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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细雨如丝般拂过柳条，江苏省泗洪县垫湖村，这个曾以“大包干”闻名的“改革第一村”现在一派园林风光：小桥流水、亭台回廊，整洁道路两旁绿植掩映。
80岁的老人倪镇才悠然坐在自家屋前。
倪镇才种了一辈子地，迈入晚年的他，眼下不再劳作，搬进了一座二层“小洋楼”。“有146平方米，我住一层，小儿子一家三口住楼上。跟城里的小别墅没两样。”他告诉本刊记者。
但让老人心中略感遗憾的是，家里原有的14亩多耕地没了。“不是没了，是流转了。”同村的村民周茂荣从旁解释。
“说起来还是流转好，年轻人出去挣得多。”倪镇才感叹。土地流转之后，倪镇才的儿子、媳妇去了杭州打工，一个月收入8000多元，流转之后的土地一年租金收入有一万多元。此前，倪镇才家里靠种地、卖粮食，一年的收入只有七八千元。
在垫湖村，如今，像倪镇才的儿女一样，40多岁以及更年轻的村民几乎全部外出务工。“土地集中”所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则是整个泗洪县近年来推进城乡统筹的必然结果。
泗洪县县委书记徐德告诉本刊记者，“土地流转”前，县委的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不愿种地、老一辈农民无力种地和新生代农民不会种地等问题十分突出。以“一家一户”为特征的土地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2011年10月，泗洪县开始推进适度规模农村土地流转，一批批粮食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种粮大户闻风而至。经营规模在万亩以上的大型农场成方连片。
离开土地后，大批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泗洪县很快通过推进工业项目集中，大力发展工业企业，使其在本地得以消化。随着收入翻番，工作环境的改善，农民有了“定居小城镇”的需求。
眼下，泗洪县的土地流转与集中居住，在有规模地推进，只是推进的模式比推行之初已发生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或是为了尊重农民意愿，或是为了防控风险。
2013年，中国城镇化改革拉开了大幕。中央政府已将“新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当城镇化改革大幕拉开之时，这场关乎“三农”大变革中，作为被改革主体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呼声不能不关注。泗洪县在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以其多元化的探索而赋予了自己一种特殊的使命感。
老屋、新屋、“零过渡”
56岁的付玉门每天在“新屋”和“老屋”之间穿梭，“新屋”是位于汴水新村80平方米的安置房，老屋在家里世代居住的石集乡李台村，有7间小屋。
付玉门所在的石集乡，是泗洪县境内最早开始土地流转的试点地，直到目前，付玉门与李台村近60户村民在土地流转后仍然保留着原居住地的老屋，没有拆迁。
付玉门与60多户同村农户属于泗洪县第一批纳入集中居住的对象。当时，村干部反复上门做工作，苦口婆心说政策，用处却不大。毕竟故土难离，李台村很多农户直接表示“不能拆”。
付玉门清楚地记得，为了动员农户参与集中居住，安置房的开发商甚至邀请包括他在内的农户们去饭店喝酒。
“几十年的传统观念，光是嘴上劝，没用。”泗洪县石集乡统计干部陈富刚感叹。骑虎难下之际，先行试点的石集乡出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居住”政策：即使房屋没有征收，农户也可以按照政策先行购置安置房，享受购买安置房的优惠补贴。
这种同时保有“老屋”、“新屋”的模式，当属泗洪县在探索“人口集中”过程中，适时作出的政策调整。因为政策的灵活性，一些农户陆续被吸引，在没拆老屋的情况下，先购买了安置房。进入安置小区实地感受后，农户们感到，自己的选择，算是没有亏。
“当时买安置房的时候，750元每平方方米，总共才6万多元。我经常说，这房子不是买的，是拾到的。我有不少邻居，家里一次性买了两三套安置房。我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不符合分户条件，只能买一套。”付玉门一家四口如今住在8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他仍希望改善户型大小。
当“集中居住”的优势变为实实在在的感受，付玉门说，同村的60多户未拆迁农户如今都已预定了安置房，就等着老屋被征收了。 “但并不是农户提出要求就立刻有房安置，而是根据政府建设完成的安置房数量，依照能够安置的户数来完成逐步征收。”陈富刚说。
“这种规划安排实现了‘零过渡’。”陈富刚说。传统的“征收”和“建设”同步模式，拆迁后的农户往往需要一年的等待才能住进安置房。这期间，要么住进政府建设的过渡板房，要么借住在亲戚家，居住条件相当拮据。
现在的“集中居住”安排模式发展为：一旦某安置小区建成，能提供多少套房，就依据此数量，选择那些村的户数满足安置条件。由乡里提供计划，村里自行组织拆迁，农户可一步到位，实现入住。
洗脚上楼的成本
51岁的刘毅明刚搬进泗洪县汴水新村的安置房时，颇觉不习惯。同村的一些邻居，则在小区里四处拉设晾衣绳，冬天来临，更有不少人在高层住宅的楼下烧起煤炉做饭，烟熏火燎。
“洗脚上楼”、“集中居住”，对于散居惯了的农户而言不是件容易事。住了半年多，生活习惯才渐有改变。“我们也有了物业，原来的村干部成了物业管理人员，小区的垃圾定期有人回收，卫生有人打扫，我们也不得不注意起来。”刘毅明称，现在小区里，没有人会乱扔垃圾了，井然有序的整洁生活，农户们都适应了。
这种适应，得益于社区环境的舒适和管理。走近汴水新村，整齐干净的水泥路面，即使雨天也不会积水，城市社区所具有的运动设施、警务室、配套的农贸市场、社区服务中心、超市、卫生室、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在这里也一应俱全，并且都在20分钟内可以达到。
“最方便的是，每天送孙子上小学只要走不到十分钟的路，而且一所更大规模的学校正在附近建设。”刘毅明说。
以上的配套设施，在泗洪县境内的每个集中居住区，目前已经及时建设和配备到位，条件稍好一点的集中居住区，还建有污水处理厂、健身房，公交车也直接通到家门口。 根据泗洪县县长徐勤忠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底，全县小城镇新建、续建住宅小区138个、330万平方米，新建、续建农民集中居住区84个、201万平方米，新增集中居住人口17.63万。
华灯初上时，集中居住区前的广场上响起了健身舞曲，农家大叔大婶随着翩翩起舞。在垫湖村的居民广场还配备了露天电影，老人、孩子围坐大屏幕前十分热闹。
刘毅明对生活环境很满意，略感不满的是自己一家六口人住在80平方米的户型里，实在有些拥挤。而当初选择安置房户型时，政府只提供了这一种面积的户型，没有更多选择。
陈富刚坦言，汴水新村第一期500多户，确实存在户型单一的问题。吸取了过往的经验，汴水新村安置区的第二期、第三期安置住房，设计提供了三种面积的户型选择，从小户型到大户型基本满足了各类型群众的需要。
63岁的周家华一见到记者，就抱怨起“土地集中”、“集中居住”之后，家里开销大增。刘毅明也有同样的想法，事实上不少来自不同村落的居民都有相同的感受，“上楼”之后消费翻番，每天吹着空调，耗着电，去超市购物多了，大鱼大肉也吃得多了。
开销增加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必须增加。可是，“土地流转”之后，依靠什么来提高收入，以弥补生活开支的增加？成了农户们最为头疼的问题。
离开土地，就等于少了束缚？
付玉门已经记不清土地流转前，家里确切有多少亩土地。因为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承包了水塘，养起了螃蟹，做起了水产生意。一年靠卖螃蟹能有5万元左右的收入，而土地收入早已不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土地流转后，每年的土地租金还有农业补贴，都会准时打到账上，我也不去管，因为最多够我的酒钱。”付玉门笑着告诉记者，他现在外出在建筑工地做电工，一个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
付玉门认为，如今的收入提高，多亏了“土地流转”。原来家里有那么十几亩地的蔬菜，每年得有四五个月喷药、除草，主要靠他和老伴来种植，根本没有完整的时间去打工。
“农村里有一种观念，就是家里只要有一两亩地就不能荒掉，庄稼长不好会被人骂死。结果守着地忙得要死，一年还挣不到一万元。”付玉门感叹。
像付玉门这样的中老年人，出于无奈在家乡种地，而家里的孩子早就不会种地了。这种现象在“土地流转”之前，在泗洪县境内也极为普遍。对于付玉门这样的农户而言，虽然祖祖辈辈被土地控制着，但在近年来的现实中，全家人在收入上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土地流转后，付玉门如同摆脱了束缚，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干活”，一年的收入一下蹿上了10万元。泗洪县县长徐勤忠表示，截至今年7月底，泗洪县全县土地规模流转面积累计达到94.37万亩，共有17.5万农民直接脱离承包田。
这些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主要转向企业务工或从事三产经营，比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可增加约50天时间，增加收入5000元左右。也有6%的农民返聘到流转土地务工，每人每天能得到50～80元的薪金。另外，还有8%的农民选择了自主创业，基本实现了人人有事干、个个有钱赚。
外来务工可以说是“三集中”之后，农户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而对于不愿意离开农村这片土地的农户而言，他们也有着自己增收的新方式，就是向职业化农民的方向转化。
成为职业化农民的可能
在垫湖村见到51岁的周茂荣时，他正忙着修理自家的播种机。10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堆满了零件。“我家里现在有4台大型机器，播种、撒肥、开沟等等，只要跟种地有关的，就提供一条龙服务。”周茂荣描述着。
“土地集中”前，周茂荣家里只有一台小型播种机，因原来的土地地块小，比较分散，通常是刚播种完一亩四分地，又得开着机器空跑五六里地，去另一地块再播种几亩地。效率低下，又挣不了几个钱。家里有三个孩子在上学的周茂荣，非常焦虑。
“土地集中”后，泗洪县境内的“小田”变成“大田”，原有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批批粮食生产、加工的龙头企业，种粮大户闻风而至。经营规模在万亩以上的大型农场成方连片，土地集中，极大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机械化种植有了可能。
2013年泗洪县已流转58.34万亩土地的泗洪，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耕种、收割、脱粒、烘干等新行当应运而生。对于像周茂荣这些留在家中的离地农民，泗洪县针对实际情况，培育农民尝试职业化路径。
村组干部牵头成立劳务合作社，有组织地在土地上务工，这部分农民人均年收入可达6000～8000元；或是有组织地成立农机合作社、农技合作社、水利合作社等，让农民群众在土地经营服务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或是有组织地安排农民进入县经济开发区。
周茂荣在这场农民职业化路径的探索中，尝到了甜头。自去年开始，周茂荣加入了垫湖村新成立的农机合作社，整个合作社共有30多人，40多套农业大型机械。
“今年已经种了8000多亩地，合作社一出去就是个团队。撒肥的人开撒肥机，开沟的人开开沟机。凡是有土地集中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身影，虽然不是种自己的地，但工钱算得不错，悬根、撒肥、播种等一套工序做完，平均一亩地能挣58元。”周茂荣说，农机合作社在不断培育下，已经是一支职业化的队伍。
大规模机械作业使得周茂荣这样的农民，不再是“弯腰驼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而是增添了更多的专业化技能。
随着土地集中，形成连片规模，大型机器一天能完成播种近600亩耕地。周茂荣的收入也随之翻番。“今年两季的收入达到20万元，不成问题。”周茂荣说。
目前，泗洪全县已产生近300个劳务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去年，泗洪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9435元，同比增长15.2%。
然而，与周茂荣同村的周家华，对流转前的16亩土地，仍然非常依恋。年过60的他，对机械等专业化农业技术并不熟悉，也已过了去工厂应聘的优势年龄。周家华依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收入在130元左右，但是，他非常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今后的收入不可持续。
“再给我20亩地，我还能种。”在调研过程中，不少60岁以上的农户，与周家华一样，表达出了传统的“恋地情结”，觉着“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在泗洪县土地流转过程中，这部分人群占到近5%，如何保障他们的后续生活，有待政策细节的完善。
80岁的老人倪镇才悠然坐在自家屋前。
倪镇才种了一辈子地，迈入晚年的他，眼下不再劳作，搬进了一座二层“小洋楼”。“有146平方米，我住一层，小儿子一家三口住楼上。跟城里的小别墅没两样。”他告诉本刊记者。
但让老人心中略感遗憾的是，家里原有的14亩多耕地没了。“不是没了，是流转了。”同村的村民周茂荣从旁解释。
“说起来还是流转好，年轻人出去挣得多。”倪镇才感叹。土地流转之后，倪镇才的儿子、媳妇去了杭州打工，一个月收入8000多元，流转之后的土地一年租金收入有一万多元。此前，倪镇才家里靠种地、卖粮食，一年的收入只有七八千元。
在垫湖村，如今，像倪镇才的儿女一样，40多岁以及更年轻的村民几乎全部外出务工。“土地集中”所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则是整个泗洪县近年来推进城乡统筹的必然结果。
泗洪县县委书记徐德告诉本刊记者，“土地流转”前，县委的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不愿种地、老一辈农民无力种地和新生代农民不会种地等问题十分突出。以“一家一户”为特征的土地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2011年10月，泗洪县开始推进适度规模农村土地流转，一批批粮食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种粮大户闻风而至。经营规模在万亩以上的大型农场成方连片。
离开土地后，大批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泗洪县很快通过推进工业项目集中，大力发展工业企业，使其在本地得以消化。随着收入翻番，工作环境的改善，农民有了“定居小城镇”的需求。
眼下，泗洪县的土地流转与集中居住，在有规模地推进，只是推进的模式比推行之初已发生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或是为了尊重农民意愿，或是为了防控风险。
2013年，中国城镇化改革拉开了大幕。中央政府已将“新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当城镇化改革大幕拉开之时，这场关乎“三农”大变革中，作为被改革主体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呼声不能不关注。泗洪县在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以其多元化的探索而赋予了自己一种特殊的使命感。
老屋、新屋、“零过渡”
56岁的付玉门每天在“新屋”和“老屋”之间穿梭，“新屋”是位于汴水新村80平方米的安置房，老屋在家里世代居住的石集乡李台村，有7间小屋。
付玉门所在的石集乡，是泗洪县境内最早开始土地流转的试点地，直到目前，付玉门与李台村近60户村民在土地流转后仍然保留着原居住地的老屋，没有拆迁。
付玉门与60多户同村农户属于泗洪县第一批纳入集中居住的对象。当时，村干部反复上门做工作，苦口婆心说政策，用处却不大。毕竟故土难离，李台村很多农户直接表示“不能拆”。
付玉门清楚地记得，为了动员农户参与集中居住，安置房的开发商甚至邀请包括他在内的农户们去饭店喝酒。
“几十年的传统观念，光是嘴上劝，没用。”泗洪县石集乡统计干部陈富刚感叹。骑虎难下之际，先行试点的石集乡出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居住”政策：即使房屋没有征收，农户也可以按照政策先行购置安置房，享受购买安置房的优惠补贴。
这种同时保有“老屋”、“新屋”的模式，当属泗洪县在探索“人口集中”过程中，适时作出的政策调整。因为政策的灵活性，一些农户陆续被吸引，在没拆老屋的情况下，先购买了安置房。进入安置小区实地感受后，农户们感到，自己的选择，算是没有亏。
“当时买安置房的时候，750元每平方方米，总共才6万多元。我经常说，这房子不是买的，是拾到的。我有不少邻居，家里一次性买了两三套安置房。我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不符合分户条件，只能买一套。”付玉门一家四口如今住在8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他仍希望改善户型大小。
当“集中居住”的优势变为实实在在的感受，付玉门说，同村的60多户未拆迁农户如今都已预定了安置房，就等着老屋被征收了。 “但并不是农户提出要求就立刻有房安置，而是根据政府建设完成的安置房数量，依照能够安置的户数来完成逐步征收。”陈富刚说。
“这种规划安排实现了‘零过渡’。”陈富刚说。传统的“征收”和“建设”同步模式，拆迁后的农户往往需要一年的等待才能住进安置房。这期间，要么住进政府建设的过渡板房，要么借住在亲戚家，居住条件相当拮据。
现在的“集中居住”安排模式发展为：一旦某安置小区建成，能提供多少套房，就依据此数量，选择那些村的户数满足安置条件。由乡里提供计划，村里自行组织拆迁，农户可一步到位，实现入住。
洗脚上楼的成本
51岁的刘毅明刚搬进泗洪县汴水新村的安置房时，颇觉不习惯。同村的一些邻居，则在小区里四处拉设晾衣绳，冬天来临，更有不少人在高层住宅的楼下烧起煤炉做饭，烟熏火燎。
“洗脚上楼”、“集中居住”，对于散居惯了的农户而言不是件容易事。住了半年多，生活习惯才渐有改变。“我们也有了物业，原来的村干部成了物业管理人员，小区的垃圾定期有人回收，卫生有人打扫，我们也不得不注意起来。”刘毅明称，现在小区里，没有人会乱扔垃圾了，井然有序的整洁生活，农户们都适应了。
这种适应，得益于社区环境的舒适和管理。走近汴水新村，整齐干净的水泥路面，即使雨天也不会积水，城市社区所具有的运动设施、警务室、配套的农贸市场、社区服务中心、超市、卫生室、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在这里也一应俱全，并且都在20分钟内可以达到。
“最方便的是，每天送孙子上小学只要走不到十分钟的路，而且一所更大规模的学校正在附近建设。”刘毅明说。
以上的配套设施，在泗洪县境内的每个集中居住区，目前已经及时建设和配备到位，条件稍好一点的集中居住区，还建有污水处理厂、健身房，公交车也直接通到家门口。 根据泗洪县县长徐勤忠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底，全县小城镇新建、续建住宅小区138个、330万平方米，新建、续建农民集中居住区84个、201万平方米，新增集中居住人口17.63万。
华灯初上时，集中居住区前的广场上响起了健身舞曲，农家大叔大婶随着翩翩起舞。在垫湖村的居民广场还配备了露天电影，老人、孩子围坐大屏幕前十分热闹。
刘毅明对生活环境很满意，略感不满的是自己一家六口人住在80平方米的户型里，实在有些拥挤。而当初选择安置房户型时，政府只提供了这一种面积的户型，没有更多选择。
陈富刚坦言，汴水新村第一期500多户，确实存在户型单一的问题。吸取了过往的经验，汴水新村安置区的第二期、第三期安置住房，设计提供了三种面积的户型选择，从小户型到大户型基本满足了各类型群众的需要。
63岁的周家华一见到记者，就抱怨起“土地集中”、“集中居住”之后，家里开销大增。刘毅明也有同样的想法，事实上不少来自不同村落的居民都有相同的感受，“上楼”之后消费翻番，每天吹着空调，耗着电，去超市购物多了，大鱼大肉也吃得多了。
开销增加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必须增加。可是，“土地流转”之后，依靠什么来提高收入，以弥补生活开支的增加？成了农户们最为头疼的问题。
离开土地，就等于少了束缚？
付玉门已经记不清土地流转前，家里确切有多少亩土地。因为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承包了水塘，养起了螃蟹，做起了水产生意。一年靠卖螃蟹能有5万元左右的收入，而土地收入早已不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土地流转后，每年的土地租金还有农业补贴，都会准时打到账上，我也不去管，因为最多够我的酒钱。”付玉门笑着告诉记者，他现在外出在建筑工地做电工，一个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
付玉门认为，如今的收入提高，多亏了“土地流转”。原来家里有那么十几亩地的蔬菜，每年得有四五个月喷药、除草，主要靠他和老伴来种植，根本没有完整的时间去打工。
“农村里有一种观念，就是家里只要有一两亩地就不能荒掉，庄稼长不好会被人骂死。结果守着地忙得要死，一年还挣不到一万元。”付玉门感叹。
像付玉门这样的中老年人，出于无奈在家乡种地，而家里的孩子早就不会种地了。这种现象在“土地流转”之前，在泗洪县境内也极为普遍。对于付玉门这样的农户而言，虽然祖祖辈辈被土地控制着，但在近年来的现实中，全家人在收入上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土地流转后，付玉门如同摆脱了束缚，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干活”，一年的收入一下蹿上了10万元。泗洪县县长徐勤忠表示，截至今年7月底，泗洪县全县土地规模流转面积累计达到94.37万亩，共有17.5万农民直接脱离承包田。
这些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主要转向企业务工或从事三产经营，比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可增加约50天时间，增加收入5000元左右。也有6%的农民返聘到流转土地务工，每人每天能得到50～80元的薪金。另外，还有8%的农民选择了自主创业，基本实现了人人有事干、个个有钱赚。
外来务工可以说是“三集中”之后，农户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而对于不愿意离开农村这片土地的农户而言，他们也有着自己增收的新方式，就是向职业化农民的方向转化。
成为职业化农民的可能
在垫湖村见到51岁的周茂荣时，他正忙着修理自家的播种机。10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堆满了零件。“我家里现在有4台大型机器，播种、撒肥、开沟等等，只要跟种地有关的，就提供一条龙服务。”周茂荣描述着。
“土地集中”前，周茂荣家里只有一台小型播种机，因原来的土地地块小，比较分散，通常是刚播种完一亩四分地，又得开着机器空跑五六里地，去另一地块再播种几亩地。效率低下，又挣不了几个钱。家里有三个孩子在上学的周茂荣，非常焦虑。
“土地集中”后，泗洪县境内的“小田”变成“大田”，原有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批批粮食生产、加工的龙头企业，种粮大户闻风而至。经营规模在万亩以上的大型农场成方连片，土地集中，极大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机械化种植有了可能。
2013年泗洪县已流转58.34万亩土地的泗洪，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耕种、收割、脱粒、烘干等新行当应运而生。对于像周茂荣这些留在家中的离地农民，泗洪县针对实际情况，培育农民尝试职业化路径。
村组干部牵头成立劳务合作社，有组织地在土地上务工，这部分农民人均年收入可达6000～8000元；或是有组织地成立农机合作社、农技合作社、水利合作社等，让农民群众在土地经营服务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或是有组织地安排农民进入县经济开发区。
周茂荣在这场农民职业化路径的探索中，尝到了甜头。自去年开始，周茂荣加入了垫湖村新成立的农机合作社，整个合作社共有30多人，40多套农业大型机械。
“今年已经种了8000多亩地，合作社一出去就是个团队。撒肥的人开撒肥机，开沟的人开开沟机。凡是有土地集中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身影，虽然不是种自己的地，但工钱算得不错，悬根、撒肥、播种等一套工序做完，平均一亩地能挣58元。”周茂荣说，农机合作社在不断培育下，已经是一支职业化的队伍。
大规模机械作业使得周茂荣这样的农民，不再是“弯腰驼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而是增添了更多的专业化技能。
随着土地集中，形成连片规模，大型机器一天能完成播种近600亩耕地。周茂荣的收入也随之翻番。“今年两季的收入达到20万元，不成问题。”周茂荣说。
目前，泗洪全县已产生近300个劳务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去年，泗洪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9435元，同比增长15.2%。
然而，与周茂荣同村的周家华，对流转前的16亩土地，仍然非常依恋。年过60的他，对机械等专业化农业技术并不熟悉，也已过了去工厂应聘的优势年龄。周家华依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收入在130元左右，但是，他非常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今后的收入不可持续。
“再给我20亩地，我还能种。”在调研过程中，不少60岁以上的农户，与周家华一样，表达出了传统的“恋地情结”，觉着“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在泗洪县土地流转过程中，这部分人群占到近5%，如何保障他们的后续生活，有待政策细节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