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未来》里打工者的命运令人唏嘘，“但我们不是彻底地批判现代化带来的一切，不是反对农村的发展。”李睿珺说。“大家像潮水一样在这个时代匆匆忙忙往前赶路，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撞倒，我们要在意这些被撞倒的人，时不时停下脚步把他们扶起来，问问他们怎么样，而不是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当他们不存在”
　　导演李睿珺只用了20分钟就为电影《路过未来》确定了投资。
　　2016年春天的一个中午，看过剧本的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约李睿珺在一家茶餐厅见面。江志强的条件是，这个关于“两代打工人”的故事未来只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李睿珺的要求是，不干预创作；协议达成。
　　这是李睿珺第一次拿到千万级别的电影投资。2006年，他用跟家人借来的30万拍了第一部电影《夏至》，之后十年他的导演履历中增加了30万的《老驴头》、80万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和230万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前两部从未公映，《白鹤》虽然找到了投资，但没有宣发费用，只做过几场点映；《水草》作为他的首部院线电影，上映第一天排片0.24%，最终票房不到一百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几部作品先后入围鹿特丹、釜山、威尼斯、东京等颇具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老驴头》甚至是依靠奖金完成拍摄和后期剪辑。
　　“我们这次抛弃传统的商业院线，等于是自断臂膀、杀一条血路出来。”4月底，李睿珺一身黑色着装，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家咖啡厅接受采访时说。《路过未来》将在5月17日上映，是自201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成立以来第一部专线上映的国产片。“如果在这里产生了票房，影院看到了希望，可能会让更多的影厅加入进来，同时也让未来拍艺术片的导演和片方不再犹豫，这个生态就良性循环起来了。这当然有一定经济风险，那我们就大家一起牺牲。”
　　李睿珺看不懂现在的电影市场，“好像没什么规律，大家拍电影像买彩票一样，撞到了就撞到了，久而久之就没人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物质成本放在内容上。”有时投资人找他谈合作，他直接就说，“这个东西可能没什么票房。”
　　早年的困境成为今日不被裹挟的底气。“我想做的东西，如果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愿意投钱，就做，没人投，没关系，我以前能挣30万拍—部电影，现在为什么不可以？”
　　演员尹昉是《路过未来》的男主角，他说，“李睿珺作为导演最宝贵的是他有他真正想说的故事、想表达的方式，所以他能够不被社会大的洪流和漩涡影响，他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最简单、最笨拙的，同时也是最本真、有效的。”尹昉形容，这就像是“愚公的精神”。

被问题化

　　创作《路过未来》的想法开始于2013年前后。李睿珺回甘肃老家过年，遇到早期外出打工的亲戚朋友，发现他们都面临同样的困惑：“体力活干不动了，在外面看病、住房、上学的代价越来越大，想回来；回来以后发现也不能适应，一二十年老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再加上，他们的子女根本没在老家生活过一天，但在外面他们又始终是外地人。”
　　“大流动、大迁徙的时代，故乡和异乡这个概念变得很模糊了。”李睿珺说，“对他们而言，故乡变成了异乡，异乡也还是异乡。”这句话放在他本人身上同样成立，2003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在平房改建的二层小楼里租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住了11年。他坦言至今对北京没有丝毫情感，“每年提醒我去办居住卡、暂住证，去医院先问你是本地的吗，时时处处都在告诉你，你不属于这里。但当我再回到我的故乡，所有人对我又像对客人一样。”
　　李睿珺想用—部电影记录那些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离开家乡去追求美好未来的人，“他们在城市到底生活得怎么样？当他们想回到家乡的时候还能不能回得去？”
　　故事框架确定之后，他用了三年来丰富剧本细节，比如时间的选定：2014、2015年制造业从珠三角向东南亚转移，工人大规模失业，但是实体经济下滑的时候，房价还在飙升。
　　《路过未来》完成后入围了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李睿珺在影片放映后接受媒体采访，一位墨西哥记者说觉得像看了一场墨西哥电影，他们国家的年轻人面临同样的困境。与此同时，一位中国记者说自己没有看懂。
　　距离上映还有半个多月时，《路过未来》的豆瓣评分停留在6.4，这在他的作品列表中略显刺眼，此前他的三部影片评分均在7.5以上。因为《路过未来》中涉及了挂号难、房价高、工，一破产、有偿试药等大量现实元素，网络恶评集中在：罗列社会问题，表面化、符号化，为苦难而苦难。
　　“我没有刻意去设计。”李睿珺说，“我只是要展现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无非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比如住房、看病、上班，这是每个人必然会遇到的，但突然到今天这些都变成了社会问题，所以是被问题化了。”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十年前我们都没有以为空气是个问题，但现在镜头一扬，别人就说你是在展现雾霾。”
　　尽管存在误解，李睿珺并不在意。影迷曾发私信建议他在上映前重新剪辑，从而刷新褒贬不一的评价，他拒绝了。“我拍电影的目的是为了表达的多元化，希望银幕上多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限制观众的多元表达呢，这不是自相悖论吗？”

电影就是把没影的事情变得有影

　　2016年10月15日，《路过未来》开机。在此之前的小半年，李睿珺泡存深圳，他选定了这个移民城市来讲流动人口的故事。
　　“我天天坐地铁，看到很多人剛来，拖着箱子问路。我在城中村，看大家下班了去买水果，熙熙攘攘。我去街上看擦皮鞋的人，跟出租车司机聊天，在火车站待着看女孩子的穿着打扮。也去了无数的工地，售楼小哥老远就打招呼、开始跟着你介绍。我接触了很多人，有意思的就偷偷拍下来。”
　　有一次他走进一个出租公寓，长长的走廊像大学宿舍，每个房间传出不一样的声音，有河南豫剧、周杰伦、嘻哈、评书……“闭上眼睛从那走过去，你就觉得这是一个世界，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人存这个空间里，虽然是一条楼道，但是像整个中国一样。” 　　这半年，李睿珺为《路过未来》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感悟，也解决了场所、调度等实际拍摄问题。为了影片效果，他要求全部实景拍摄，一一攻克了医院、步行街、火车站、工厂等多处公共场所。
　　影片开头，从甘肃来到深圳打工的女主角耀婷和她的父母、妹妹租住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李睿珺希望这个房子的窗外可以看到地铁。制片组不知道如何解决，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跟我走”。
　　“先看地图，深圳有几条地铁是在地上的，一条一条坐，我们所有人不要坐座位，就站在窗边，看哪个房子近，拿手机拍，照片有定位功能。反复坐无数次，同家对比照片，看哪个合适，按照定位打车去，找到房东实地勘察，看地铁过来的时候是不是符合我们镜头的调度，最后就解决了呀。”
　　影片中呈现的房子是李睿珺最满意的一家，起初家里没人，他又准备了B方案和C方案，然后再反过头来等房东，等了好几天才等到。尹昉记得，因为拍摄要请房东搬走，房子格局全部打破重建，很少有人一开始就愿意。“他就不断跟人说，讲他要拍的故事，最终打动了人家。”
　　“我跟剧组的人说，你永远不要说：导演，不行。你们要说不行，我也不说你什么，你就跟我走，我解决给你看。”李睿珺说。找房子那些天是深圳最热的时候，他背着黑色的大双肩包，每天下来衣服裤子都湿透了。“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你愿意不愿意解决。电影本身就是把一个没影的事情变得有影。”
　　《路过未来》是尹昉和李睿珺第一次合作，过去他对李睿珺的印象一直是“温和的”，到现场才发现“他有时候还挺强硬”。
　　按照慣例，每次开机前，李睿珺会一个一个地带群众演员走戏，站在哪、走到哪都讲解清楚。有一次，他给一个群众演员讲完戏之后，对方什么也没记住，他直接掏路费让对方回家了。
　　有人惊讶于李睿珺作为总导演，工作竟然细致到从勘景到拍摄的每个角落。他说，“不细致到这个程度就会出岔子，临时解决那个岔子就意味着你周期会拖长.就意味着你会超支，你就拍不完了。”《路过未来》实际拍摄50天，顺利完成，没有出现大的拖延和意外。

“第—个电影的30万，我交学费了”

　　李睿珺把现在的熟稔归功于第一部电影的失败。
　　2006年，他根据一则社会新闻改编了电影剧本《夏至》，原本说好的投资人把钱拿去开了酒店。
　　“拍一部电影要多少钱？”父亲问他。
　　“最少30万吧。”李睿珺说。
　　“这个钱怎么收回来呢？”父亲又问。
　　“电影拍完，明年卖了就收同来了。”李睿珺说。他拿着父亲给他的十万块买房钱，找同学组了个三十多人的剧组，在四川开机了，后续费用一边拍一边跟亲戚借。
　　李睿珺学影视广告出身，没有碰过电影，其困难完全超过他的想象：拍摄场地落实不牢，房东临时反悔，没有备选方案；缺乏管理经验，拍到一半，剧组人员打了起来。
　　“那个时候我自己太年轻.才23岁，眼看着大家都是来帮忙的，拿的钱很少，我都不好意思要求。比如你想调整一下，但灯光师已经很累了，就会想算了。这样一点一点去妥协，最后就离你设想的电影越来越远。”
　　尽管最终成片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但因为当时的李睿珺完全不懂发行，一分钱的成本也没能收同。那段时间他对家人充满愧疚，“打个电话听到父母略微不高兴，就想会不会是有人催他们还钱了。”他为此抑郁到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在街上走。
　　为了还账，他大量接活：婚礼摄像、电视摄像、节目剪接、宣传片拍摄。2007年春节，他买了张32小时的硬座票回家，用拍婚礼时收到的喜精袋子把攒下的两万多块钱装起来，拿别针别在胸口的衬衫上。
　　还清这笔钱用了将近七年，现在的李睿珺对此的总结不是“苦”。而是“第一个电影的30万，我交学费了”。从那以后，他深刻明白：不要轻易开机，开机了绝对不能妥协。
　　从上学到拍电影，“执拗”贯穿了李睿珺的整个成长历程。他从小喜欢音乐和绘画，在西北农村的教师家庭。这些被视为无用之物，他就每天偷偷画，自己攒钱买笛子偷偷学。初中毕业父亲为他报考卫校，高考志愿父亲为他选了师范，他都以辍学要挟，才得以进入与艺术相关的学校。
　　大学期间，他在影片分析课上看到经典电影，影像的叙事规则、剪辑、音乐、景别、调度令他着迷，他想成为导演。2003年，李睿珺20岁，大学毕业，为了离电影更近，他揣着两千块钱来到北京。电影的影子没有看到，生活的艰辛显露出来，吃饭、房租都需要钱，李睿珺在大而陌生的北京跑了三个月，连一个专业对口的广告的工作都没找到。之后他断断续续在栏目组工作，编导、摄像、剪辑什么都干。
　　“干一段时间觉得枯燥厌倦了就辞职，在家看书写剧本，没钱了再找下一份工作。”起初他还跟人聊起自己的电影梦，别人看他的眼神里都写着“你想啥呢？”时间长了，他也不爱和人说话了，默默憋着，直到觉得“我不能再等了”，他拍了《夏至》。
　　第一部电影的不如人意没有吓退李睿珺，反倒把他带进了这个行业，“拍电影是会上瘾的，就跟吸毒一样。”他说。这次尝试让他对“为拍电影而拍电影”产生了警惕，他要去拍真正“有感而发”的东西。
　　随后几年，他同到老家，困苦孤独的老人、因为生活被迫离散的家庭成为他电影的主角。《老驴头》《白鹤》《水草》中诗意的叙事，以及对当下现实和精神困境的反思，为他赢得了赞誉。

要在意被时代撞倒的人

　　尽管作品多次入围国际电影节，李睿珺依然无法适应红毯、宴会和五星级酒店，“我非常不自在，一个人端一杯酒，假模假式的，不真实。”
　　尹昉说，在一些社交场合，有人寒暄一句“您最近在拍什么？”李睿珺就会“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给别人讲一遍他的故事。“他不会城市人所谓的社交，他只能这么做，他也只会这么做。” 　　李睿珺真正感兴趣的是真实的生活。“他特别走近社会。”尹昉说。“他的交通方式永远是公交、地铁，在这个过程中他随时发现人物和故事，我们一起出门，他经常指着什么说‘哎，你看’。”
　　有一次，李睿珺在南京的街头看到一对卖唱的盲人夫妇，穿着整洁、歌声优美，路过的年轻人连目光都没有停留，但在两米开外的地方他们全部停下了，那趴着一只戴着眼镜的萨摩耶。
　　“这个事情对我的刺激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痛苦，那个冲击力很难用语言表述，你也没办法去跟别人倾诉，无关乎你的生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看到了，就会在我心里留下伤痛，我不能假装没看到。”他把同样的场景放进了《路过未来》。
　　李睿珺在影片中呈现现实的残酷无情，而他的拍摄工作也在被他所反映的现实问题困扰着，比如他看到成年演员克扣小演员工资，比如不同民族之间交流出现的鸿沟，这种“包围”给人无处藏身的感觉。
　　尽管如此，李睿珺并不愤怒。他想做的不是纯粹的批判，而是提供样本供大家讨论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路过未来》里打工者的命运令人唏嘘，“但我们不是彻底地批判现代化带来的一切，不是反对农村的发展。”李睿珺说。“大家像潮水一样在这个时代匆匆忙忙往前赶路，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撞倒，我们要在意这些被撞倒的人，时不时停下脚步把他们扶起来，问问他们怎么样，而不是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当他们不存在。”
　　“我不能对任何事情下结论，我拍电影的目的是希望一切都更好，哪怕触动了一个观众，他在思考的时候，已经是在改变了。”李睿珺感慨，“可能这是乌托邦的幻想，但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做一点幻想吧。”
　　因为这份幻想，他在每部片子里都留下了光明的一笔，《老驴头》里的驴、《白鹤》里的祖孙、《水草》里的兄弟，都是如此。

導演是一个特别自私的物种

　　由于经常被冠以“现实主义”的头衔，李睿珺的浪漫和诗意被很大程度地忽略了。
　　《路过未来》的结尾，身患重病的女主角耀婷在回家的火车上睡着了，幻影出现，她在沙漠里追逐一匹白马。这一段李睿珺埋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她属马，马是她的灵魂，她想活着，就去追，就挣扎。第二层“只身打马过草原”，出白海子的《九月》，“明月如镜高悬在草原映照千年的岁月”，有些东西在千年间都没有发生变化，有些东西在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层，火车经过的这片沙漠曾经是她和家人祭奠先人的地方，代表死亡。最后，这个场景后面是祁连山，对面是胭脂山，呼应了海子的《怅望祁连》，“亡我祁连山，使我牛羊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包含时空和地域，里面有哲学的意味，同时还是生死。”李睿珺说，“就跟潜水一样，我设计了一个海底，每往下一个阶段都有更漂亮的东西，你能看到什么就看你能潜到多深。”
　　今年4月，北京电影节期间，《路过未来》从戛纳回来后首次在国内公开上映，一位电影资料馆的同行在映后跟李睿珺交流，他精准地分析了电影中各个细节的出发点，摄影机运动、遮挡、冷暖光源的设置……李睿珺说，当时他好像被看穿了心里的秘密，“只要有一个人懂，我就没有遗憾。”
　　他把电影比作生活的舍利时间的蜜，拍电影之前的时间按天按月算，后来就成了按电影算了。小有名气以后，诱惑随之而来，他接到一些“来钱”的邀约，比如拍一部两千万的电影，导演费两百万。“不可能不心动，我又不是圣人，这钱挣了就可以让父母家^过得更好。”
　　但他还是忍住了，“做电影时间成本很大，我要花两到三年去陪伴一部电影，我现在35岁了，还有多少个两到三年？”李睿珺说，“导演是一个特别自私的物种，我为了自己的美学坚持、做电影的方式，身边的人也跟着受苦。”
　　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的遇到非常紧要的事情，他可能会去挣那个钱挽救他不能失去的东西，“但我不希望有那一天，我爱电影，我希望我永远不要去利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