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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称红军时期。其间，任弼时先后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委员会成员、中央代表团成员、苏区中央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红六军团随军中央代表及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方面军政委兼二军（原红二军团）政委等职，参与领导、指挥党的军事工作与行动，从而对红军的创建作出了许多贡献。他的贡献不仅推动了红军的发展与强大，而且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经验，影响深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力扛起中国革命重担，开启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新阶段。创建工农军队、制定军队作战方针等军事问题，迅速占据重要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弼时受命在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期间，和李维汉、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而投身于规划与指导党的军事工作。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留守）发出了《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通知。这个重要的军事文件，是任弼时以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改写而成的。
同一天，任弼时草拟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信，指示“要在此时加紧派人到赣南各县工作”，“是为至要”。同时要省委设立专门接头处，“接受前委的交通”，使前委与省委及中央的联系“永不中断”。显然，这封信是为落实前述中央给朱毛并前委长信指示精神而写的，足见任弼时（当然也有中央留守班子）虑事之细、行动之快。
7月，中共中央（留守）发出任弼时起草的关于《兵运策略》的第58号通告。通告针对国民党打下平津后，各派新军阀开始“裁兵”和肃清内部，引发军心动荡、兵变不断的现实，指出各地党组织目前“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通告对敌军士兵的社会成分及其地位作了详细分析，告诫各地：应从积极方面去看待士兵工作，要利用敌人征兵、下级军校招生时，多派工农分子进去，借以造成红军的另一种来源。 综上所述可知，任弼时参与制定的《军事工作大纲》《兵运策略》，以及《城市农村工作指南》通告中所规定的农村游击队建设的分散性、普遍性、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等，体现了中共中央有关红军建设的基本思想，是对红军立下的“家规”“家训”。不论在当年，还是在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都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乃至决定性影响。
1944年10月26日，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说：“一般地说，红军的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旧军队暴动过来改编为红军的；一种是从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为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集合而为红军的。”任弼时的这个总结，其实根源于前述《军事工作大纲》和《兵运策略》，当然还有此后他的实践与体会。
当中国革命进入以土地革命战争为主要内容与形式的历史新阶段后，为红军源源不断输送兵源，不断扩大红军队伍，就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弼时深知其义，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工作，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并以“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即一方面通过兵运工作，去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反正，拖抢过来当红军；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动员、组织工农群众实行军事化，由赤卫队（或少先队）而到补充师（团），再到正规部队当红军。
1928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在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留守）几次会议时，一再提及要“利用国民党军阀借口裁兵排斥异己之机，注意士兵运动”；安徽省临委在军事工作方面不要沉溺于“土匪”工作，而要注意士兵运动；满洲省委在奉军出关后士兵更痛苦之际，“应设法在敌军中发展党组织”；批评广东省委对待士兵运动态度消极，对白军士兵的认识片面乃至错误。9月12日，他受命起草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责成广东省委取消兵运决议案，“完全根据中央的通知，去进行一切工作”。他还提醒江西省委注意，驻江西的敌二十九师（贵州兵）无饷，兵士无出路，我方已派人去做工作，届时设法联系、接应。
相较于通过兵运为红军争取兵源，任弼时更多地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的工作上。这完全符合割据区（后之苏区）实际：一则割据区工农群众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且有跟共产党闹革命的愿望；二则红军既是为工农谋利益的武装集团，工农群众必然拥护而积极投身之。要使这个可能变成现实，还须有适当的动员组织和政策措施。
1931年4月4日，任弼时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到达江西瑞金，开始了在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长达三年多的生活。置身苏区，他对加强红军建设有了更为直接而深切的体会，对开展扩大红军运动有了更多的办法。
1932年7月22日，在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前线工作后，任弼时以代理书记身份，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制定《战争动员及后方工作计划》，要求在7、8、9三个月内，扩大主力红军50000人。围绕这一目标，他于9月先后在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第4期、《实话》第8期，发表题为《以布尔什维克的冲锋精神完成中央局扩大红军的决议》，以及《为扩大与巩固工农红军而斗争》的文章，进行深入动员。前文要求苏区党的各级组织，充分领导和运用政府、工会、贫农团、反帝拥苏同盟、赤卫队、少先队等组织力量，完成在7、8、9三个月内扩大红军主力一倍的任务；要征调十分之一的党团员到红军中去，“每一个到红军中去的党团员，领导两个非党团员加入红军”。后文针对7、8两月江西、闽西扩红工作“很不令人满意”的情况，再次强调：在工作有基础的县份，征调十分之一的党员和团员去当红军；同时动员大批的赤卫队、少先队到红军中去，并加强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和训练新战士的补充团的工作。
任弼时在上述两文提到的扩红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真正落实了，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带动群众；运用政府和各群众组织力量，以加大投入；动员大批赤卫队、少先队到红军去，快捷而高效。加强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工作，能造成当红军光荣的浓厚氛围，并帮助参军之人解除后顾之忧。而加强补充团工作，则可以使新戰士加快完成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1933年1月4日，任弼时出席江西省动员工作竞赛总结会议后，电告前方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两个月来，江西省15县扩大红军10415人，雇工成分占23%；其中1200余人补充红二十二军，余均送前方。扩大独立团的工作，以兴国、瑞金较好。总结会上还制订了1、2两月扩大红军5500人、独立师团3400人的计划。1月16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局，前方已收到新兵8798人，“与任四日电所说数目相差无多”，并肯定“半年来地方工作大有进步”。其中当然饱含着任弼时的努力与付出。
5月中旬，任弼时离开中央苏区，到湘赣苏区就任湘赣省委书记，数月后兼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此去湘赣苏区，堪称临危受命。为挽救危局，任弼时以大智大勇大气度，依靠党和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就包括扩大红军。
6月，任弼时在中共湘赣省委红五月工作总结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报告，要求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湘赣苏区要努力完成8月底以前扩大新战士7000人，7月半以前将各县赤卫队、模范师、团、营、连编制完毕。7月24日，湘赣省委在《关于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和湘赣省苏大会的决定》中指出，各级党、政组织及群众团体，必须立即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两个大会的伟大意义，同时广泛进行战争动员，发动工农群众热烈加入红军。三天后，任弼时致电中共临时中央，综合报告湘赣省委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及各项工作部署。其中提到：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号召下，突击扩红20天，用最大努力在8月完成扩充少共国际团和两个工人营，准备在“八一”动员模范赤少队整批加入红军，“来完成扩大红军计划”。同时，在整顿、扩大独立团、营基础上，建立新的师。 为了完成上述扩红任务，任弼时领导湘赣省委采取了许多措施。
典型引路。1933年8月1日，第一个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永新县模范师召开誓师大会，924人加入主力红军。中共湘赣省委即于当日下午紧急通知各级党组织，学习永新模范师，完成突击期内的扩红计划，造成模范师成排加入主力红军的热潮，争取15日前有3000人加入红军。
开展竞赛。湘赣各县妇委书记经过充分协商，签订革命竞赛条约，其中有送子、送郎、送兄弟当红军和慰劳红军两项内容。要求从当年12月1日起至次年1月底止，扩大新战士3560人。任弼时和省委另两人对此作了公证。这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茶陵青年和永新、莲花的群众武装，整营整排地加入红军。湘赣省委在向各县、区委及支部印发的指示信中，通报了这一情况，号召各县向他们学习，开展扩红竞赛，并在1934年1月15日前，全省动员600名长期伕子到红军主力中去担负运输和担架等任务。
储积兵源。在苏区，16岁至40岁的工农群众被分别编入赤卫队、少先队，接受军事训练，维护地方治安，并配合红军做战事补助工作。他们也就成为红军的重要补充。任弼时当然十分看重这一点，在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上（1933年11月21日）提出，动员上述年龄段工农加入赤少队，组织野营演习，加紧军政训练。他兼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后，与军区总指挥蔡会文、省少先队总队长陈春珠联名签发通令，规定各级少先队部应与军事部协同工作，县军事部按月给区少先队部拨付经费，配备干部，协同研究制订少先队的军政训练和文化教育计划。
此外，任弼时还规定军区的每个连队都要有一个扩红小组，“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要去扩大红军”。
湘赣苏区扩红成绩如何，我们似可从以下两点窥见一斑：一是到1934年7月底，湘赣边主力红军红六军团有6830人，8月15日前预计补充到9330人；二是第二次全苏大会召开之日，湘赣苏区“仍为中区（即中央苏区）右翼之有力阵容（营）”。
1933年7月28日，中革军委向全国红军各部队正式颁发《中国工农红军誓词》。誓词共五条，前三条的主要内容为：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要为完成苏维埃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保证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模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爱护工农利益和自己的武装，使它不遭损失和窃夺；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障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誓词文字非常朴实，直白地道出了红军的政治本色。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一以贯之地承袭了这种政治本色。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军队的奋斗目标会有所转换，但它忠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变。
任弼时在红军建设问题上，牢牢抓住政治建军这一条。为使红军保持本色，他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
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党是阶级先进的领导群众的严密组织的政党。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领导作用”。为此，就要防止一切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的倾向，“尤其是在紅军中要防止这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以致于妨碍红军的统一指挥”。红军的同志应该绝对服从上级军事政治指挥员的命令（如果发现上级指挥员有反革命的阴谋，当然例外）。为要强健红军中党的组织保障党的政策的实现，和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党应当切实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
基于上述认识和要求，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才会在此前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对红四军、红三军及总前委过去的工作，作出如下肯定的评价：“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显而易见，任弼时是把党的领导置于红军建设的首位的。
1933年1月10日，任弼时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再次强调指出：“红军中应努力巩固政治委员制和无产阶级领导”，“打击一切反政治委员制度和忽略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与观点”。在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紧急动员当中，中央局发出这个声音无疑有很强的针对性，突显了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党指挥枪的重大意义。
在主政湘赣时，任弼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他在向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所作政治报告中提出：“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应征调200名干部到红军中去。”为了巩固部队，省委于1934年7月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部长张子意率军区政治部一批干部，巡视检查部队政治工作，督促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健强政治保卫组织，洗刷动摇分子，严守部队行动机密等。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保证党对红军进行有效领导的需要。
红军指战员中的多数，在革命前缺少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他们参加红军后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对革命的种种道理，对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等的认知，就有许多局限。任弼时深知，要使他们不断进步、成为自觉的革命者，就应对他们进行长期的教育与训练，尤其是政治思想教育。
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在谈到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时指出，党内教育工作，主要的是要实际斗争理论问题能够很好地联系起来；要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在这些教育工作和思想斗争中，必须要很灵活地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政纲及目前任务，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效果。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育，还须注意有系统地进行，特别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中的干部，更加需要。为此，《决议案》提出了诸如组织读报班、训练班、报告会、研究会，出版小册子及自学等办法。显然，任弼时在这里指出了党内、军内教育训练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理论学习和问题研究要有系统进行。只有这样做，才能学得全、学得深，学到真经，运用自如。 鉴于红军战士多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而缺乏较高的阶级觉悟，任弼时强调要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这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唯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任弼时深谙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相信群众的力量。他认为人民军队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除了尊重、相信群众，更要关心群众的痛痒与诉求，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谋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密切和群众的联系，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既是保障人民军队伟力之需要，也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要求。
任弼时是联系群众的模范。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老红军曾涤清楚记得，不论在任何紧张的战斗、行军中，只要有几分钟的时间，他就要做调查工作。他总是要和当地的农民闲叙家常，了解农民的痛苦；和红军战士、炊事员、饲养员、担架员嘘寒问暖，关心和照顾他们的生活。曾涤对任弼时时常对大家说的“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任何英雄好汉离开了群众，是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工作的”话，更是记忆犹新。当年，他带着一个突击队去吉安扩红，短时间就动员了600名新战士入伍。事后，他向任弼时汇报时，过分强调了工作队和他个人的作用。任弼时当即批评了他，指出：“人民群众保卫土地利益的政治积极性和他们踊跃参军，是我们工作胜利的基本原因，离开群众的支持，离开了当地党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过分地强调了工作队和你个人的作用，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观念。”
从1934年8月7日率领红六军团（连同随营学校学员）共9700余人离开湘赣苏区开始西征起，到1936年10月22日与贺龙一道率领红二方面军1.1万余人抵达甘肃境内的将台堡，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任弼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和生死考验，把红军带出了敌人的层层围困，并使之更加坚强有力，堪称军史上的奇迹。任弼时在其中起的作用，有三点特别值得称赞。
这个“大方向”，既含有革命信念的意思，又实指部队的行动方针、前进方向。
西征之初，任弼时肩负把红六军团安全撤出敌人包围，保存并壮大有生力量，在湖南发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进而与红二军团会合的重任。任弼时牢记使命，根据实际情况执行中革军委指令，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等灵活战术，和红六军团的领导一起，用78天的时间，在无后方作战条件下，胜利完成了任务。其间，他们战胜了许多艰难困苦。在部队被困于梵净山的最危急时刻，任弼时向部队作突围动员：“我们都是为土地革命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坚决打出去。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出去就是胜利。”正是凭着这么一种信念、一股勇气，红六军团才能够绝地反击、死而复生。
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原红三军）会合后，任弼时在中央支持下，与军团长贺龙一道，批判了原湘鄂西分局的肃反扩大化、解散党团组织、取消部队政治机关等错误，作出了加强红二军团政治工作的决定，并为此召开红二军团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报告，提出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上的五项紧急任务，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加紧阶级教育、创造新的师团等。他以光明前途勉励大家，指出各地红军虽然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但仍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获得新的发展。“特别是土地革命，是中国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红军走到哪里，只要打出土地革命这面旗帜，就受人拥护，不仅可以保存，而且还会扩大。”任弼时能从政治上、战略上及时把握大局，并教育干部认清形势，让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前途，自觉按中央的正确方向行动，因此部队总能化险为夷。
这既是一个高级领导人的胸襟气度表现，也是一种领导方式。
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时，任弼时是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后，任弼时任恢复番号的红二军团政委。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时，任弼时任边区省委书记、边区军区政委。红二、六军团奉命组成红二方面军时，任弼时任政委。不过，他一直还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又是中央随军代表，在党内高于上述机构中的同层级领导人。任弼时能否当好不同班子的班长，直接影响到红军的存亡发展，以及根据地事业的得失成败。
為此，任弼时从大局出发，在上上下下讲团结，工作上注重集体领导、互相支持。在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联欢会上，贺龙尊称任弼时为“任代表”，任弼时则向大家介绍说，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军的总指挥。这为两军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不分彼此开了个好头。任弼时还特别注意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就连犯严重“左”倾错误的夏曦受到批评后，也让他参加领导机关工作，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委员、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任弼时讲团结不是搞一团和气，而是着眼于思想认识上的一致，从斗争中求团结。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即考虑如何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从思想上以“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为基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在他的教育引导下，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等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转而支持北上方针。
工作上，任弼时坚持集体领导，凡是重要的问题，大都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即便情况紧张，也尽可能集体讨论，或由主要负责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讨论问题之前，他总是多方搜集材料和各人意见。讨论问题时，他又很注意倾听别人意见，不先表态、作结论。事情一经集体讨论决定后，大家都得照办，绝不允许会上一套会下一套。所以，任弼时领导过的不同班子，都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例如，1936年8月上旬，中共西北局要在包座河西畔的求吉寺开会。会前，任弼时同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多次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会上，他要大家紧紧团结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引导大家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上来，而不必纠缠于以前的问题。这样做，使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
1936年6月初，红六军团第十六师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会合时，张国焘派出的“工作团”应任弼时要求，送来一批包括《干部必读》在内的文件和材料，其中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之后，任弼时、贺龙等在和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来人的谈话中，也听到类似言论。任弼时对此事作了果断处置：一是赞同王震下令把文件材料烧掉；二是告诉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指示保留一份，余皆烧掉）。可以说，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跟受到任弼时他们的坚决抵制，有很大关系。
7月初，张国焘与任弼时面谈时提出：“六军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都遭到任弼时拒绝。此后，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提出召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的干部会，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任弼时告诫来人，唯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并反对召开上述会议，指出，如果“造成上面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当张国焘再度提出召开联席会时，任弼时愤然说：如果红二、红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不能以多数（红四方面军人多）压少数。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内部，张国焘和任弼时的争论日益严重。张国焘口头上赞成，实际上反对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在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上，主张一是往西，二是出东南。任弼时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张国焘的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懂得如何估量当前形势下阶级力量的变动。在任弼时行将返回红二方面军前的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跟朱德诚恳奉劝张国焘不要怕北上和党中央见面，错了就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不再搞派别活动就不会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由此可见，任弼时对张国焘的斗争真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既坚持原则，又不乏革命灵活性。
以上所述仅是任弼时对红军创建的部分贡献，但它已足以成为任弼时在人民军队创建史上的一座丰碑。
参与规划和指导党的军事工作，为红军立下“家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力扛起中国革命重担，开启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新阶段。创建工农军队、制定军队作战方针等军事问题，迅速占据重要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弼时受命在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期间，和李维汉、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而投身于规划与指导党的军事工作。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留守）发出了《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通知。这个重要的军事文件，是任弼时以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改写而成的。
同一天，任弼时草拟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信，指示“要在此时加紧派人到赣南各县工作”，“是为至要”。同时要省委设立专门接头处，“接受前委的交通”，使前委与省委及中央的联系“永不中断”。显然，这封信是为落实前述中央给朱毛并前委长信指示精神而写的，足见任弼时（当然也有中央留守班子）虑事之细、行动之快。
7月，中共中央（留守）发出任弼时起草的关于《兵运策略》的第58号通告。通告针对国民党打下平津后，各派新军阀开始“裁兵”和肃清内部，引发军心动荡、兵变不断的现实，指出各地党组织目前“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通告对敌军士兵的社会成分及其地位作了详细分析，告诫各地：应从积极方面去看待士兵工作，要利用敌人征兵、下级军校招生时，多派工农分子进去，借以造成红军的另一种来源。 综上所述可知，任弼时参与制定的《军事工作大纲》《兵运策略》，以及《城市农村工作指南》通告中所规定的农村游击队建设的分散性、普遍性、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等，体现了中共中央有关红军建设的基本思想，是对红军立下的“家规”“家训”。不论在当年，还是在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都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乃至决定性影响。
注重“两条腿”走路去产生、壮大红军队伍，给红军广开兵源
1944年10月26日，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说：“一般地说，红军的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旧军队暴动过来改编为红军的；一种是从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为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集合而为红军的。”任弼时的这个总结，其实根源于前述《军事工作大纲》和《兵运策略》，当然还有此后他的实践与体会。
当中国革命进入以土地革命战争为主要内容与形式的历史新阶段后，为红军源源不断输送兵源，不断扩大红军队伍，就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弼时深知其义，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工作，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并以“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即一方面通过兵运工作，去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反正，拖抢过来当红军；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动员、组织工农群众实行军事化，由赤卫队（或少先队）而到补充师（团），再到正规部队当红军。
1928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在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留守）几次会议时，一再提及要“利用国民党军阀借口裁兵排斥异己之机，注意士兵运动”；安徽省临委在军事工作方面不要沉溺于“土匪”工作，而要注意士兵运动；满洲省委在奉军出关后士兵更痛苦之际，“应设法在敌军中发展党组织”；批评广东省委对待士兵运动态度消极，对白军士兵的认识片面乃至错误。9月12日，他受命起草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责成广东省委取消兵运决议案，“完全根据中央的通知，去进行一切工作”。他还提醒江西省委注意，驻江西的敌二十九师（贵州兵）无饷，兵士无出路，我方已派人去做工作，届时设法联系、接应。
相较于通过兵运为红军争取兵源，任弼时更多地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的工作上。这完全符合割据区（后之苏区）实际：一则割据区工农群众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且有跟共产党闹革命的愿望；二则红军既是为工农谋利益的武装集团，工农群众必然拥护而积极投身之。要使这个可能变成现实，还须有适当的动员组织和政策措施。
1931年4月4日，任弼时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到达江西瑞金，开始了在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长达三年多的生活。置身苏区，他对加强红军建设有了更为直接而深切的体会，对开展扩大红军运动有了更多的办法。
1932年7月22日，在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前线工作后，任弼时以代理书记身份，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制定《战争动员及后方工作计划》，要求在7、8、9三个月内，扩大主力红军50000人。围绕这一目标，他于9月先后在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第4期、《实话》第8期，发表题为《以布尔什维克的冲锋精神完成中央局扩大红军的决议》，以及《为扩大与巩固工农红军而斗争》的文章，进行深入动员。前文要求苏区党的各级组织，充分领导和运用政府、工会、贫农团、反帝拥苏同盟、赤卫队、少先队等组织力量，完成在7、8、9三个月内扩大红军主力一倍的任务；要征调十分之一的党团员到红军中去，“每一个到红军中去的党团员，领导两个非党团员加入红军”。后文针对7、8两月江西、闽西扩红工作“很不令人满意”的情况，再次强调：在工作有基础的县份，征调十分之一的党员和团员去当红军；同时动员大批的赤卫队、少先队到红军中去，并加强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和训练新战士的补充团的工作。
任弼时在上述两文提到的扩红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真正落实了，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带动群众；运用政府和各群众组织力量，以加大投入；动员大批赤卫队、少先队到红军去，快捷而高效。加强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工作，能造成当红军光荣的浓厚氛围，并帮助参军之人解除后顾之忧。而加强补充团工作，则可以使新戰士加快完成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1933年1月4日，任弼时出席江西省动员工作竞赛总结会议后，电告前方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两个月来，江西省15县扩大红军10415人，雇工成分占23%；其中1200余人补充红二十二军，余均送前方。扩大独立团的工作，以兴国、瑞金较好。总结会上还制订了1、2两月扩大红军5500人、独立师团3400人的计划。1月16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局，前方已收到新兵8798人，“与任四日电所说数目相差无多”，并肯定“半年来地方工作大有进步”。其中当然饱含着任弼时的努力与付出。
5月中旬，任弼时离开中央苏区，到湘赣苏区就任湘赣省委书记，数月后兼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此去湘赣苏区，堪称临危受命。为挽救危局，任弼时以大智大勇大气度，依靠党和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就包括扩大红军。
6月，任弼时在中共湘赣省委红五月工作总结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报告，要求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湘赣苏区要努力完成8月底以前扩大新战士7000人，7月半以前将各县赤卫队、模范师、团、营、连编制完毕。7月24日，湘赣省委在《关于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和湘赣省苏大会的决定》中指出，各级党、政组织及群众团体，必须立即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两个大会的伟大意义，同时广泛进行战争动员，发动工农群众热烈加入红军。三天后，任弼时致电中共临时中央，综合报告湘赣省委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及各项工作部署。其中提到：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号召下，突击扩红20天，用最大努力在8月完成扩充少共国际团和两个工人营，准备在“八一”动员模范赤少队整批加入红军，“来完成扩大红军计划”。同时，在整顿、扩大独立团、营基础上，建立新的师。 为了完成上述扩红任务，任弼时领导湘赣省委采取了许多措施。
典型引路。1933年8月1日，第一个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永新县模范师召开誓师大会，924人加入主力红军。中共湘赣省委即于当日下午紧急通知各级党组织，学习永新模范师，完成突击期内的扩红计划，造成模范师成排加入主力红军的热潮，争取15日前有3000人加入红军。
开展竞赛。湘赣各县妇委书记经过充分协商，签订革命竞赛条约，其中有送子、送郎、送兄弟当红军和慰劳红军两项内容。要求从当年12月1日起至次年1月底止，扩大新战士3560人。任弼时和省委另两人对此作了公证。这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茶陵青年和永新、莲花的群众武装，整营整排地加入红军。湘赣省委在向各县、区委及支部印发的指示信中，通报了这一情况，号召各县向他们学习，开展扩红竞赛，并在1934年1月15日前，全省动员600名长期伕子到红军主力中去担负运输和担架等任务。
储积兵源。在苏区，16岁至40岁的工农群众被分别编入赤卫队、少先队，接受军事训练，维护地方治安，并配合红军做战事补助工作。他们也就成为红军的重要补充。任弼时当然十分看重这一点，在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上（1933年11月21日）提出，动员上述年龄段工农加入赤少队，组织野营演习，加紧军政训练。他兼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后，与军区总指挥蔡会文、省少先队总队长陈春珠联名签发通令，规定各级少先队部应与军事部协同工作，县军事部按月给区少先队部拨付经费，配备干部，协同研究制订少先队的军政训练和文化教育计划。
此外，任弼时还规定军区的每个连队都要有一个扩红小组，“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要去扩大红军”。
湘赣苏区扩红成绩如何，我们似可从以下两点窥见一斑：一是到1934年7月底，湘赣边主力红军红六军团有6830人，8月15日前预计补充到9330人；二是第二次全苏大会召开之日，湘赣苏区“仍为中区（即中央苏区）右翼之有力阵容（营）”。
实行政治建军，使红军永葆本色
1933年7月28日，中革军委向全国红军各部队正式颁发《中国工农红军誓词》。誓词共五条，前三条的主要内容为：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要为完成苏维埃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保证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模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爱护工农利益和自己的武装，使它不遭损失和窃夺；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障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誓词文字非常朴实，直白地道出了红军的政治本色。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一以贯之地承袭了这种政治本色。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军队的奋斗目标会有所转换，但它忠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变。
任弼时在红军建设问题上，牢牢抓住政治建军这一条。为使红军保持本色，他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
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保证党指挥枪
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党是阶级先进的领导群众的严密组织的政党。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领导作用”。为此，就要防止一切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的倾向，“尤其是在紅军中要防止这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以致于妨碍红军的统一指挥”。红军的同志应该绝对服从上级军事政治指挥员的命令（如果发现上级指挥员有反革命的阴谋，当然例外）。为要强健红军中党的组织保障党的政策的实现，和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党应当切实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
基于上述认识和要求，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才会在此前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对红四军、红三军及总前委过去的工作，作出如下肯定的评价：“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显而易见，任弼时是把党的领导置于红军建设的首位的。
1933年1月10日，任弼时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再次强调指出：“红军中应努力巩固政治委员制和无产阶级领导”，“打击一切反政治委员制度和忽略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与观点”。在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紧急动员当中，中央局发出这个声音无疑有很强的针对性，突显了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党指挥枪的重大意义。
在主政湘赣时，任弼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他在向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所作政治报告中提出：“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应征调200名干部到红军中去。”为了巩固部队，省委于1934年7月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部长张子意率军区政治部一批干部，巡视检查部队政治工作，督促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健强政治保卫组织，洗刷动摇分子，严守部队行动机密等。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保证党对红军进行有效领导的需要。
注重政治教育、思想引导，努力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
红军指战员中的多数，在革命前缺少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他们参加红军后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对革命的种种道理，对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等的认知，就有许多局限。任弼时深知，要使他们不断进步、成为自觉的革命者，就应对他们进行长期的教育与训练，尤其是政治思想教育。
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在谈到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时指出，党内教育工作，主要的是要实际斗争理论问题能够很好地联系起来；要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在这些教育工作和思想斗争中，必须要很灵活地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政纲及目前任务，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效果。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育，还须注意有系统地进行，特别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中的干部，更加需要。为此，《决议案》提出了诸如组织读报班、训练班、报告会、研究会，出版小册子及自学等办法。显然，任弼时在这里指出了党内、军内教育训练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理论学习和问题研究要有系统进行。只有这样做，才能学得全、学得深，学到真经，运用自如。 鉴于红军战士多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而缺乏较高的阶级觉悟，任弼时强调要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这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唯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密切军队与群众、战士与群众的联系，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
任弼时深谙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相信群众的力量。他认为人民军队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除了尊重、相信群众，更要关心群众的痛痒与诉求，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谋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密切和群众的联系，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既是保障人民军队伟力之需要，也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要求。
任弼时是联系群众的模范。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老红军曾涤清楚记得，不论在任何紧张的战斗、行军中，只要有几分钟的时间，他就要做调查工作。他总是要和当地的农民闲叙家常，了解农民的痛苦；和红军战士、炊事员、饲养员、担架员嘘寒问暖，关心和照顾他们的生活。曾涤对任弼时时常对大家说的“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任何英雄好汉离开了群众，是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工作的”话，更是记忆犹新。当年，他带着一个突击队去吉安扩红，短时间就动员了600名新战士入伍。事后，他向任弼时汇报时，过分强调了工作队和他个人的作用。任弼时当即批评了他，指出：“人民群众保卫土地利益的政治积极性和他们踊跃参军，是我们工作胜利的基本原因，离开群众的支持，离开了当地党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过分地强调了工作队和你个人的作用，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观念。”
长征路上把航向、讲团结、反分裂，令红军坚不可摧
从1934年8月7日率领红六军团（连同随营学校学员）共9700余人离开湘赣苏区开始西征起，到1936年10月22日与贺龙一道率领红二方面军1.1万余人抵达甘肃境内的将台堡，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任弼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和生死考验，把红军带出了敌人的层层围困，并使之更加坚强有力，堪称军史上的奇迹。任弼时在其中起的作用，有三点特别值得称赞。
为部队把定大方向
这个“大方向”，既含有革命信念的意思，又实指部队的行动方针、前进方向。
西征之初，任弼时肩负把红六军团安全撤出敌人包围，保存并壮大有生力量，在湖南发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进而与红二军团会合的重任。任弼时牢记使命，根据实际情况执行中革军委指令，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等灵活战术，和红六军团的领导一起，用78天的时间，在无后方作战条件下，胜利完成了任务。其间，他们战胜了许多艰难困苦。在部队被困于梵净山的最危急时刻，任弼时向部队作突围动员：“我们都是为土地革命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坚决打出去。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出去就是胜利。”正是凭着这么一种信念、一股勇气，红六军团才能够绝地反击、死而复生。
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原红三军）会合后，任弼时在中央支持下，与军团长贺龙一道，批判了原湘鄂西分局的肃反扩大化、解散党团组织、取消部队政治机关等错误，作出了加强红二军团政治工作的决定，并为此召开红二军团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报告，提出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上的五项紧急任务，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加紧阶级教育、创造新的师团等。他以光明前途勉励大家，指出各地红军虽然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但仍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获得新的发展。“特别是土地革命，是中国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红军走到哪里，只要打出土地革命这面旗帜，就受人拥护，不仅可以保存，而且还会扩大。”任弼时能从政治上、战略上及时把握大局，并教育干部认清形势，让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前途，自觉按中央的正确方向行动，因此部队总能化险为夷。
讲团结，重视集体领导
这既是一个高级领导人的胸襟气度表现，也是一种领导方式。
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时，任弼时是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后，任弼时任恢复番号的红二军团政委。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时，任弼时任边区省委书记、边区军区政委。红二、六军团奉命组成红二方面军时，任弼时任政委。不过，他一直还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又是中央随军代表，在党内高于上述机构中的同层级领导人。任弼时能否当好不同班子的班长，直接影响到红军的存亡发展，以及根据地事业的得失成败。
為此，任弼时从大局出发，在上上下下讲团结，工作上注重集体领导、互相支持。在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联欢会上，贺龙尊称任弼时为“任代表”，任弼时则向大家介绍说，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军的总指挥。这为两军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不分彼此开了个好头。任弼时还特别注意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就连犯严重“左”倾错误的夏曦受到批评后，也让他参加领导机关工作，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委员、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任弼时讲团结不是搞一团和气，而是着眼于思想认识上的一致，从斗争中求团结。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即考虑如何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从思想上以“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为基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在他的教育引导下，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等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转而支持北上方针。
工作上，任弼时坚持集体领导，凡是重要的问题，大都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即便情况紧张，也尽可能集体讨论，或由主要负责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讨论问题之前，他总是多方搜集材料和各人意见。讨论问题时，他又很注意倾听别人意见，不先表态、作结论。事情一经集体讨论决定后，大家都得照办，绝不允许会上一套会下一套。所以，任弼时领导过的不同班子，都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例如，1936年8月上旬，中共西北局要在包座河西畔的求吉寺开会。会前，任弼时同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多次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会上，他要大家紧紧团结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引导大家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上来，而不必纠缠于以前的问题。这样做，使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
反对并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维护了党的团结、红军的团结
1936年6月初，红六军团第十六师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会合时，张国焘派出的“工作团”应任弼时要求，送来一批包括《干部必读》在内的文件和材料，其中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之后，任弼时、贺龙等在和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来人的谈话中，也听到类似言论。任弼时对此事作了果断处置：一是赞同王震下令把文件材料烧掉；二是告诉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指示保留一份，余皆烧掉）。可以说，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跟受到任弼时他们的坚决抵制，有很大关系。
7月初，张国焘与任弼时面谈时提出：“六军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都遭到任弼时拒绝。此后，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提出召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的干部会，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任弼时告诫来人，唯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并反对召开上述会议，指出，如果“造成上面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当张国焘再度提出召开联席会时，任弼时愤然说：如果红二、红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不能以多数（红四方面军人多）压少数。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内部，张国焘和任弼时的争论日益严重。张国焘口头上赞成，实际上反对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在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上，主张一是往西，二是出东南。任弼时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张国焘的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懂得如何估量当前形势下阶级力量的变动。在任弼时行将返回红二方面军前的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跟朱德诚恳奉劝张国焘不要怕北上和党中央见面，错了就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不再搞派别活动就不会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由此可见，任弼时对张国焘的斗争真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既坚持原则，又不乏革命灵活性。
以上所述仅是任弼时对红军创建的部分贡献，但它已足以成为任弼时在人民军队创建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