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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0年教师节，温总理在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中小学教师不会有大出息，我认为不是这样，教中小学也能出大师……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平凡事业。”遵循总理讲话精神，《中国教师》将以“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为主线，展现这些历史人物的中小学教师生涯对其本人终身成就的影响，与所有教师共勉。本期推出历史学家陈垣、艺术家李叔同和儒学大师梁漱溟。
2002年9月8日，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落成，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则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的全身像。陈垣，这个在史学界让人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可能会让人们感觉有些陌生。作为一个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胡适、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坊间段子，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陈寅恪就曾说过，他平生最佩服的是王国维和陈垣，陈垣学问踏实，德才兼优。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棠下镇石头乡(棠下现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和那个时期的众多大家不同，陈垣是靠着《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启蒙的，无师承，自学成才，也没有留学列国的背景。他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元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饮誉海内外，被学术界誉为“一代宗师”。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教育界的传奇经历，陈垣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年，通观古今中外，有如此长期教育生涯的教育家是不多见的。他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在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担任过教授，并连任了46年的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其培养的人才之多，用他196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今日》一文中的“芬芳桃李人间盛”一语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陈垣先生逝世后，回忆、纪念他的文章有200余篇，其中作者大多是他的学生，而许多已经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或史学界的领导人。
师意：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
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陈垣对启功语
陈垣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坛时年仅18岁，自己还是旧式学馆的学生，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邻里就请他到一家蒙馆教书。彼时的老师，总是在学生背不下书时打手板或打腿，陈垣自己也挨过打，所以对这样的体罚很反感，他教蒙馆后，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欢迎。
1906年，陈垣因在《时事画报》经常发表反清文章而引起了清政府官员的注意。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回到了家乡新会，任篁庄小学堂教员。这是一所新式的乡村小学，他在这里教国文、算学、体操、唱歌、美术等科目。这些课程在当时是很新鲜的，很受学生欢迎。放假时，他便常和学生去远足，并采集一些植物标本。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学生们很喜欢这样的新课程，所以他们欢迎我这个从广州来的新教师。”[1]他是小学堂里思想很新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有时腰间还系一条绦带。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即制服），同学们都说他很精神，师生感情很融洽。没多久，广州的风声稍缓和，他便离开篁庄回广州，同学们纷纷前来送行。陈垣晚年曾回忆起江边送别的情景，说：“启程那天清晨，同学们半夜就来到江边送行，船已开了很久，他们还站在黎明的晨曦中，挥帽告别。”[2]55年后的1961年，他在这所小学教过的学生欧阳锦棠，从广州来北京开会，到他家去看望，两人都已经须发斑白，当他们谈起在小学上课、远足的情景时，仍然会完全沉醉在少年的回忆之中。
1913年的春天，陈垣怀着对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的美好向往，只身从广州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短暂的政治生涯。但很快地，在参加了所谓的众议院的几次活动后，他逐渐看到了很多过去想象不到的事情：议会成了争权夺利的场所，成了派系夺权、集团牟利、尔虞我诈、置国事于不顾的官衙。推倒了几千年的帝制，换来的却是一批军阀。他们利用民国之名，巧取豪夺；盗得议会名义，以充当自己的工具。
1920年，华北旱灾严重，农民逃亡外乡，北京街头每天都有从外县灾区涌进的大批难民，扶老携幼，缺衣少食。陈垣看到这种惨状，便和朋友们商议，集资办起一所半工半读学校，起名为“北京孤儿工读园”，陈垣担任园长，并负责教务。该园不收任何费用，还供给食宿，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儿得到了较好的照顾，深受社会的欢迎和称赞。3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黎莉莉姐妹，因其父母都参加革命，幼年时就在园内就读。陈垣还为该园题写了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挂在园门两旁。从这副对联中，陈垣关注教育、开办学校之意，可窥一斑。[3]
1920年9月，他又与朋友创办了平民中学，即今北京市第41中学前身，这座中学除招收一部分本市小学毕业生外，大部分收容的是河北灾区逃难到北京的青年。学校不收学杂费，对清寒学生还有补助，这使得许多小学毕业无力升学的学生，也得到了继续读书的机会。陈垣自己任校长，兼教国文、历史，包括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中国文学史这个课，是他在别校从未教授过的。而当时的平民中学，也因其授课出色、纪律严明，在北京的中学里鹤立鸡群。[4]
1921年，陈垣还担任了教育部次长（即副部长），但是在旧政府工作的经历让他觉得筋疲力尽，常常事与愿违，件件事情都不易推动，理想的实现更是遥不可及。经过观察和体验，他认为当时的政治是“肮脏的”，也更加坚定了他“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的人生观，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教书育人、读书治史的道路。
师心：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陈垣《中国史料的整理》
陈垣身上有着很强的战斗因子，他反抗过清朝、北洋军阀和日伪政权，除了在报纸杂志上对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口诛笔伐之外，陈垣还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融入到了教育事业当中。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扬“品行第一”。在辅仁大学的返校节上，陈垣给大家讲了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礼记》有一节是讲孔子主持射箭比赛的事情，让谁把门呢？弟子子路。孔子说，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一种是败军之将，一种是为敌人做事情的，一种是认敌为父的。很多汉奸听了以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敌伪统治下,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很不容易。
在教学当中，他也会巧妙地传递爱国思想。他开了一门叫“史源学”的新课程 ，有一次讲到了清朝两个学者讨论的一个问题：金灭北宋以后,一时不能灭南宋，在中原地区建立过一个伪齐政权，伪齐的头子刘豫死后到底埋在什么地方呢？他在分析了两人观点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刘豫到底埋在哪里其实不重要，有一条材料讲，刘豫的后人都不承认他这个祖先，“所以一个人当了汉奸，连后人都不承认他。”
选择研究历史，也是他爱国情怀的使然。中国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一直吸引着众多国内外学者去研究和探索，外国人称博大精深的中国学问为“汉学”，因此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便被称为“汉学家”。近代中国百事不如人，对自己国家学问的研究也落后于欧洲、日本。陈垣怀着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赤诚，对上述现象愤愤不平，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多次呼喊：“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陈垣的学生柴德庚、刘乃和多次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这个所谓的“陈垣要强”，其实就是“国家要强”。曾在燕京大学受业于陈垣的翁独健回忆说，陈垣在讲授“中国史学评论”课时就说过：“19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的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的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抱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鼓励学生把它抢回北京来，鼓励青年一代在文史战线上取得超越前人、超越外国人的成果。正是在陈垣的影响下，翁独健选择了蒙、元史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
1924年，北京文化界的爱国人士组织了“敦煌经典辑存会”，致力于搜集整理敦煌资料的工作，并阻止敦煌珍品的继续外流。陈垣在“辑存会”担任采访部长。这时的他将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敦煌经卷8 000余轴编成了《敦煌劫余录》。在编写这部经典的目录学著作时，陈垣不但娴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目录编制方法，还引用了近代西方目录索引方法。胡适评价说，这部书“考订之详，检查之方便，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了”。“劫余”二字，取其历劫仅存之意，陈垣在序里提到：“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当时有朋友劝他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他们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改名称。陈垣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意，怎能更改！”[5]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赤诚，为师为学的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师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学生要守之以弘毅，持之以贞固，秉忠直之气，为士民之倡，切勿行违忠直，驱逐声势，同流而合污。
——陈垣《辅仁大学年刊》创刊号
韩愈在《师说》中的第一句，就开篇名义地指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而陈垣先生则用自己的躬亲示范完美诠释了现代“师者”的概念，不但“传道授业解惑”，还“循循然善诱人”。
启功是陈垣先生一手培养起来的国学大师。他原是一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青年，文章和书画却得到了陈垣的赏识，三次推荐他进辅仁，后来他进入了辅仁大学的美术系，还与陈垣一起教授辅仁的“大一国文”课。陈垣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亲切地称启功为“小孩”。陈垣先生循循善诱，悉心教导他如何教书、读书、做学问，这给启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何教书？启功回忆道，“陈垣曾说：‘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以鼓励夸奖学生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批改作业，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业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发作业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量在课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量在堂上表扬……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站在台上，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业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了错字的，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不怕来问了。’”[6]
这些“上课须知”，陈垣曾向启功反复说明，唯恐其听不明、记不住。启功感动地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这段温暖的回忆，犹如一幅温暖的父亲教子图，把一个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师者形象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为了感谢陈垣的栽培之恩，陈垣逝世后，启功筹款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励耘书屋”是陈垣书屋的名字）。在《捐献书》中，启功是这样说的：“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从那时，受到陈老师的教导，直到陈老师去世，经历近四十年，老师不但教导有关学术的知识，做学问的门径，以至处事做人的道理，恩谊之深，是用简单语言无法评述的……想到筹划一笔奖学助学基金，定时赠给学习研究以至教学有卓越成果和需要资助的同学们、同志们，借此绵延陈老师的教泽，为祖国的科学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或可以报恩师于万一。”名师高足两代生辉，启功的义举在教育界被传为佳话，充分体现了他尊师重教的精神风貌。
师者是渺小的，三尺讲台，粉笔板擦，可能是人生最主要的舞台和道具；师者却又是伟大的，桃李满园，香飘万里，其教书育人的精神将永远地流传下去。
1971年那个动荡的夏天，91岁的陈垣在病痛和苦闷中离世，留下了他不舍的学生和家人。去世以后，他将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包括4万多册线装书、清代学人手稿和字画1 000多件（其中董其昌的字画一二十件，随便一件在今天就值几十几百万元），稿费4万元……此时，离1951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相差正好20年。
附录一：陈垣论教育
编好教科书是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基础建设工作，中小学教科书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整个新生一代的培养，也直接影响着我们国家所培养的各种专业人才的基础知识的质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一切事业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事业的出发点。我们做研究工作就要注意最根本而又最广泛的问题，要联系实际需要。
——陈垣《科学工作者应重视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原载《科学通报》1954年第7期
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教师教育着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青年人富于理想，活泼热情，朝气蓬勃，对新事物又敏感，遇到问题，总要追根问底，我常常是从同学提出的问题里得到启发。
——陈垣《教育工作六十年》，原载《人民画报》1959年第9期
治学时要通过丰富的历史材料，系统说明中国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出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些教育经验。
——选自陈垣1961年6月21日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附录二：评价陈垣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
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
——[法]伯希和
参考文献：
[1]陈智超.陈垣与历史教学[J].历史教学,1980,(10).
[2]刘乃和.陈垣年谱·陈垣评传[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60—261.
[3]张荣芳.一代史学宗师陈垣[J].岭南文史,2008,(3).
[4]那志良.忆吾师陈援庵先生[A].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张荣芳.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40.
[6]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J].教书育人，2009,(2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谭烨）
2010年教师节，温总理在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中小学教师不会有大出息，我认为不是这样，教中小学也能出大师……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平凡事业。”遵循总理讲话精神，《中国教师》将以“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为主线，展现这些历史人物的中小学教师生涯对其本人终身成就的影响，与所有教师共勉。本期推出历史学家陈垣、艺术家李叔同和儒学大师梁漱溟。
2002年9月8日，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落成，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则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的全身像。陈垣，这个在史学界让人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可能会让人们感觉有些陌生。作为一个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胡适、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坊间段子，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陈寅恪就曾说过，他平生最佩服的是王国维和陈垣，陈垣学问踏实，德才兼优。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棠下镇石头乡(棠下现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和那个时期的众多大家不同，陈垣是靠着《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启蒙的，无师承，自学成才，也没有留学列国的背景。他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元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饮誉海内外，被学术界誉为“一代宗师”。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教育界的传奇经历，陈垣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年，通观古今中外，有如此长期教育生涯的教育家是不多见的。他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在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担任过教授，并连任了46年的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其培养的人才之多，用他196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今日》一文中的“芬芳桃李人间盛”一语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陈垣先生逝世后，回忆、纪念他的文章有200余篇，其中作者大多是他的学生，而许多已经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或史学界的领导人。
师意：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
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陈垣对启功语
陈垣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坛时年仅18岁，自己还是旧式学馆的学生，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邻里就请他到一家蒙馆教书。彼时的老师，总是在学生背不下书时打手板或打腿，陈垣自己也挨过打，所以对这样的体罚很反感，他教蒙馆后，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欢迎。
1906年，陈垣因在《时事画报》经常发表反清文章而引起了清政府官员的注意。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回到了家乡新会，任篁庄小学堂教员。这是一所新式的乡村小学，他在这里教国文、算学、体操、唱歌、美术等科目。这些课程在当时是很新鲜的，很受学生欢迎。放假时，他便常和学生去远足，并采集一些植物标本。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学生们很喜欢这样的新课程，所以他们欢迎我这个从广州来的新教师。”[1]他是小学堂里思想很新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有时腰间还系一条绦带。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即制服），同学们都说他很精神，师生感情很融洽。没多久，广州的风声稍缓和，他便离开篁庄回广州，同学们纷纷前来送行。陈垣晚年曾回忆起江边送别的情景，说：“启程那天清晨，同学们半夜就来到江边送行，船已开了很久，他们还站在黎明的晨曦中，挥帽告别。”[2]55年后的1961年，他在这所小学教过的学生欧阳锦棠，从广州来北京开会，到他家去看望，两人都已经须发斑白，当他们谈起在小学上课、远足的情景时，仍然会完全沉醉在少年的回忆之中。
1913年的春天，陈垣怀着对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的美好向往，只身从广州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短暂的政治生涯。但很快地，在参加了所谓的众议院的几次活动后，他逐渐看到了很多过去想象不到的事情：议会成了争权夺利的场所，成了派系夺权、集团牟利、尔虞我诈、置国事于不顾的官衙。推倒了几千年的帝制，换来的却是一批军阀。他们利用民国之名，巧取豪夺；盗得议会名义，以充当自己的工具。
1920年，华北旱灾严重，农民逃亡外乡，北京街头每天都有从外县灾区涌进的大批难民，扶老携幼，缺衣少食。陈垣看到这种惨状，便和朋友们商议，集资办起一所半工半读学校，起名为“北京孤儿工读园”，陈垣担任园长，并负责教务。该园不收任何费用，还供给食宿，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儿得到了较好的照顾，深受社会的欢迎和称赞。3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黎莉莉姐妹，因其父母都参加革命，幼年时就在园内就读。陈垣还为该园题写了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挂在园门两旁。从这副对联中，陈垣关注教育、开办学校之意，可窥一斑。[3]
1920年9月，他又与朋友创办了平民中学，即今北京市第41中学前身，这座中学除招收一部分本市小学毕业生外，大部分收容的是河北灾区逃难到北京的青年。学校不收学杂费，对清寒学生还有补助，这使得许多小学毕业无力升学的学生，也得到了继续读书的机会。陈垣自己任校长，兼教国文、历史，包括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中国文学史这个课，是他在别校从未教授过的。而当时的平民中学，也因其授课出色、纪律严明，在北京的中学里鹤立鸡群。[4]
1921年，陈垣还担任了教育部次长（即副部长），但是在旧政府工作的经历让他觉得筋疲力尽，常常事与愿违，件件事情都不易推动，理想的实现更是遥不可及。经过观察和体验，他认为当时的政治是“肮脏的”，也更加坚定了他“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的人生观，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教书育人、读书治史的道路。
师心：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陈垣《中国史料的整理》
陈垣身上有着很强的战斗因子，他反抗过清朝、北洋军阀和日伪政权，除了在报纸杂志上对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口诛笔伐之外，陈垣还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融入到了教育事业当中。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扬“品行第一”。在辅仁大学的返校节上，陈垣给大家讲了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礼记》有一节是讲孔子主持射箭比赛的事情，让谁把门呢？弟子子路。孔子说，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一种是败军之将，一种是为敌人做事情的，一种是认敌为父的。很多汉奸听了以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敌伪统治下,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很不容易。
在教学当中，他也会巧妙地传递爱国思想。他开了一门叫“史源学”的新课程 ，有一次讲到了清朝两个学者讨论的一个问题：金灭北宋以后,一时不能灭南宋，在中原地区建立过一个伪齐政权，伪齐的头子刘豫死后到底埋在什么地方呢？他在分析了两人观点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刘豫到底埋在哪里其实不重要，有一条材料讲，刘豫的后人都不承认他这个祖先，“所以一个人当了汉奸，连后人都不承认他。”
选择研究历史，也是他爱国情怀的使然。中国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一直吸引着众多国内外学者去研究和探索，外国人称博大精深的中国学问为“汉学”，因此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便被称为“汉学家”。近代中国百事不如人，对自己国家学问的研究也落后于欧洲、日本。陈垣怀着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赤诚，对上述现象愤愤不平，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多次呼喊：“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陈垣的学生柴德庚、刘乃和多次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这个所谓的“陈垣要强”，其实就是“国家要强”。曾在燕京大学受业于陈垣的翁独健回忆说，陈垣在讲授“中国史学评论”课时就说过：“19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的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的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抱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鼓励学生把它抢回北京来，鼓励青年一代在文史战线上取得超越前人、超越外国人的成果。正是在陈垣的影响下，翁独健选择了蒙、元史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
1924年，北京文化界的爱国人士组织了“敦煌经典辑存会”，致力于搜集整理敦煌资料的工作，并阻止敦煌珍品的继续外流。陈垣在“辑存会”担任采访部长。这时的他将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敦煌经卷8 000余轴编成了《敦煌劫余录》。在编写这部经典的目录学著作时，陈垣不但娴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目录编制方法，还引用了近代西方目录索引方法。胡适评价说，这部书“考订之详，检查之方便，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了”。“劫余”二字，取其历劫仅存之意，陈垣在序里提到：“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当时有朋友劝他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他们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改名称。陈垣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意，怎能更改！”[5]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赤诚，为师为学的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师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学生要守之以弘毅，持之以贞固，秉忠直之气，为士民之倡，切勿行违忠直，驱逐声势，同流而合污。
——陈垣《辅仁大学年刊》创刊号
韩愈在《师说》中的第一句，就开篇名义地指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而陈垣先生则用自己的躬亲示范完美诠释了现代“师者”的概念，不但“传道授业解惑”，还“循循然善诱人”。
启功是陈垣先生一手培养起来的国学大师。他原是一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青年，文章和书画却得到了陈垣的赏识，三次推荐他进辅仁，后来他进入了辅仁大学的美术系，还与陈垣一起教授辅仁的“大一国文”课。陈垣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亲切地称启功为“小孩”。陈垣先生循循善诱，悉心教导他如何教书、读书、做学问，这给启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何教书？启功回忆道，“陈垣曾说：‘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以鼓励夸奖学生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批改作业，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业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发作业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量在课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量在堂上表扬……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站在台上，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业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了错字的，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不怕来问了。’”[6]
这些“上课须知”，陈垣曾向启功反复说明，唯恐其听不明、记不住。启功感动地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这段温暖的回忆，犹如一幅温暖的父亲教子图，把一个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师者形象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为了感谢陈垣的栽培之恩，陈垣逝世后，启功筹款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励耘书屋”是陈垣书屋的名字）。在《捐献书》中，启功是这样说的：“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从那时，受到陈老师的教导，直到陈老师去世，经历近四十年，老师不但教导有关学术的知识，做学问的门径，以至处事做人的道理，恩谊之深，是用简单语言无法评述的……想到筹划一笔奖学助学基金，定时赠给学习研究以至教学有卓越成果和需要资助的同学们、同志们，借此绵延陈老师的教泽，为祖国的科学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或可以报恩师于万一。”名师高足两代生辉，启功的义举在教育界被传为佳话，充分体现了他尊师重教的精神风貌。
师者是渺小的，三尺讲台，粉笔板擦，可能是人生最主要的舞台和道具；师者却又是伟大的，桃李满园，香飘万里，其教书育人的精神将永远地流传下去。
1971年那个动荡的夏天，91岁的陈垣在病痛和苦闷中离世，留下了他不舍的学生和家人。去世以后，他将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包括4万多册线装书、清代学人手稿和字画1 000多件（其中董其昌的字画一二十件，随便一件在今天就值几十几百万元），稿费4万元……此时，离1951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相差正好20年。
附录一：陈垣论教育
编好教科书是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基础建设工作，中小学教科书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整个新生一代的培养，也直接影响着我们国家所培养的各种专业人才的基础知识的质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一切事业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事业的出发点。我们做研究工作就要注意最根本而又最广泛的问题，要联系实际需要。
——陈垣《科学工作者应重视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原载《科学通报》1954年第7期
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教师教育着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青年人富于理想，活泼热情，朝气蓬勃，对新事物又敏感，遇到问题，总要追根问底，我常常是从同学提出的问题里得到启发。
——陈垣《教育工作六十年》，原载《人民画报》1959年第9期
治学时要通过丰富的历史材料，系统说明中国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出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些教育经验。
——选自陈垣1961年6月21日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附录二：评价陈垣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
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
——[法]伯希和
参考文献：
[1]陈智超.陈垣与历史教学[J].历史教学,1980,(10).
[2]刘乃和.陈垣年谱·陈垣评传[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60—261.
[3]张荣芳.一代史学宗师陈垣[J].岭南文史,2008,(3).
[4]那志良.忆吾师陈援庵先生[A].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张荣芳.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40.
[6]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J].教书育人，2009,(2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谭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