出了很多谍战剧,而我手头恰好有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就诱发了我写侦探小说的念头。
  陈晓霞:小说一开场德国顾问吕克特被绑架这个事件很有吸引力,会引人猜想,到底是谁绑架了他?
  张新科:对我来说,侦探小说其实不难写,侦探小说吸引人之处在于情节和叙事结构,情节一定要紧扣人心,叙述结构要环环相扣如似蛛网一般。整个故事从吕克特被绑架开始,这是我刻意设定的一个情节,由此辐射出诸多线索,制造了许多悬念和伏笔,一步一步地吸引读者随着这些路径往前走,到迷宫深处找寻答案。这种手法其实是侦探小说固有的,我国古代《左传》就曾运用,明清时期的公案小说更是常用这种手法。我读过《施公案》《福尔摩斯》等类作品,倒叙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陈晓霞:那您感觉这部小说创作的难点在何处?
  张新科:难点在于怎样把这样一部含有枪械技术的小说写得通俗而不是艰涩。其实通俗是很难写的,它犹如“豪华落尽见真淳”,读者在阅读时,不能只看到叙事表面,而是要看到作家的真正用心和知识占有量。
  陈晓霞:说到叙事表面,在这部小说中,您用了全知叙述的视角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这样的安排有什么用意吗?
  张新科:我在文中采用全知叙述的视角是为了交代必要的背景和事件,目的是营造叙事的氛围,将读者引入我所创造的叙述世界中来。例如在序言中我就用全知视角,将绑架案发生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人物之间关系给交代清楚。其它章节中也用到全知叙述让读者了解搜救吕克特的进展和日本人制定“鲽鱼计划”后所采取的潜伏行动。小说说到底是虚构的,哪怕我依据的材料是真实的。为了使我的这个虚构世界更加真实和富有戏剧性,我又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述,就是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来叙述,例如游击队员张一筱为解救吕克特所进行的多番推理和吕克特在洞中的回忆等都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由此可以让读者更加真切感受到游击队员与日本间谍之间的残酷较量以及吕克特作为人质的恐惧和怨恨之情。
  陈晓霞:按我自己的理解,除了这些叙事表面的东西,您还在小说中表现出了由于文化差异,因此中西方人物行动也有所不同。比如吕克特,思考问题更多会从个人出发?
  张新科:中国人受“天人合一”“阴阳一体”文化的影响,在为人处事时强调顾全大局,重视整体利益。我在塑造游击队员张一筱和吴政委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了塑造好张一筱这个英雄人物,我琢磨了很久,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亲历过残酷的战争,除了手头现有的资料,我需要借助其他的很多方法。在小说中,被绑架的德国顾问吕克特的生死会影响到共同抗日,因此吴政委冒死挟持土匪孙世贵,是为了保护吕克特司机“镢头”的外甥,使得寻找吕克特的线索不中断;而张一筱更是在危机时刻作为“肉盾”挡在吕克特身前,把生的希望留给吕克特。他们的这些行动我斟酌再三,根据生活的逻辑出发。塑造吕克特这个人物我花费的心力就比较少,因为我在德国留学多年,接触过很多德国工程师,对他们的性格比较了解。我用吕克特在春风戏院看豫剧《打金枝》和《铡美案》时为金枝和陈世美打抱不平这样的事件就可以表现出来德国人的个性。而他被绑架沦落到地牢中时表现出的对中国人怨恨和来到中国之初受到礼遇和优待时的坦然都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
  陈晓霞:我阅读到张一筱挡在吕克特身前这一段时被感动的大哭,他曾经的恋人红樱桃在他坟前的祭唱也让人感叹不已。
  张新科:在小说中我着重表现了张一筱对组织的无条件信任和服从以及他的足智多谋。这些不是我虚构的,而是有现实材料依据。英雄人物其实很孤单,他从信守承诺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奋斗时,便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了。张一筱和恋人红樱桃尽管真心相爱,可是为了更为崇高的视野,他只能把这份情感藏在心底了。红樱桃理解张一筱的行为,她年年在英雄坟前的祭唱,不仅是她对于张一筱的怀念,也是我对英雄的礼赞,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为了民族解放所做出的牺牲。
  陈晓霞:我还注意到这部小说您用了隐喻,从小说题目《鲽鱼计划》还有文中七日作为案件的侦破时间,是这样吗?
  张新科:除了“鲽”同“谍”音之外,我当初在看到鲽鱼的习性时,就不由想到日本间谍所从事的潜伏、暗杀、威逼利诱等手段所表现的是动物性的一面。鲽鱼体色随周围环境而变,以偷袭方式捕捉鱼虾,灵敏狡黠,极难被发现和捕捉。因此在小说中我反映出了日本间谍与鲽鱼极为相似的行为,例如鲽鱼善于藏匿,日本间谍在巩县选择的潜伏据点是铁匠铺旁边生意兴隆的糊涂茶店;日本间谍的善于藏匿更体现在他们将绑架的吕克特藏匿于糊涂茶店水缸下的地洞以及转移后藏于石窟寺的秘洞中。在这部小说中,我不仅想披露间谍活动的残酷,还想表达我对于生命和人生意义的理解,就如你提到的七天这个破案时间的设置。西方人很重视《圣经》,在《圣经》中七日代表生命的一次轮回。在七天时间中,张一筱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吕克特的生。吕克特回到家乡后对于英雄的怀念和他对于张一筱大义精神的认同,不仅是肉体的再生,也是精神的再生。生命生生不息,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
  陈晓霞:现在要谈谈您的紫金山文学奖获奖作品《远东来信》,据我所知,写这部作品,从调查开始到小说出版历时18年,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持您做这件事情?
  张新科:这和我小时候所受教育分不开。父母一直教导我,做人要感恩,要做对乡党和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去德国留学期间,国家为我们支付了高额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当时国内经济刚刚起步,国家却花费如此大的代价来培养人才,我一直心存感恩,除了用心完成本职教育工作之外,我觉得用长篇小说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人在二战中救助过犹太人这个事情也是我的职责,因此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再多的时间和金钱也值得。家乡上蔡,是我生命的起点,人无论走的多远,都不能忘记家乡的养育之恩。在我写作时,不由自主就会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上蔡,将对家乡和乡党热爱之情行之笔端。此外还要感激我的家人一直以来的对我写作的理解和支持。
  陈晓霞:您的第一部作品是2011年在《十月》发表的《天长夜短》,这和《远东来信》的创作也有關系吗?
  张新科:《远东来信》材料收集完成后,我知道自己当时的水平是无法写好一部长篇小说的,可是我也没有气馁,尽管我学习的是工科,但因为从小就喜爱文艺,大学期间也尝试写过诗歌和散文,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为了写出一部高质量的长篇小说,我决定先写中短篇小说,先练练笔,练笔成熟之后再写《远东来信》。有了这个决定后,我就即刻着手去做。在工作之余我走访了江苏、安徽、山东等地的上百个农村放映员,写出了《天长夜短》这部中篇小说,小说被《十月》采纳和发表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之后又创作了《偃旗息鼓》《信人》《大喷》《东徐州》等后,我才动笔写《远东来信》。
  陈晓霞:这些年您实地采风和写作,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新科:文学是人学,采风走过的地方越多,接触的人越多,我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有信心。在采风中我常常被民间的说书艺人、知识分子、农民、专业军人等这些普通人身上所散发着仁爱之心与坚忍执着的精神打动,因此愈发让我坚信自己的书写很有意义,要一直坚持下去,探索下去,将这样闪着人性光芒的人和事写出来,让读者在阅读中受到启发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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