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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元年。
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
在此之前，人们更担心的是核爆炸和化学工业可能带来的生物变异，日本上世纪50年代首创的电影《哥斯拉》被反复翻拍并衍生出《汉江怪物》之类的电影，反映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生物变异可能引发灾难的恐惧。如果人类科技发展的意外都可能带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那么当人类可以任意的剪辑组合基因顺序，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搞出什么样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呢。
实际上，人们在认识自然、掌握科学的过程中，产生这种朴素的担心并不奇怪。科学总是会被远离科学的大众所共有传统和愚昧所误解。从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到慈禧太后相信铁路会惊动大清的龙脉都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典型案例。除了担心科学本身，人们还担心谁会掌控科学。一旦科学被狂人、恶魔或者敌人控制，科学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们探索自然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了。中国人现在对转基因的担心，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中国目前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学成果和科学成果被滥用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取决于教会也不取决于政府，更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商业。从19世纪开始，商业就成为推动人类好奇心前进的最主要动力，而在20世纪的美国，这种推动作用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领域。
“有十多家小公司似乎已经制造出用重组DNA过程制成的商业化产品，而且既然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取专利，进步就可能来的更快一些。”1980年 6月 29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最高法院的这项划时代裁决的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在若干年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的领先企业。
最典型的案例是基因泰克公司，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1975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年仅27岁的罗伯特·斯万森嗅到了基因重组技术可能带来的商机。他主动找到DNA重组领域的奠基人赫伯·玻伊尔教授，动员他和自己合伙成立一家基因技术公司。一位乳臭未干的风险投资家和一位大科学家的合作创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罗伯特·斯万森麻省理工化学学士学位和商学院MBA的学历背景帮了他的忙，让他能够有能力搞明白究竟是谁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端，同时也能搞明白谁的研究可能产生商业价值。
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这一重大突破虽然离商业化依然遥远，但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基因泰克刮目相看，风险投资自然纷至沓来。1980年10月14日，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成功IPO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家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产品的公司，这是一家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成立只有四年的小公司，然而它却上市了。基因泰克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即使在频频创造财富奇迹的纳斯达克，这样的上涨速度都是少见的。实际上，直到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生物医药制品——人体生长素。
风险投资虽然在基因重组产业上有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基因泰克公司内部，科学和科学家仍然被摆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在这家公司享有特殊待遇：笑纳最高级别的薪酬却不用承担任何管理职能，公司甚至允许他们花大量时间在非公司项目的研究上。
随着转基因技术在法律层面的障碍消除，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将转基因应用从医药领域推进到农业领域。全球农业领域最著名的公司孟山都成为领跑者。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这种西红柿耐存储的特性使其货架寿命大大延长。此后，抗虫棉花和玉米、抗除草剂大豆和油菜等10余种转基因植物获准商品化生产并上市销售。
在此之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种类急剧增加。1996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公顷，之后转基因作物面积一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或实验。其中，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近70%。被商品化的主要转基因作物有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四类。从性能区别上，转基因作物也分为四类：一是可抵御害虫侵害、减少杀虫剂使用的作物；二是抗除草剂作物；三是抗疾病作物；四是营养增强性作物。
解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美国并非对转基因研究和产业化放任自流，而是在一套严格的监管程序下规范其发展。1984年，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政府在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一过程中，对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影响及后果能够监管。其工作原则是，既要考虑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又不能挫伤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986年，在该工作小组的建议下，美国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有关生物技术的协调管理框架书。框架书中阐述的联邦政府的结论是：经生物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同普通生物体相比，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不需要专门立法，只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检验，无需对研究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管。
在这一管理框架下，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DA（农业部）和EPA（环境保护局）三家机构，构成了转基因安全性审查的三道防线。USDA是第一道，审查的是一个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成为超级杂草和新的病原。EPA把守的是第二道防线，他考虑的是种植该转基因作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的影响以及作为食物，对人体健康可能的影响。最后是FDA的第三道防线。FDA关注的是成品食物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成分或潜在有毒、有害成分。还有该食品成分是否与众不同，是否需要标记，以及怎样标记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部门并非中国人理解的部委局，除了行政职能，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以FDA为例，其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拥有近1万名员工，其中大部分员工是科学家。因此，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那么，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拒绝科学上的跟进，会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吗？
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
在此之前，人们更担心的是核爆炸和化学工业可能带来的生物变异，日本上世纪50年代首创的电影《哥斯拉》被反复翻拍并衍生出《汉江怪物》之类的电影，反映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生物变异可能引发灾难的恐惧。如果人类科技发展的意外都可能带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那么当人类可以任意的剪辑组合基因顺序，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搞出什么样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呢。
实际上，人们在认识自然、掌握科学的过程中，产生这种朴素的担心并不奇怪。科学总是会被远离科学的大众所共有传统和愚昧所误解。从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到慈禧太后相信铁路会惊动大清的龙脉都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典型案例。除了担心科学本身，人们还担心谁会掌控科学。一旦科学被狂人、恶魔或者敌人控制，科学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们探索自然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了。中国人现在对转基因的担心，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中国目前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学成果和科学成果被滥用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引人注目的基因泰克
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取决于教会也不取决于政府，更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商业。从19世纪开始，商业就成为推动人类好奇心前进的最主要动力，而在20世纪的美国，这种推动作用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领域。
“有十多家小公司似乎已经制造出用重组DNA过程制成的商业化产品，而且既然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取专利，进步就可能来的更快一些。”1980年 6月 29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最高法院的这项划时代裁决的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在若干年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的领先企业。
最典型的案例是基因泰克公司，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1975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年仅27岁的罗伯特·斯万森嗅到了基因重组技术可能带来的商机。他主动找到DNA重组领域的奠基人赫伯·玻伊尔教授，动员他和自己合伙成立一家基因技术公司。一位乳臭未干的风险投资家和一位大科学家的合作创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罗伯特·斯万森麻省理工化学学士学位和商学院MBA的学历背景帮了他的忙，让他能够有能力搞明白究竟是谁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端，同时也能搞明白谁的研究可能产生商业价值。
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这一重大突破虽然离商业化依然遥远，但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基因泰克刮目相看，风险投资自然纷至沓来。1980年10月14日，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成功IPO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家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产品的公司，这是一家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成立只有四年的小公司，然而它却上市了。基因泰克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即使在频频创造财富奇迹的纳斯达克，这样的上涨速度都是少见的。实际上，直到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生物医药制品——人体生长素。
风险投资虽然在基因重组产业上有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基因泰克公司内部，科学和科学家仍然被摆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在这家公司享有特殊待遇：笑纳最高级别的薪酬却不用承担任何管理职能，公司甚至允许他们花大量时间在非公司项目的研究上。
孟山都成为领跑者
随着转基因技术在法律层面的障碍消除，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将转基因应用从医药领域推进到农业领域。全球农业领域最著名的公司孟山都成为领跑者。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这种西红柿耐存储的特性使其货架寿命大大延长。此后，抗虫棉花和玉米、抗除草剂大豆和油菜等10余种转基因植物获准商品化生产并上市销售。
在此之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种类急剧增加。1996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公顷，之后转基因作物面积一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或实验。其中，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近70%。被商品化的主要转基因作物有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四类。从性能区别上，转基因作物也分为四类：一是可抵御害虫侵害、减少杀虫剂使用的作物；二是抗除草剂作物；三是抗疾病作物；四是营养增强性作物。
监管程序规范发展
解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美国并非对转基因研究和产业化放任自流，而是在一套严格的监管程序下规范其发展。1984年，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政府在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一过程中，对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影响及后果能够监管。其工作原则是，既要考虑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又不能挫伤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986年，在该工作小组的建议下，美国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有关生物技术的协调管理框架书。框架书中阐述的联邦政府的结论是：经生物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同普通生物体相比，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不需要专门立法，只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检验，无需对研究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管。
在这一管理框架下，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DA（农业部）和EPA（环境保护局）三家机构，构成了转基因安全性审查的三道防线。USDA是第一道，审查的是一个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成为超级杂草和新的病原。EPA把守的是第二道防线，他考虑的是种植该转基因作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的影响以及作为食物，对人体健康可能的影响。最后是FDA的第三道防线。FDA关注的是成品食物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成分或潜在有毒、有害成分。还有该食品成分是否与众不同，是否需要标记，以及怎样标记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部门并非中国人理解的部委局，除了行政职能，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以FDA为例，其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拥有近1万名员工，其中大部分员工是科学家。因此，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那么，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拒绝科学上的跟进，会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