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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居民贫富悬殊的现状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逐步上升、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科学院经济所课题组抽样调查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总的趋势是基尼系数上升，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测算，我国当前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东欧转轨国家。2000年我国综合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跨入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国家行列了。
首先，我国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由于我国实施的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政策，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东部地区以其特有的优势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对经济周期性回升趋势的形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区域经济非均衡性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差距矛盾进一步加剧。根据国际社会的经验数据，地区间人均GNP差距达到3倍以上时，就会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和社会矛盾加剧，而在我国东西部的不同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相差10几倍。
其次，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居高不下。由于我国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复归，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有所拉大。一方面，由于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利润较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农民负担的各种税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却增加很快。这样就导致农民与从事其它产业人员的收入差距明显，贫富悬殊。城乡居民收入这种过度的非均衡增长，不仅对当前及今后消费需求增长形成瓶颈制约，而且对社会安定也将会带来不利影响。
另外，我国各部门工资收入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职业群体特征，居民收入水平与所在行业和单位性质有很高的相关度，金融业、保险业、通讯业等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是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十几倍。而且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三资企业人均工资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某些在外资企业中工作的中方管理人员薪酬水平更高。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中收入者集中。
二、我国居民贫富悬殊的深层原因
第一，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在初分配领域容许并鼓励收入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制成分的增加，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及市场机制的引入，使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特别是体现在初次分配的差距上。初次分配中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是促进效率的，但劳动者因家庭、社会地位不同而受到公共教育不同，从而造成他们之间的能力差别，导致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我国的收入分配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按劳分配必然要和按要素分配并存，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按要素分配将发展得更快。按资分配的范围和比例过大，造成资本增长的“滚雪球”效应越滚越大，人们的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大。我们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将我国的收入分配总原则逐步调整为“效率和公平并重”。
第二，我国国土面积的幅员辽阔，各省份地区的自然区位特征各异。地处沿海的东部发达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比较好，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经济发展速度自然快过其他的省份。而中西部地区以及北方的一些省份，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遇到的困境较多，造成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部地区以发展轻工业和加工业为主，附加值高；中、西部地区以发展原材料、能源工业为主，附加值低。后者的经济效益大大低于前者，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区域经济发展原则造成了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滋生了权钱交易、偷税漏税和贪污受贿等严重问题，由此带来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流入了少数人的口袋。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还存在着某些“盲区”，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市场上的投融资以及交易行为，使得一些投机经营者，能够轻易地钻制度、法律之空子，规避法律的制裁，使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得不到有效的扼制，利用双轨制进行“寻租”等活动。同时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够规范，缺乏严格的监督制度，加上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使某些企业的领导者有机可乘，利用职权，变相转移变卖公有财产，大肆敛财，加剧了贫富差距。
第四，政策倾斜形成的收入差距拉大。主要反映在东、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差距过大方面。当然，造成东、中、西部收入差距的因素中，还存在历史的以及自然、社会、人文条件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收入差距的拉大，则主要是国家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优惠等方面给予相当大的倾斜。在税收政策方面，国家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优惠的投资政策，国有企业税务过重，使得外企员工收入明显高于国企。再次，在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企业被推向市场，但仍有一些行业享受垄断特权，不平等竞争仍然存在。一些部门、行业能够通过垄断经营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分割，获得垄断利润或高额利润，最终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金融、保险、邮电通信等行业。
三、我国居民贫富悬殊的抑制措施
第一，制订完善的相关调控政策。要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努力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地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要加快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尤其要重视改善当地的发展环境，努力提高内陆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投资政策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对中西部投资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在利用外资政策方面，国家正在给中西部地区以特殊的优惠政策，以推动外商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在金融政策方面，国家又在信贷规模、利率、贷款期限等方面给予中西部贫困地区特别的优惠。通过政策调控，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在全国范围，除自由贸易区外，一律实行统一税制，中央税与地方分享税为统一税率，公平负税。任何地区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第二，改革税收制度。要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中的高收入者不加任何限制。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公平，国家和政府还必须通过税收调节来限制高收入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税收调节是缩小收入差距，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有效手段。制约高收入者的主要税收形式是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度。进一步完善收入申报制度、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建立专门档案，使各种“隐形”收入公开化，实行重点监控，杜绝偷、漏税现象。开证“遗产税”，重点征收有巨额财产的富人遗产。通过税收的再分配功能，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既不影响高收入者的积极性，又能为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心理所能承受的水平，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保障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
第三，建立健全法律规范。要依法加大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通过法律手段堵住黑色和灰色收入的源头。要从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入手，重点解决那些社会反映强烈的垄断问题、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问题。制止垄断暴利的收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的分配行为，依法惩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的暴富者，并严格税收征管和处罚的力度，实行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加强监督约束。要加强税法的执行工作，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防止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现象的发生。加强反腐力度，严厉打击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强化对公务员个人以及群体和机构行为的监督与约束，全面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的制约机制。国家和政府除了必须健全惩治各种经济犯罪的法律以外，还要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对非法致富者予以坚决的打击。
第四，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要完善各级养老金统筹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划定并实施最低收入保护线。要注意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避免贫困或利益受损问题过分集中于某些社会群体。要强化对低收入居民的救助和保障机制，对缓解贫富差别、维护社会的稳定有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给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弱者、低收入者和贫困者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帮助，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要加快从“单位保障体制”向“社会保障体制”的过渡步伐，尽快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应进一步加快，以有效的制度确保离退休职工的基本利益，增加他们的安全感，缓解市场经济带来的风险。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门路，解决因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逐步上升、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科学院经济所课题组抽样调查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总的趋势是基尼系数上升，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测算，我国当前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东欧转轨国家。2000年我国综合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跨入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国家行列了。
首先，我国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由于我国实施的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政策，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东部地区以其特有的优势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对经济周期性回升趋势的形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区域经济非均衡性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差距矛盾进一步加剧。根据国际社会的经验数据，地区间人均GNP差距达到3倍以上时，就会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和社会矛盾加剧，而在我国东西部的不同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相差10几倍。
其次，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居高不下。由于我国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复归，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有所拉大。一方面，由于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利润较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农民负担的各种税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却增加很快。这样就导致农民与从事其它产业人员的收入差距明显，贫富悬殊。城乡居民收入这种过度的非均衡增长，不仅对当前及今后消费需求增长形成瓶颈制约，而且对社会安定也将会带来不利影响。
另外，我国各部门工资收入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职业群体特征，居民收入水平与所在行业和单位性质有很高的相关度，金融业、保险业、通讯业等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是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十几倍。而且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三资企业人均工资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某些在外资企业中工作的中方管理人员薪酬水平更高。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中收入者集中。
二、我国居民贫富悬殊的深层原因
第一，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在初分配领域容许并鼓励收入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制成分的增加，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及市场机制的引入，使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特别是体现在初次分配的差距上。初次分配中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是促进效率的，但劳动者因家庭、社会地位不同而受到公共教育不同，从而造成他们之间的能力差别，导致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我国的收入分配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按劳分配必然要和按要素分配并存，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按要素分配将发展得更快。按资分配的范围和比例过大，造成资本增长的“滚雪球”效应越滚越大，人们的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大。我们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将我国的收入分配总原则逐步调整为“效率和公平并重”。
第二，我国国土面积的幅员辽阔，各省份地区的自然区位特征各异。地处沿海的东部发达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比较好，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经济发展速度自然快过其他的省份。而中西部地区以及北方的一些省份，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遇到的困境较多，造成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部地区以发展轻工业和加工业为主，附加值高；中、西部地区以发展原材料、能源工业为主，附加值低。后者的经济效益大大低于前者，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区域经济发展原则造成了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滋生了权钱交易、偷税漏税和贪污受贿等严重问题，由此带来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流入了少数人的口袋。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还存在着某些“盲区”，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市场上的投融资以及交易行为，使得一些投机经营者，能够轻易地钻制度、法律之空子，规避法律的制裁，使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得不到有效的扼制，利用双轨制进行“寻租”等活动。同时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够规范，缺乏严格的监督制度，加上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使某些企业的领导者有机可乘，利用职权，变相转移变卖公有财产，大肆敛财，加剧了贫富差距。
第四，政策倾斜形成的收入差距拉大。主要反映在东、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差距过大方面。当然，造成东、中、西部收入差距的因素中，还存在历史的以及自然、社会、人文条件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收入差距的拉大，则主要是国家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优惠等方面给予相当大的倾斜。在税收政策方面，国家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优惠的投资政策，国有企业税务过重，使得外企员工收入明显高于国企。再次，在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企业被推向市场，但仍有一些行业享受垄断特权，不平等竞争仍然存在。一些部门、行业能够通过垄断经营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分割，获得垄断利润或高额利润，最终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金融、保险、邮电通信等行业。
三、我国居民贫富悬殊的抑制措施
第一，制订完善的相关调控政策。要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努力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地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要加快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尤其要重视改善当地的发展环境，努力提高内陆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投资政策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对中西部投资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在利用外资政策方面，国家正在给中西部地区以特殊的优惠政策，以推动外商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在金融政策方面，国家又在信贷规模、利率、贷款期限等方面给予中西部贫困地区特别的优惠。通过政策调控，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在全国范围，除自由贸易区外，一律实行统一税制，中央税与地方分享税为统一税率，公平负税。任何地区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第二，改革税收制度。要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中的高收入者不加任何限制。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公平，国家和政府还必须通过税收调节来限制高收入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税收调节是缩小收入差距，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有效手段。制约高收入者的主要税收形式是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度。进一步完善收入申报制度、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建立专门档案，使各种“隐形”收入公开化，实行重点监控，杜绝偷、漏税现象。开证“遗产税”，重点征收有巨额财产的富人遗产。通过税收的再分配功能，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既不影响高收入者的积极性，又能为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心理所能承受的水平，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保障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
第三，建立健全法律规范。要依法加大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通过法律手段堵住黑色和灰色收入的源头。要从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入手，重点解决那些社会反映强烈的垄断问题、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问题。制止垄断暴利的收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的分配行为，依法惩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的暴富者，并严格税收征管和处罚的力度，实行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加强监督约束。要加强税法的执行工作，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防止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现象的发生。加强反腐力度，严厉打击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强化对公务员个人以及群体和机构行为的监督与约束，全面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的制约机制。国家和政府除了必须健全惩治各种经济犯罪的法律以外，还要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对非法致富者予以坚决的打击。
第四，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要完善各级养老金统筹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划定并实施最低收入保护线。要注意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避免贫困或利益受损问题过分集中于某些社会群体。要强化对低收入居民的救助和保障机制，对缓解贫富差别、维护社会的稳定有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给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弱者、低收入者和贫困者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帮助，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要加快从“单位保障体制”向“社会保障体制”的过渡步伐，尽快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应进一步加快，以有效的制度确保离退休职工的基本利益，增加他们的安全感，缓解市场经济带来的风险。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门路，解决因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