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自汉以降，迭出几大妄人。今文经学两位，汉代的董仲舒，有清的康有为。宋朝理学家朱熹算一个，然后便是唐朝的韩愈。倘若就思想文化的流弊而言，韩愈在四大妄人当中是程度最轻的一个；虽然离谱，但危害不大。原因在于智商不高，野心也小。
　　从孔丘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一言，韩愈引申出《师说》，主张人欲有知不惑必须师从他人，全然无视独立思考的举足轻重。《原性》将人性分出上中下三品，不懂人人生而平等。《原道》指责“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从而认定老子坐井观天。难怪其《进学解》坦承，学生嘲笑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
　　韩愈一生最大的妄举当然是他那著名的《谏迎佛骨表》。此表本意似乎是劝谏唐宪宗应以梁武帝为前车之鉴，不必施舍过度，劳民伤财。但最后竟然会得出结论：“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此说于佛不敬不礼且不说，因为佛祖也确实说过不必着相。问题在于前后逻辑不通，概念翻转，将施舍当否的话题偷换成了不该信佛的结论。就连皇帝也察觉其谬，回复力保韩愈的那些大臣说：“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但最后还是将极刑改为贬官，放了韩愈一马。
　　韩愈在贬去潮州路上，写了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同样是失意牢骚，在李贺写得气吞山河，在韩愈却如村妇失宠，最后连“好收吾骨瘴江边”这么没志气的话都朝侄儿倒了出来，而事实上又根本不敢真的以死明志捍卫信仰。再对照得意时的《示儿诗》，“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俗气得令苏轼失色，叹其“所示皆利禄事也”。宋人王逢原忍不住讥讽：“退之昔裁诗，颇以豪横恃。暮年志气得，金玉多自慰。”由此再联想到其《祭十二郎文》“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显然虚情假意，不过是不想承受悲痛而已：“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既然无穷期那就想开点，不悲无语或者更显悲切；但不行，得作文给人看。典型的儒家人格，既要作秀，又不肯付出什么。
　　苏轼曾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后世据此将韩愈视作古文运动领袖，名声显赫得不行。殊不知，韩愈搞笑起来，谁也挡不住。比如丹药，韩愈深知其害，并有言如此铿锵：“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韩昌黎集》卷三四）哪曾料到韩愈私下里偷偷服药，竟至送命。白居易《思旧》诗为此提供了证词：“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
　　韩愈诗才平平，代表作《南山诗》平铺直叙，《调张籍》虚张声势。唯《听颖师弹琴》有点意思：“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那句“浮云柳絮无根蒂”有点像自我写照，就像《晚春》“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一联，几乎就是韩诗的总体形象了：素以夸张、散漫为特征。时有佳句，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首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时失夸张，如《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长。”
　　自韩愈而起的所谓古文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但其文章成就并非如何光芒万丈。若就睿智深邃而言，离先秦诸子太远；若就才气才情而言，又及不上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主要弊病在于，官气太重。但是能够重到像韩愈这般与鳄鱼对话的，恐怕也就此一家了。退之大人以为鳄鱼也像潮州的老百姓一样是受他领导由他说了算的。该文虽其心至诚，但其妄颇甚。心愈诚，妄愈甚。是为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