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金融素养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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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金融数据,本文探究了我国不同群体的金融素养差异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年龄、收入、学历、职业及风险偏好者的金融素养差异明显。男性、中年者、雇员的金融素养水平更高,收入、学历、风险偏好与金融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高全民金融素养水平,应更多地向女性、年轻及年长者、低收入、低学历、失业或退休者、风险厌恶者等金融脆弱群体倾斜。
  【关键词】金融素养差异方差分析
  一、引言與综述
  近年来,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日益复杂以及家庭债务的增长、老龄人口的膨胀,金融素养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学者的重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1)的定义,金融素养是指“为了做出明确金融决策并最终实现个人福祉而必需的意识、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金融素养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有研究表明,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人更不容易做退休或理财规划(Lusardi&Mitchell,2005;Arrondeletal.2013),更不太可能投资股票(Rooijetal.2011),缺乏多样化投资的观念(Chuetal.2016),对健康不利(Petersetal.2007),也有更大的几率背负沉重的债务(Santos&Abreu,2013)。金融素养对年轻人特别是对于有一定债务和正做出劳力市场决策的人尤为重要,他们早期生活不明智的金融决策可能会引起影响他们以后生活的严重后果,如沉重的债务负担、不良信用评估、较差的健康状况、生活质量(Cull&Whitton,2011)。个人在金融事务上的自我意识不仅使他们可以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经济状况做准备,也是国家发展的坚强基础。由此而言,金融素养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提高社会整体经济福祉(Yildirimetal.2017)。鉴于金融素养的重要性,本文认为有必要分析我国的金融素养状况,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更好地提高国民金融素养水平。
  关于消费者金融素养差异,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性别、年龄、教育、收入、职业、家庭背景、时间偏好、风险态度、工作经验等影响因素与之密不可分,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可能有些微的差异。Delavandeetal.(2009)发现金融素养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较大,女性的金融素养相对更低,金融素养随收入、教育年限、年龄的增加而增长。Mouna&Anis(2016)研究表明突尼西亚地区居民的金融素养在社会人口变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她们做出的金融素养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教育水平和收入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正向关系这个假设仅被部分证实,只有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工作状况等对金融素养有显著的积极影响。Grohmannetal.(2014)较为全面的探究了金融素养的根源,凸显了家庭背景的重要影响——母亲的学历及父母鼓励孩子储蓄的行为有利于金融素养的提高。母亲教育可被视为积极的早期童年经历,父母鼓励储蓄可看作提供家庭金融教育,或为降低时间偏好的努力。同时他们还发现风险态度、计算能力更强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更高,但是学校教育并没有发挥预想中的作用。Lusardietal.(2010)基于1997年的国家青少年纵向调查数据的研究,以受访者是否吸烟来反映人们的时间偏好,他们发现青年时代就吸烟的或其同龄人吸烟(也即时间偏好度强)的受访者更不可能有较高的素养水平。Beal&Delpachitra(2010)以美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人们在试错中不断提高金融技能,金融素养随着工作经验和收入而提高。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发现消费习惯、主修专业、金融态度等是金融素养产生差异的原因。虽然当前消费者金融素养差异因素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大学生,总的来看,金融素养差异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收入、职业、家庭背景、时间偏好、风险态度、工作经验等。
  本文的其他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与变量,详细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来源和变量设定;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板块,用方差分析分析了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差异,并基于调研数据进行验证;第四章为结论与启示,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结论、提出建议。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源自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CCFR)于2012年开展的居民消费金融调查,调查范围包括3个直辖市、9个省会和12个地级市,调查内容有家庭的基本信息、金融教育、经济状况、金融行为、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知识、消费习惯和生活态度等7个部分,可以较好地反映全国居民整体的经济状况、金融素养情况及消费风貌。
  (二)变量
  1.金融素养变量。本文对金融素养的测度侧重于客观方面。胡振等(2016)在相关研究中对金融素养的度量涉及到了央行、存款准备金等金融常识性问题,以及分散化投资、股票、债券、外汇等具体投资产品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加上受访者对金融产品风险的判断,7道题目均为1分制,答对则得1分,因此金融素养的理论分值应在0~7间。如表1所示,金融素养指标的均值为3.51,标准差为1.51,说明平均来说受访者对金融知识有一定了解但仍相对匮乏,回答正确率只有50%,并且受访者的金融知识掌握情况有较大悬殊。
  2.其他变量。文中涉及到的其他变量有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及风险偏好等。从中可以看出,受访者中多为男性,以40岁以下的中青年为主,月收入集中于不足1万的水平,受过良好的大学本科或专科教育,就职于单位,持较保守的风险中立态度。
  三、实证分析
  (一)消费者金融素养差异的方差分析
  我们运用方差分析来研究我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状况。表3的实证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和风险态度受访者的金融素养差异显著。性别方面,男性的平均得分为3.55,女性为3.42,F值为4.83,P值在5%水准显著,因此男性的金融素养更高。这与大多数作者的发现,譬如Bhushan&Medury(2013)相一致。年龄方面,随着年龄增长,金融素养有先升后降的趋势,一直到50岁前,随着认知能力的积累,金融素养是不断增长的,之后又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方差分析的P值在5%水准上显著,说明不同年龄段群体的对金融素养呈驼峰样变化。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增长,受访者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也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而到了年长之际认知能力又会衰退的原因。与之类似的是,Cull&Whitton(2011)发现了年龄对金融素养非线性影响,他们得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金融素养会提高,而到了56岁之后,金融素养就会处于非常低水平的结果。收入方面,我们容易看到,金融素养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种差异在月收入1万以下和1万至2万年收入的受访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后差异并不十分明显。ANOVA的F值为14.88,且在1%水平上显著,暗示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金融素养有着更大的边际效应。学历方面,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金融素养的总体水平也平稳提升,金融素养的提高应以教育水平的改善为起点。职业状况是金融素养水平的良好指标。均值结果显示,从雇员到自由职业再到退休或失业,金融素养水平是不断下降的。雇员的平均素养水平有3.57,而失业或退休人群的平均素养水准仅有2.57。ANOVA的F值为7.47,通过1%置信检验,表明职业是金融素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风险方面,随着受访者风险偏好程度的增加,金融素养水平从2.73到3.75,有总体攀升趋势,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正如Beal&Delpachitra(2010)而言,风险偏好的人们可能更多的接触到金融市场,在金融管理和投资方面的经验也更丰富,金融素养也会相应提高。   (二)基于人口统计变量的金融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进一步地,我们在按人口统计变量分组的基础上统计了受访者的金融素养问题回答情况,以回答正确率的形式表示出来,如表4所示。这一方面是基于数据的更真实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数据表明,不同性别、年龄、收入、学历、职业和风险态度的人群,在金融素养客观问题的回答方面表现得差异较为明显。比如说,男性在7个问题的回答上均比女性出色,中年人、高收入者、接受过良好教育人群的金融知识更为丰富,风险偏好者在干中学中积累更多的经验,有稳定工作的人受益于良好环境或自身努力而对金融知识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总的来说,我基于人口统计变量的金融素养差异分析与方差分析的结果相吻合,说明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稳健的。
  四、结论与启示
  鉴于经济环境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提高全社会的整体金融素养水平尤为必要。为了有针对性的、更有效地提高金融素养,本文探究了我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情况,以期更好的服务于政策制定。
  本文用方差分析来研究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差异。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男性的金融素养更高;随着收入增加、学历及风险偏好的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有较大的提高;职业对金融素养的影响显著为负,年龄对金融素养有先升后降的影响。而后基于调研数据的统计结果证实了方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的实证结果给我们诸多启示。不同群体间的金融素养差异较大,女性、年轻或年长者、收入或学历不佳、失业或退休者、风险承担意愿较低者成为金融素养弱势群体。为了实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应给予这些金融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及政策扶持。譬如开展有益于女性的金融公益课程,男性在家庭中也应积极分担或帮助,让女性有更多的时间丰富自己的金融知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减轻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或扩大社会福利面;宣扬并鼓励全社会的接受更多教育,提高全民金融素养;重视失业或退休问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调动居民尤其是有一定金融积累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在干中学中不断提高风险承受能力,同时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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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露露(1994-),女,汉族,山东东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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