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目下情形，尚称安宁，每日照常营业，不若传闻之恐慌……绝不敢轻易言离。”这是1949年4月29日时任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发往香港的电报。
　　1949年春，随着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解放上海的枪声即将打响。是走？是留？许多上海工商业人士犹豫不定。
　　当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外滩高楼，不论败退的国民党，还是没能“逃亡”的资本家、投机商都对共产党能占领上海多久表示怀疑，国际上也不乏类似嘲讽：（在上海）共产党无法保留权力，因为中国从未实现工业化，经济无法自立。
　　1949年5月27日，上海正式宣布解放，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怀抱，创造了“城市攻坚战史上的奇迹”。上海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胜利标志，但也意味着一场新的考验与挑战。
　　“从山沟沟走出”的共产党人，如何稳定和建设上海这座特大城市？上海这座红色之城，又如何实现自身的历史担当？

　　解放军宁愿多付出代价，也不使用重武器，“ 不在市内决战”。

接管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阶段过去后时局发展的方向。他指出，“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必然要与我们争夺胜利果实，必然要争夺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从这时起，占领、管理、建设上海的问题，就已经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48年底，全国解放已是大势所趋，毛泽东开始考虑解放与接管上海的大计。在吴振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上海》一书中提到，1949年解放上海战役打响以前，毛泽东明确指示第三野战军，要“尽可能完好地保存好上海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
　　“他用的是‘完好’而不是‘完整’，强调的是保存质量。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原则，充分体现了领导人对上海的高度重视。”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前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共中央对于接管上海的干部进行了精心部署。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专门召见华东局领导，讨论占领与管理上海问题，提出“慎重缓进”的方针，并告知陈毅，要他做上海第一任市长，“上海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在上海搞坏一件事，全世界都知道。”
　　为此，解放军官兵在解放上海战役打响以前，在丹阳进行了认真的集训，仔细研究上海的市情，制订了严格的入城纪律，系统学习有关文件，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入城守则》《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汇编》等。解放军提出：为了保护上海的楼群，让大炮休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让炸药靠边。
　　从1949年4月27日至5月3日，毛泽东四次致电总前委，指出要事先做好接收准备，不要过早地迫近上海，对何时占领上海作出指示。总前委对上海解放战役进行了缜密的部署，在战役打响以后，要求解放军宁愿多付出代价，也不使用重武器，“不在市内决战”。
　　“查看历史档案可知，除了北京，解放军在解放其他城市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从来没有像解放上海这样事事过问、一丝不苟、谋定后动、权衡再三。”熊月之分析。
　　据《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城市接管工作的探索》文献资料记载，上海解放前夕，陈毅便向上海干部指出：上海一月要烧掉20万吨煤，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我们管理不好，就无法向老百姓说话。他要求，“接管上海一定要使工厂照常生产，电灯不熄，自来水不停，公共汽车照常行驶，电车照常通畅，商店照常营业，人民生活不受影响。”
　　按照这一精神，到5月上旬，华东局成立由4000余名支前干部组成的煤粮供应运输部，负责从皖北、苏北、山东等地筹集与运输粮食、食油等物资，使库存大米足够上海市民吃3个月，还有从唐山、淮南、贾汪等地调运煤炭，从中南地区调拨棉花，以保证接管后上海的正常运作。到5月上旬，解放军已经筹备了近1.44亿斤的粮食、12萬吨的煤炭和700多万斤的食油。

　　解放上海战役也被形容为“瓷器店里捉老鼠”。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进入上海十四天工作情况向中央报告》中，对此有简要概括：此次接收，“先接收后加以清点，步骤明确，态度得体，纪律性好。关于此点，不特为各界同情、拥护，即伪市政府经历多次接收的旧人员，亦无不赞服。”

　　“银圆之战”“米棉之战” ……共产党人乘胜追击， 多重整治手段下许多投机分子纷纷破产， 通货膨胀终被遏制。

　　1949年5月25日，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四个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青年员工，自发举着一面崭新的棉布红旗登上公司大楼最高处——绮云阁。正当大家鼓掌欢呼的时候，突然响起一阵机枪声，是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残部从桥北阜丰仓库高层用机枪疯狂扫射，打断了红旗旗杆。地下党员乐俊炎趁机枪声刚停，用皮带将自己和旗杆绑在一起，重新将绳子系在旗杆顶端，南京路上终于飘扬起第一面红旗。

斗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如何恢复上海这座大城市的生机和运转，成为摆在共产党面前的首要课题。
　　解放初期上海民营经济在全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因此有侧重地稳定和发展上海民营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党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在这年5月，亲自修改审定一篇新华社社论，“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与此同时，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号称“八月半要回上海吃月饼”，出动军舰在长江口外布雷，对上海口岸实行封锁，截断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这对于靠运进原料和燃料维持生活的上海增加了不少困难。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军史专家刘统撰文指出，1948年到1949年5月，上海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导致的投机盛行。国民党货币体系的崩溃，百姓完全不相信纸币，发了钱赶紧去购买物资，只有实物囤在手里才能放心，上海南京路的商店里连裘皮大衣都抢光了。商人也囤积居奇，只要和生活有关的东西，见货就囤，等着物价上涨。经营实业的资本家也无心经营企业，把流动资金也投入抢购囤积商品的风潮之中。这种畸形的市场和消费心态，就是上海解放后共产党面临的现实。
　　不到一个月，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
　　反动分子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米、棉和煤），就可以置上海于死地。”对此，共产党人开展了经济战场上的“淮海战役”，平抑物价。
　　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北五大区的财政、金融、贸易等部门领导参加的财经会议，寻求解决上海和全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对策。
　　“能否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要看我们掌握‘两白一黑’的情况。这三种物资中，关键是大米和棉纱。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们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这是当时共产党人的应对思路。
　　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制止物价猛涨》，提出12条措施。要求当年11月底至12月初，共产党人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准备。
　　11月25日，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等8个主要城市同时大量抛售物资。上海棉纱市场一开市，投机商们争相抢购，甚至不惜拆借高利贷。当投机商在疯狂抢购时，棉纱公司就源源不断地将纱布抛售出来，且隔一小时跌一次价。一阵疯抢之后，投机商们如梦方醒，发现不妙，也跟着抛售手中的纱布。他们越抛价格越跳水，这天，上海纱布价格下跌了一半。
　　随后的“银圆之战”“米棉之战”……共产党人乘胜追击，多重整治手段下许多投机分子纷纷破产，通货膨胀终于被遏制。
　　短短两三年内，上海政权稳固、民心安稳、社会秩序良好，世界看到了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在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支援

　　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些经验，也在很大程度启发和影响着新中国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
　　“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最早由陈云在1949年的上海财经会议上提出，由此奠定了上海发展的历史基调。

　　《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提到，不同时期，中央对上海城市的功能定位并不完全相同，但从1949年至1978年，有一以贯之的原则，即强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中央需从全国的角度定位上海，上海也要从全國的角度考虑自己的发展。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指导上海城市发展、经济建设的这一原则被概括为“全国一盘棋”。
　　1956年以前，中央鉴于比较紧张的国际形势，认为地处国防前线的上海不宜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确定上海经济发展方针是“维持、利用，积极改造”，强调恢复与维持。所以，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1953-1955年），国家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没有安排在上海。
　　1956年是个转折年份。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调整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强调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这对日后上海城市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上海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有计划地对原有工业进行调整和经济改组，有重点地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改建、扩建和新建一批企业。1956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4.3%，高于全国增长28.2%的幅度。
　　同一时期，本着“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上海从设备、人才、技术等多方面对各地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支持。
　　上海对内地建设的支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上海以高效生产率、优质产品、高额财政收入服务全国;二是上海对内地建设的具体支持，包括支持设备、人才以及工厂内迁直接支援内地建设。 　　比如，“一五”期间，长春汽车制造厂等8家单位需要的3000多种设备、14万多公里电线、4万平方米钢窗，都是由上海制造与提供。

　　拿到建造万吨水压机的任务后，中共上海市委表示，“要厂有厂，要人有人，要材料有材料，一定要把万吨水压机搞出来！”

　　根据熊月之所著《上海城市品格读本》记载，上海工人响应中央号召，踊跃奔赴内地，参加重大项目建设。据统计，上海动员支援内地的劳动者有150多万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员4万多人，技术工人13.7万人，为各地培养艺徒13万人。
　　1964年，根据中央做出在全国建设大小三线的决定，上海承担了大三线建设的304个搬迁项目，涉及411个工厂、9.2万职工、2.6万台机器设备，搬迁到四川、贵州、江西等13个省、自治区;还承担了小三线建设的55个项目，涉及64个工厂、2.7万职工、1300多台机器设备，搬迁到安徽、浙江、江西三省。
　　“大小三线建设支援了当地的建设，也使上海和全国的工业布局更趋合理。”熊月之说。
　　到1962年，上海已是中国最大工业中心，共有220个生产门类，占全国256个的86%，除了采矿工业之外，上海各产业门类基本齐备。到1965年，上海已初步建设成为国内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
　　上海一直是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撑。据统计，从1953年到1988年，上海累计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4725亿元，为国家出口创汇658亿美元，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全国各地的工业品达到2881亿元。
　　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彼时的上海，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业产值、1/6的财政收入。
　　当时，上海的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宝石花牌手表、培罗蒙西装，英雄100型金笔、红双喜乒乓球，都是全国同类产品中的翘楚。上海成为全国优秀品牌最为集中的城市。
　　“上海从来都是全国的上海，没有全国的支持，解放初上海的经济局势不可能恢复稳定和发展，同时上海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之后也积极反哺，服务全国大局和整体战略。”陈旭东在《上海1949：从金融重建到经济新生》一书中说。

科研生力军

　　在成为全国工业中心的同时，上海也是当时全国的科创中心。
　　1964年，中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另一件是万吨水压机胜利投产，这是中国人实现自力更生的象征。
　　万众瞩目的万吨水压机就是在上海建成的。
　　当时，电力、冶金、重型机械和国防工业都需要大型锻件，而国内只有几台中小型水压机，根本无法锻造大型锻件。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利用上海的技术力量，设计制造自己的万吨水压机，彻底改变大型锻件依赖进口的局面。
　　拿到建造万吨水压机的任务后，中共上海市委表示，“要厂有厂，要人有人，要材料有材料，一定要把万吨水压机搞出来！”
　　制造这种设备，必须具有特重型铸压、加工、起重运输等技术装备与能力，上海技术人员与工人迎难而上，艰苦奋斗，逐一解决这些难题。
　　1961年12月，江南造船厂成功地建成国内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自制的这台锻造水压机主机有六七层楼高，基础深入地下四十米。它的试制成功，为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填补了空白，使我国成为当时继美国、英国、西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后，第五个拥有制造万吨级以上大型锻压设备技术和能力的国家。
　　此外，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市郊南汇县老港镇一片空旷的沙滩上，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探空七号模型（T-7M）发射成功，为日后研制大型运载火箭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965年9月，人工牛胰岛素在上海成功合成，这被认为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的又一重大科研成果。
　　1977年，远洋测量船“远望”号在上海建成下水，使我国成为继美英法之后，世界第四个拥有远洋测量船的国家，为中国日后发展战略武器和空间技术，担负起重大使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在城市面貌不断更新的同时，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成为共和国城市史上的传奇篇章。
　　百年岁月峥嵘，百年初心如磐。从国民党手里接收下的“烂摊子”，上海逐渐成为全国工业基础最好、配套能力最强、生产能力最优、技术水平最高、产品质量最佳的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顺着这条时间脉络，能清晰地感知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上的不懈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