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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5年的光景，以勤劳致富闻名全乡的谢结茹成了让全乡领导头疼不已的上访专业户。
谢结茹只是湖南省冷水江市同兴乡同兴村600名失地农民中的一员，他们所有生活的改变，都是源于盛强公司这个不友好的外来者。而村民们在经历过多次无效的对抗后终于明白，对于失去土地、没有工作、又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农民来说，让盛强公司兑现当年征用土地时的承诺——把运输业务交给自己，是他们在自己的家园得以自力更生的最后机会。
回乡农民一无所有
2006年以前，谢结茹经营着自家的农场和鱼塘，虽然丈夫残疾，但靠着自己的勤劳肯干，一家人倒也殷实和睦。2006年，她被评为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先进农户”，2007年又被评为“城乡致富女能手”，谢结茹在自家的致富路上自信满满。
然而，世事难料，2009年，一切翻转。当时，同心乡政府为冷水江市盛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扩建而代征土地，谢结茹家的几个鱼塘也被划入征收的范围之内。
从农民变成新市民，谢洁茹家的光景却一年比一年惨淡。
谢洁茹只是近2000名同兴村村民中普通的一员。从2006年前后，陆陆续续有一些在沿海地区打工的村民收到一个相同消息：家里的几亩鱼塘需要被征收，作为条件，他们得到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承诺——失地农民家中的劳动力可优先在盛强公司就业、承揽工程或承接盛强公司原材料和水渣的运输业务，而此次征地获得的费用，将用于缴纳全村人的社保。
在同兴村，出外打工是大多数青壮年的共同选择，这在过去10多年从未间断，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回家乡盖起了房子，生下了小孩，余钱则紧巴巴地赡养着老人。但盛强公司的承诺，让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收入来源、就近的就业机会和未来更加稳定的社会保障，这些无疑都是巨大的诱惑。权衡之下，一些人甚至四处借钱买了货车，等着企业建起来后靠承包企业的运输挣钱。
几年过去了，当年兴建的厂房早已欣欣向荣，失掉土地的同兴村村民们大多待业在家，不惜借债买下的货车大部分时间在村里闲置，当年的社保承诺没有兑现，由于有关部门的少征多占，失去土地又没有就业谋生门路的谢结茹从先进户变成了上访户。
如今的同兴村，一组的土地已经全部征收完毕，二组三组所剩土地也已经不多，当时信誓旦旦的盛强公司现在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强硬姿态，而当时忙着两头牵线的政府部门却一时没了主意。
工厂围墙外的焦灼与盼望
据同兴村会计杨晓春透露，2006年至2009年间，同兴村征收的土地累计240多亩，按照0.4亩的人均面积来算，整个同兴村的失地农民有600多人。
沿着盛强公司西面围墙外的水泥路往村子里走，三五百米的水泥路边稀稀拉拉地停了十几辆大货车，很多已经落满了灰尘。年轻的村民们三三两两坐在自家门口，他们中间很多人是这些运货车的所有者，因为找不到运输的活计，每天下午就聚在一起打起麻将。
从村民杨元豆家的二楼向外一看，围墙的另一面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几十米之外的厂房里机器声隆隆作响，成队的货车进进出出。杨元豆指了指那些车队说：“这里面没有一辆是我们村的，都是从外面来的货车。”
李潮初家与工厂的距离不足百米，自从原来的菜地和鱼塘变成了厂房以后，他除了日日忍受噪音和粉尘，从未得到过任何实惠。而在厂房的另一侧，由于水源截断，大片没有被征用的鱼塘也早已干涸，池塘底部长出半人高的杂草，满眼望去，尽是荒凉。
杨建新也是围墙外的一户普通人家，一年前他的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因为又聋又哑，此时老人正无声地躺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忍受病痛的折磨。杨建新靠养猪为生，每天都会开着三轮车从市区的各个饭店拉回一车散发着馊臭味道的潲水，这点钱刚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为无钱给父亲医治，杨建新只是隔三差五花几十块钱为父亲注射一次盐水。
“得不到低保，他们说我养这么多猪，算不上低保户。”他最盼望的事就是村里能把大家的社保解决了，即使治不了父亲的病，至少不让人觉得未来的日子没有指望。“盛强公司征走了我们的地，这笔赔偿款说好用来交社保的，要是能落实就好。”杨建新朝围墙那一侧指了指，最后又轻轻叹了一口气。
“以二组为例，全组共358人，2004年至2008年先后3次共征收土地90.1亩，但解决的就业人员不足10人。”杨晓春发出一声哀叹。
高失业率下的动荡乡村
2010年冬天，杨笃林家的三间木板房终于彻底腐烂不能居住，40岁的他不得不寄居在弟弟家。然而，这一年真是祸不单行，春节前后，他19岁的儿子在外面打工，但因为抢劫杀人而被捕入狱，妻子早在多年以前因为吸毒成瘾而离家出走。
杨笃林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以一万元的低价贱卖以后，他不得不去临近的煤矿下井，因为性情老实，被欠薪是常有的事，无米下锅的时候常常是靠开小四轮为生的弟弟杨笃雄接济。“钱没挣到多少，身上却被炮渣炸得千疮百孔。”杨笃雄说。
在长辈们眼里，杨笃林家的孩子是个干瘦的老实娃，不太惹事，因为母亲出走，父亲又外出打工不在家，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经常在家里忍饥挨饿，若不是没有活路，不会走上这样一条犯罪道路。
经常救济哥哥的杨笃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和哥哥现在的住房是租的，家里借款买来的小四轮生意并不好，平均下来一个月还拉不到5次货。表面上看，杨家四兄弟虽有三家买了车，却都指望不上盛强公司运输的买卖，达到工作年龄的16个人中，只有杨笃雄的嫂嫂一人在厂里上班，还是四处求人才得以办成。
杨笃雄所在的同兴村一组是土地征收最多的，但那些事先约定好的就业指标却都是空头承诺。
一些老人因为得不到儿女的供养，又没有政府的保障，选择扫马路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零工补贴家用。还有一部分人则干脆跟着谢结茹一起走省会、跑北京，走上了专业上访的道路。
“在上访路上被请回来，有时候上面还能给点小钱。”一名经常上访的老太太说：“我们本身也不是无理取闹，土地征收过程中确实出现少收多占地现象。”
从《湖南省（2008）政土字地953号》中可以看到，国土部门在同兴村批准的征地面积是114.429亩，缴纳失地农民社保资金共152.57万余元，实际使用的土地却达到210多亩，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来算，少缴纳了失地农民的社保资金有一百多万元。土地换社保的过程中，由于相关部门未给与充分知情权，政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监管也出现了漏洞，面对自己利益受到侵害，大家也没有办法。
更让村民们深感受骗的是，当年作为厂房批下来的大片土地被建成了上百个门市房，现在正以每个一万元的租金向外出租。
“我们老了该怎么办？”
“真不知道他们（盛强公司）来同兴建厂干什么。”说起如今的村庄，一个年轻村民怨声连连，几年以来，工厂一天24小时隆隆运转的机器令附近居民难以入睡，几个烟囱里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气体使得周边的蔬菜、鱼苗都难以存活，不少人因为毒气过重而患上呼吸道疾病，像杨建新的父亲一样患上癌症的也有好几个。
但随着工厂的兴建，同兴村的经济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伴随着噪音、毒气、粉尘、高温炙烤和水源污染的，只有失去土地、没有收入来源、缺乏生存保障的内在焦虑。
为了就业和社保的问题，同兴村村民曾5次上书各级主管部门，却始终得不到解决。盛强公司的强硬几乎让他们失去信心，有些人开始考虑贱价卖掉当年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大货车，又重新去外地打工。
“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干点力气活，老了又该怎么办？”看着村里那些六七十岁高龄还在外面打零工的老人们，有的年轻人不免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在他们眼里，这也许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生存保卫战。
同兴村村民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缩影，据有关学者推算，全国失地和无地农民多达1.8亿，许多人都和同兴村村民一样，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保障无份，如果说这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那这些农民的未来又该由谁来买单？
如今，谢结茹决定再找机会向上级部门反映一次情况，这已是她和村民们第6次为自己争取谋生的机会。“这一次，我们不能输，不然真的就活不下来了。”她含泪憋出口气。
谢结茹只是湖南省冷水江市同兴乡同兴村600名失地农民中的一员，他们所有生活的改变，都是源于盛强公司这个不友好的外来者。而村民们在经历过多次无效的对抗后终于明白，对于失去土地、没有工作、又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农民来说，让盛强公司兑现当年征用土地时的承诺——把运输业务交给自己，是他们在自己的家园得以自力更生的最后机会。
回乡农民一无所有
2006年以前，谢结茹经营着自家的农场和鱼塘，虽然丈夫残疾，但靠着自己的勤劳肯干，一家人倒也殷实和睦。2006年，她被评为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先进农户”，2007年又被评为“城乡致富女能手”，谢结茹在自家的致富路上自信满满。
然而，世事难料，2009年，一切翻转。当时，同心乡政府为冷水江市盛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扩建而代征土地，谢结茹家的几个鱼塘也被划入征收的范围之内。
从农民变成新市民，谢洁茹家的光景却一年比一年惨淡。
谢洁茹只是近2000名同兴村村民中普通的一员。从2006年前后，陆陆续续有一些在沿海地区打工的村民收到一个相同消息：家里的几亩鱼塘需要被征收，作为条件，他们得到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承诺——失地农民家中的劳动力可优先在盛强公司就业、承揽工程或承接盛强公司原材料和水渣的运输业务，而此次征地获得的费用，将用于缴纳全村人的社保。
在同兴村，出外打工是大多数青壮年的共同选择，这在过去10多年从未间断，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回家乡盖起了房子，生下了小孩，余钱则紧巴巴地赡养着老人。但盛强公司的承诺，让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收入来源、就近的就业机会和未来更加稳定的社会保障，这些无疑都是巨大的诱惑。权衡之下，一些人甚至四处借钱买了货车，等着企业建起来后靠承包企业的运输挣钱。
几年过去了，当年兴建的厂房早已欣欣向荣，失掉土地的同兴村村民们大多待业在家，不惜借债买下的货车大部分时间在村里闲置，当年的社保承诺没有兑现，由于有关部门的少征多占，失去土地又没有就业谋生门路的谢结茹从先进户变成了上访户。
如今的同兴村，一组的土地已经全部征收完毕，二组三组所剩土地也已经不多，当时信誓旦旦的盛强公司现在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强硬姿态，而当时忙着两头牵线的政府部门却一时没了主意。
工厂围墙外的焦灼与盼望
据同兴村会计杨晓春透露，2006年至2009年间，同兴村征收的土地累计240多亩，按照0.4亩的人均面积来算，整个同兴村的失地农民有600多人。
沿着盛强公司西面围墙外的水泥路往村子里走，三五百米的水泥路边稀稀拉拉地停了十几辆大货车，很多已经落满了灰尘。年轻的村民们三三两两坐在自家门口，他们中间很多人是这些运货车的所有者，因为找不到运输的活计，每天下午就聚在一起打起麻将。
从村民杨元豆家的二楼向外一看，围墙的另一面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几十米之外的厂房里机器声隆隆作响，成队的货车进进出出。杨元豆指了指那些车队说：“这里面没有一辆是我们村的，都是从外面来的货车。”
李潮初家与工厂的距离不足百米，自从原来的菜地和鱼塘变成了厂房以后，他除了日日忍受噪音和粉尘，从未得到过任何实惠。而在厂房的另一侧，由于水源截断，大片没有被征用的鱼塘也早已干涸，池塘底部长出半人高的杂草，满眼望去，尽是荒凉。
杨建新也是围墙外的一户普通人家，一年前他的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因为又聋又哑，此时老人正无声地躺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忍受病痛的折磨。杨建新靠养猪为生，每天都会开着三轮车从市区的各个饭店拉回一车散发着馊臭味道的潲水，这点钱刚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为无钱给父亲医治，杨建新只是隔三差五花几十块钱为父亲注射一次盐水。
“得不到低保，他们说我养这么多猪，算不上低保户。”他最盼望的事就是村里能把大家的社保解决了，即使治不了父亲的病，至少不让人觉得未来的日子没有指望。“盛强公司征走了我们的地，这笔赔偿款说好用来交社保的，要是能落实就好。”杨建新朝围墙那一侧指了指，最后又轻轻叹了一口气。
“以二组为例，全组共358人，2004年至2008年先后3次共征收土地90.1亩，但解决的就业人员不足10人。”杨晓春发出一声哀叹。
高失业率下的动荡乡村
2010年冬天，杨笃林家的三间木板房终于彻底腐烂不能居住，40岁的他不得不寄居在弟弟家。然而，这一年真是祸不单行，春节前后，他19岁的儿子在外面打工，但因为抢劫杀人而被捕入狱，妻子早在多年以前因为吸毒成瘾而离家出走。
杨笃林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以一万元的低价贱卖以后，他不得不去临近的煤矿下井，因为性情老实，被欠薪是常有的事，无米下锅的时候常常是靠开小四轮为生的弟弟杨笃雄接济。“钱没挣到多少，身上却被炮渣炸得千疮百孔。”杨笃雄说。
在长辈们眼里，杨笃林家的孩子是个干瘦的老实娃，不太惹事，因为母亲出走，父亲又外出打工不在家，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经常在家里忍饥挨饿，若不是没有活路，不会走上这样一条犯罪道路。
经常救济哥哥的杨笃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和哥哥现在的住房是租的，家里借款买来的小四轮生意并不好，平均下来一个月还拉不到5次货。表面上看，杨家四兄弟虽有三家买了车，却都指望不上盛强公司运输的买卖，达到工作年龄的16个人中，只有杨笃雄的嫂嫂一人在厂里上班，还是四处求人才得以办成。
杨笃雄所在的同兴村一组是土地征收最多的，但那些事先约定好的就业指标却都是空头承诺。
一些老人因为得不到儿女的供养，又没有政府的保障，选择扫马路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零工补贴家用。还有一部分人则干脆跟着谢结茹一起走省会、跑北京，走上了专业上访的道路。
“在上访路上被请回来，有时候上面还能给点小钱。”一名经常上访的老太太说：“我们本身也不是无理取闹，土地征收过程中确实出现少收多占地现象。”
从《湖南省（2008）政土字地953号》中可以看到，国土部门在同兴村批准的征地面积是114.429亩，缴纳失地农民社保资金共152.57万余元，实际使用的土地却达到210多亩，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来算，少缴纳了失地农民的社保资金有一百多万元。土地换社保的过程中，由于相关部门未给与充分知情权，政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监管也出现了漏洞，面对自己利益受到侵害，大家也没有办法。
更让村民们深感受骗的是，当年作为厂房批下来的大片土地被建成了上百个门市房，现在正以每个一万元的租金向外出租。
“我们老了该怎么办？”
“真不知道他们（盛强公司）来同兴建厂干什么。”说起如今的村庄，一个年轻村民怨声连连，几年以来，工厂一天24小时隆隆运转的机器令附近居民难以入睡，几个烟囱里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气体使得周边的蔬菜、鱼苗都难以存活，不少人因为毒气过重而患上呼吸道疾病，像杨建新的父亲一样患上癌症的也有好几个。
但随着工厂的兴建，同兴村的经济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伴随着噪音、毒气、粉尘、高温炙烤和水源污染的，只有失去土地、没有收入来源、缺乏生存保障的内在焦虑。
为了就业和社保的问题，同兴村村民曾5次上书各级主管部门，却始终得不到解决。盛强公司的强硬几乎让他们失去信心，有些人开始考虑贱价卖掉当年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大货车，又重新去外地打工。
“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干点力气活，老了又该怎么办？”看着村里那些六七十岁高龄还在外面打零工的老人们，有的年轻人不免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在他们眼里，这也许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生存保卫战。
同兴村村民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缩影，据有关学者推算，全国失地和无地农民多达1.8亿，许多人都和同兴村村民一样，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保障无份，如果说这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那这些农民的未来又该由谁来买单？
如今，谢结茹决定再找机会向上级部门反映一次情况，这已是她和村民们第6次为自己争取谋生的机会。“这一次，我们不能输，不然真的就活不下来了。”她含泪憋出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