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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过去《尚书》研究的若干盲点， 指出今后的研究应该以今古文文本的歧异为起点， 以传统的考证学方法为手段， 以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参证， 力求达到以理断文、以文证史的目的。文中的两条考释， 尝试了上述的观点。一方面纠正了一些沿袭已久的在句读或训释上的谬误， 并对今古文的歧异作出裁断； 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的论证， 也澄清了一些古代地理、政治思想、历史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