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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舒桐，女，山东临沂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2
王实甫的古典戏曲剧本《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称“北西厢”，曲词华美，富有诗歌的意境，加之其传达的追求自由、自主恋爱的精神，历来为人所称赞。金圣叹更是称其为“第六才子书”。剧本讲述了张君瑞和崔莺莺不顾家族门第，“有情人終成眷属”的爱情故事。
金圣叹在《西厢记》八十一条总评中，第四十八条写道，“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1]第四十九条写道，“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2]
红娘在剧本中是一个动态的形象，而崔莺莺和张生则是相对静态的。红娘无疑是书中最灵活、最可爱的角色，她快人快语，又热心肠，积极地给小姐和张生牵线搭桥，一手促成了二人的感情。她活动在莺莺、张生、老夫人其间，帮助二人增进感情，排除阻碍，可谓是尽心尽力。
莺莺和张生因为一墙之隔，并未有多少大动作（除了后面的崔莺莺自荐枕席外）。这个故事带有难脱的才子佳人气，佳人是闺阁中的多情小姐，才子是书剑飘零的风流书生。二人无法正大光明地见面，只能偷偷碰面，见面机会也寥寥。
张生自普救寺一见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就无可自拔地爱上了莺莺。随后去普救寺借厢，去红娘面前自报家门，夜半在花园等候莺莺烧香，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了他对莺莺爱得如痴如醉。很多读者都会产生一些疑虑，张生对莺莺是一见钟情，只是因为一次碰面，就对莺莺如此深爱，听起来有些不合情理。而莺莺更多的则是爱张生的才情，她因为张生吟诗而芳心暗动，三番两次夸赞他诗做得“清新”，称他为“文章士”。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莺莺羞于直接表露爱慕之情的借口。
在崔张爱情中，莺莺多数是矛盾的、犹疑的，只有到了后半，自荐枕席后才热烈了起来。莺莺传书信给张生约见面，因怕红娘看出又装作发怒，红娘又唬得张生伤心不已；阅过书信的张生欣喜至极，当着莺莺和红娘跳墙进来，惹得莺莺恼羞成怒，又变了卦，说出许多狠话来。这一来一回，大喜大悲，惹得张生去了半条命般。作为未出阁的小姐，莺莺是羞涩的、犹疑的，她装模作样地掩饰自己，又忍不住偷偷思念张生。她出尔反尔，她使小性子，她让张生一时哭一时喜，摸不透她的心。
从这个角度来说，崔莺莺和林黛玉很像，黛玉也是个让人摸不清脾气，动不动就使小性子的姑娘家。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宝黛共读西厢后：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3]
又如二十六回，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听得黛玉说“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样，心下慌了，忙赶上来，“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4]
巧的是引的这两处都与《西厢记》有关。黛玉也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子，与宝玉虽说好得不得了，也常常因一点儿小事就闹开了别扭。在《红楼梦》里，黛玉一生气，宝玉就追了上去赔不是。哄着林姑娘开心，林黛玉因此在宝玉面前可以任性得起来。宝玉和黛玉同住在大观园里，宝玉又爱姑娘们，喜欢出入黛玉的潇湘馆，虽则也要避嫌，但二人总还是有亲密相处的时候，不像崔张。
张生却没有机会当面跟崔莺莺赔不是，他二人见面的机会太少，虽只隔着西厢一堵墙，但二人面对面交流寥寥，只能靠红娘在其中牵线搭桥，凭着书信猜对方的心意。张生和宝玉也不同，张生是个喜剧性多的角色，他说话没轻没重，插科打诨，承担了很多笑料。他情绪不定，大喜大悲，用红娘的话来说就是个“傻角”，他虽然也是个多情种，但在与莺莺的爱情中，仍然时时处于被动的地位，处处受到限制。
回到正题。跳墙事件后，莺莺也自觉对不起张生，于是在红娘的撺掇下，携了枕席来与张生共度云雨。这一情节细细想来也是有些突兀，“自荐枕席”是个急转弯。在读者看来，莺莺只需道个歉，把话讲清楚就可以的事情，为了赔个不是，在一切都不确定的情况下把自己搭上了，想想也有点儿奇怪。不过，这倒不是作者的疏漏，还与西厢故事的原型有关。原作元稹《会真记》中，崔莺莺在传诗给张生后反狠狠训斥他，但三日后又莫名地来自荐枕席。也许是后来的作者也觉得这个情节有些突兀，才补充出张生害病、莺莺自觉理亏主动献身的细节。无论如何，莺莺的爱情至此是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不再顾忌红娘，不再顾忌自己的身份。她的爱情之火轰轰烈烈地烧了起来，竟比张生更热烈了许多。
此后的张君瑞草桥店梦崔莺莺一折，张生梦见崔莺莺踏穿绣鞋，磨破脚底，渡河而来。醒来发现只是一场梦，又伤感了几分。在阅读的时候我也抱了些期待和赞许，若是莺莺真的跋涉那么远来追随张生，那么这个女子果真是那个时代最反叛、最令人敬佩的，为爱不顾一切的奇女子了。但是莺莺没有，说到底，莺莺还是传统闺阁中乖顺的女孩儿，自荐枕席已是她能做出最勇敢、最逾矩的事了，不能对她苛求过多。
有个细节，书中有三次提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第一次是张生初遇莺莺后，夜晚在花园蹲守，他听了莺莺烧香时说的话以及她的感叹声后说，“我虽不如司马相如，我则看小姐颇有文君之意。”[5]第二次是老夫人悔婚后，红娘引莺莺来会张生，张生对莺莺说，“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6]随后为莺莺弹奏了《凤求凰》。第三次是张生跳墙遭莺莺训斥，红娘唱道，“从今后悔罪也卓文君，你与我学去波汉司马。”[7] 第一次提及时，张生才见了崔莺莺一面，听红娘为莺莺许愿一个好夫婿，就猜测崔莺莺有“文君之意”。私以为这是作品喜剧色彩的体现，然后张生就开始了大胆、“自恋”地主动追求莺莺。而第二次才比較切合原典故，张生与莺莺已经互生情意，此时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来比则十分应景，《凤求凰》的弹奏也恰到好处地表明了张生的爱慕和忧愤。而第三次，是红娘在莺莺变卦后告诫张生，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往后再后悔也是莺莺的事，与你无关。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因为感情受挫就丧失气性，要用功读书，考取功名，争取像司马相如一样受到赏识。私以为这是作者处理得很妙的一个细节，三次提及，而处处侧重不同，作者的笔力可见极高。
此外，再谈谈《西厢记》情节设置中的一个不甚合理之处。传统小说、戏剧常常将笔墨集中在主要人物的身上，对于次要人物则只是简单勾画几笔。对场景、前因的交代也偏爱白描的手法，而不极力渲染。金圣叹说，《西厢记》只写了三个人物：莺莺、红娘，张生。其他人物都是为了这三个人物服务的。的确，除了这三个角色的形象写得十分立体、生动，其他人物都略显扁平，法本和尚忠厚，老夫人顽固，郑恒卑鄙。这样写固然使得主要人物崔张红的形象能够更加具体、更加细腻地突出，但对次要人物的忽视，仔细推敲下也造成了一些困惑。崔张的爱情似乎发生在单一、静态的环境中，到有人上场（如老夫人、郑恒）才变一变。例如法本和尚从始至终是个老好人，开始听说张生要温习经史才借厢给他，对老夫人声称张生的他的“亲戚”。后来崔张之事败露，法本和尚借厢的行为简直是“引狼入室”了。但尽管如此，面对气愤的老夫人，法本竟也没有一点儿羞愧的表示。要知道，法本可还是牢牢记挂着崔相国的恩情呢。自己招来的书生与相国的小姐私通，于情于理法本和尚也不应置之事外。有时给次要人物一些填补也能使故事情节更通顺。
《西厢记》既吸收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典故，又对《红楼梦》及之后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作品，《西厢记》的贡献无疑是很大的。
参考文献：
[1][2]王实甫原著，金圣叹批改，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
[3][4]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5][6][7]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2
王实甫的古典戏曲剧本《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称“北西厢”，曲词华美，富有诗歌的意境，加之其传达的追求自由、自主恋爱的精神，历来为人所称赞。金圣叹更是称其为“第六才子书”。剧本讲述了张君瑞和崔莺莺不顾家族门第，“有情人終成眷属”的爱情故事。
金圣叹在《西厢记》八十一条总评中，第四十八条写道，“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1]第四十九条写道，“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2]
红娘在剧本中是一个动态的形象，而崔莺莺和张生则是相对静态的。红娘无疑是书中最灵活、最可爱的角色，她快人快语，又热心肠，积极地给小姐和张生牵线搭桥，一手促成了二人的感情。她活动在莺莺、张生、老夫人其间，帮助二人增进感情，排除阻碍，可谓是尽心尽力。
莺莺和张生因为一墙之隔，并未有多少大动作（除了后面的崔莺莺自荐枕席外）。这个故事带有难脱的才子佳人气，佳人是闺阁中的多情小姐，才子是书剑飘零的风流书生。二人无法正大光明地见面，只能偷偷碰面，见面机会也寥寥。
张生自普救寺一见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就无可自拔地爱上了莺莺。随后去普救寺借厢，去红娘面前自报家门，夜半在花园等候莺莺烧香，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了他对莺莺爱得如痴如醉。很多读者都会产生一些疑虑，张生对莺莺是一见钟情，只是因为一次碰面，就对莺莺如此深爱，听起来有些不合情理。而莺莺更多的则是爱张生的才情，她因为张生吟诗而芳心暗动，三番两次夸赞他诗做得“清新”，称他为“文章士”。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莺莺羞于直接表露爱慕之情的借口。
在崔张爱情中，莺莺多数是矛盾的、犹疑的，只有到了后半，自荐枕席后才热烈了起来。莺莺传书信给张生约见面，因怕红娘看出又装作发怒，红娘又唬得张生伤心不已；阅过书信的张生欣喜至极，当着莺莺和红娘跳墙进来，惹得莺莺恼羞成怒，又变了卦，说出许多狠话来。这一来一回，大喜大悲，惹得张生去了半条命般。作为未出阁的小姐，莺莺是羞涩的、犹疑的，她装模作样地掩饰自己，又忍不住偷偷思念张生。她出尔反尔，她使小性子，她让张生一时哭一时喜，摸不透她的心。
从这个角度来说，崔莺莺和林黛玉很像，黛玉也是个让人摸不清脾气，动不动就使小性子的姑娘家。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宝黛共读西厢后：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3]
又如二十六回，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听得黛玉说“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样，心下慌了，忙赶上来，“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4]
巧的是引的这两处都与《西厢记》有关。黛玉也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子，与宝玉虽说好得不得了，也常常因一点儿小事就闹开了别扭。在《红楼梦》里，黛玉一生气，宝玉就追了上去赔不是。哄着林姑娘开心，林黛玉因此在宝玉面前可以任性得起来。宝玉和黛玉同住在大观园里，宝玉又爱姑娘们，喜欢出入黛玉的潇湘馆，虽则也要避嫌，但二人总还是有亲密相处的时候，不像崔张。
张生却没有机会当面跟崔莺莺赔不是，他二人见面的机会太少，虽只隔着西厢一堵墙，但二人面对面交流寥寥，只能靠红娘在其中牵线搭桥，凭着书信猜对方的心意。张生和宝玉也不同，张生是个喜剧性多的角色，他说话没轻没重，插科打诨，承担了很多笑料。他情绪不定，大喜大悲，用红娘的话来说就是个“傻角”，他虽然也是个多情种，但在与莺莺的爱情中，仍然时时处于被动的地位，处处受到限制。
回到正题。跳墙事件后，莺莺也自觉对不起张生，于是在红娘的撺掇下，携了枕席来与张生共度云雨。这一情节细细想来也是有些突兀，“自荐枕席”是个急转弯。在读者看来，莺莺只需道个歉，把话讲清楚就可以的事情，为了赔个不是，在一切都不确定的情况下把自己搭上了，想想也有点儿奇怪。不过，这倒不是作者的疏漏，还与西厢故事的原型有关。原作元稹《会真记》中，崔莺莺在传诗给张生后反狠狠训斥他，但三日后又莫名地来自荐枕席。也许是后来的作者也觉得这个情节有些突兀，才补充出张生害病、莺莺自觉理亏主动献身的细节。无论如何，莺莺的爱情至此是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不再顾忌红娘，不再顾忌自己的身份。她的爱情之火轰轰烈烈地烧了起来，竟比张生更热烈了许多。
此后的张君瑞草桥店梦崔莺莺一折，张生梦见崔莺莺踏穿绣鞋，磨破脚底，渡河而来。醒来发现只是一场梦，又伤感了几分。在阅读的时候我也抱了些期待和赞许，若是莺莺真的跋涉那么远来追随张生，那么这个女子果真是那个时代最反叛、最令人敬佩的，为爱不顾一切的奇女子了。但是莺莺没有，说到底，莺莺还是传统闺阁中乖顺的女孩儿，自荐枕席已是她能做出最勇敢、最逾矩的事了，不能对她苛求过多。
有个细节，书中有三次提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第一次是张生初遇莺莺后，夜晚在花园蹲守，他听了莺莺烧香时说的话以及她的感叹声后说，“我虽不如司马相如，我则看小姐颇有文君之意。”[5]第二次是老夫人悔婚后，红娘引莺莺来会张生，张生对莺莺说，“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6]随后为莺莺弹奏了《凤求凰》。第三次是张生跳墙遭莺莺训斥，红娘唱道，“从今后悔罪也卓文君，你与我学去波汉司马。”[7] 第一次提及时，张生才见了崔莺莺一面，听红娘为莺莺许愿一个好夫婿，就猜测崔莺莺有“文君之意”。私以为这是作品喜剧色彩的体现，然后张生就开始了大胆、“自恋”地主动追求莺莺。而第二次才比較切合原典故，张生与莺莺已经互生情意，此时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来比则十分应景，《凤求凰》的弹奏也恰到好处地表明了张生的爱慕和忧愤。而第三次，是红娘在莺莺变卦后告诫张生，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往后再后悔也是莺莺的事，与你无关。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因为感情受挫就丧失气性，要用功读书，考取功名，争取像司马相如一样受到赏识。私以为这是作者处理得很妙的一个细节，三次提及，而处处侧重不同，作者的笔力可见极高。
此外，再谈谈《西厢记》情节设置中的一个不甚合理之处。传统小说、戏剧常常将笔墨集中在主要人物的身上，对于次要人物则只是简单勾画几笔。对场景、前因的交代也偏爱白描的手法，而不极力渲染。金圣叹说，《西厢记》只写了三个人物：莺莺、红娘，张生。其他人物都是为了这三个人物服务的。的确，除了这三个角色的形象写得十分立体、生动，其他人物都略显扁平，法本和尚忠厚，老夫人顽固，郑恒卑鄙。这样写固然使得主要人物崔张红的形象能够更加具体、更加细腻地突出，但对次要人物的忽视，仔细推敲下也造成了一些困惑。崔张的爱情似乎发生在单一、静态的环境中，到有人上场（如老夫人、郑恒）才变一变。例如法本和尚从始至终是个老好人，开始听说张生要温习经史才借厢给他，对老夫人声称张生的他的“亲戚”。后来崔张之事败露，法本和尚借厢的行为简直是“引狼入室”了。但尽管如此，面对气愤的老夫人，法本竟也没有一点儿羞愧的表示。要知道，法本可还是牢牢记挂着崔相国的恩情呢。自己招来的书生与相国的小姐私通，于情于理法本和尚也不应置之事外。有时给次要人物一些填补也能使故事情节更通顺。
《西厢记》既吸收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典故，又对《红楼梦》及之后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作品，《西厢记》的贡献无疑是很大的。
参考文献：
[1][2]王实甫原著，金圣叹批改，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
[3][4]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5][6][7]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