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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是基于中国农村改革在行为主体和推进机制方面的特征。它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更多的是一种兼具实证性和象征性的政治话语建构。在这一话语建构和流行过程中，高层决策的信息来源，农村改革的实践选择，政治人物的地位变化，政治舆论的强势宣导，这些因素前后相继、相互作用、彼此强化。
农村改革；安徽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27；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10-03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这已经成为关于中国改革史叙述中的一个流行话语，遍见于党政文献、学术著述以及媒体文章之中。对于“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正不断受到其他省份农村改革材料的质疑，在实证意义上难以清晰界说。真正值得探讨、考辨的问题，或许在两个层面：一是为什么会产生农村改革发源地的话题，二是“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为什么会逐步成为流行而且强势的话语。
人们在叙述中国改革的时候，经常进行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划分。有趣的是，惟有在谈论农村改革的时候，才会突出强调改革从哪里开始，进而产生关于具体地点的争议，而在谈论城市改革的时候基本上不存在这一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不同的谈论问题的方式，答案或许可以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在行为主体、推进机制方面的差异上去找。
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经委就开始运作企业改革。[1]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选择6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改革试点。[2]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部门决定在京津沪三市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到1980年6月底，全国试点企业累计达6600多个。[3]
与此相反，作为农村改革初期最主要内容的家庭承包经营，则是由农民自下而上自发进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明确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4]家庭承包经营在党和国家政策、体制层面上还是严禁的，因此，农民搞土地的家庭承包，实际是在突破禁令。但农民的实践也自下而上推动着党的认识和政策的转变，历经三四年的争议，家庭承包经营终于获得高层认可，并通过中央一号文件予以确认。
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其起始时间、地点和大致节点，自然比较分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改革。因此，关于城市改革从哪里开始，就不成为问题，更不会引起争议。
相形之下，农村改革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民自发、秘密地搞起来，后来逐步得到党和政府承认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农民什么时候开始，尤其是哪个地方的农民最先开始搞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则难以说得清楚。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农村改革起源地的争议正由此而起。
按一般的叙述，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秘密搞家庭承包经营，是在1978年底。其实在安徽，搞家庭承包经营，在时间上和小岗相仿甚至还要早的地方，也不乏其例。比如，1978年秋天，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在大旱灾胁迫下，就实行了包产到户。1978年10月底，安徽来安县十二里公社前郢大队农民也自发搞起“分田单干”。[5]
而在全国范围内，和安徽农民差不多同时搞家庭承包经营，甚至还早于安徽的地方，着实为数不少。比如，1978年贵州黔南州 “5月底统计，发现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按产计酬的生产队共1886个，占生产队总数10.3%”[6]。广东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1978年进行包产到户试点。[7]山东的东明、曹县、高唐、夏津、莘县，在1978年就有开始搞包产到户的村庄。在安徽小岗农民决定大包干时，山东至少有几十个村已经包荒地到户了。[8]1979年3月26日，四川省委办公厅《情况反映》登载，丰都县有10%左右的生产队，有的公社有20%-3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9]各地类似的材料，不断被发现出来，反映了家庭承包经营的深刻历史动因和深厚民意基础。
第一，当时农民的类似行动很普遍。其实，自20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以来，农民自发或在当地政府默许下搞家庭承包经营，已经出现过多次起落，比较大的分别出现在1957、1959、1962年前后，均在政治批判的声浪中被“纠正”。但在整个集体化时期，一些地方一直秘密地搞着家庭承包经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氛围趋于宽松，社会经济政策趋于务实，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过程中，各地又一次自发搞起家庭承包经营，又一次引发政策和意识形态争论。只不过，这一次家庭承包经营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最终获得中央的正式认可，并被构建为新时期党的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这种情形下，要从绝对时间上去比较究竟哪个地方农民搞得早，确实难以说得清楚。
第二，家庭承包经营这种形式也很平常。在中国千百年农业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将小规模家庭经营与较大规模的地产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10]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民不断试图由家庭包（租）集体土地的做法，正与其有相通之处。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的确立，只是对一个古老事实的发现和肯定，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事实”。[11]因此，搞家庭承包经营，对于各地农民来说，算不得多么难的事情，这种耕作方式能否获得最高层的认可，报上“户口”，才是问题的关键。于是，在全国各地发现家庭承包经营不晚于安徽农民的材料，也就不足为奇。
质言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说法，在实证上确实值得商榷。或许，它只是历史认知中的一个概而言之的说法，只是历史叙述中的一个典型选取的问题。由此，真正的问题就变成：安徽为什么会成为农村改革起源地的典型？
在严谨的学术著作中，叙述新时期农村改革开端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只说安徽，大多会兼及四川、贵州、内蒙古等地的情况。问题是，为什么在党政文献、媒体文章乃至大众印象中，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说法那么“深入人心”，近乎不言而喻呢？以下几个因素值得揭示。 （一）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较早被高层关注。虽然1978年前后，许多地方也悄悄在搞家庭承包经营。但发生不一定会被发现，更不一定会有影响。相比其他地方，安徽农民搞家庭承包经营比较早地通过多种信息渠道，为最高决策层所知悉关注，并成为高层决策的参考和依据之一。比如，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地方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表示：“我举双手赞成。”以后，万里又就这个问题同邓小平谈，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2]其后，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的情况时，举的正是安徽的例子，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13]邓小平引述安徽这两个地方的情况，无疑是对它们的支持，同时又无意中提高了它们的“知名度”。较早地为高层关注，并为中央领导人谈话所援引，自然使安徽的农村改革比其它地方有着更为“突出”的地位，从而较易让人形成安徽农村改革“率先”的印象。
（二）“大包干”的家庭承包经营形式在全国普及。家庭承包经营包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种形式，农村改革之初，这两种形式是并存的。但在实践中，利益关系更直接、分配方式更简单的包干到户，亦即俗称之“大包干”，更受农民的欢迎，因而逐步覆盖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而对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形式，人们基本上认定安徽凤阳的小岗是首创，起码是最典型的代表。早在1982年1月，万里就曾指出，“大包干从凤阳开始，现在遍及大半个中国，影响很大”。[14]1998年9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时明确说：“安徽是大包干的发源地。”[15]农民的实践最终选择了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也成为新时期农村制度安排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极而言之，说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甚至说从小岗开始，确实不为过。
（三）与安徽一度齐名的省份淡出党政文献的相关叙述。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叙述农村改革时，一般是安徽、四川两省并提的。无论党政高层还是普通民众，也都有这样的认识。邓小平谈到农村改革初期情况时就曾指出：“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16]据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说：小平同志多次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安徽、四川等省开始的。[17]1988年4月，新华社发布的万里简介中，为了增加生动性，就曾写到：“万里10年前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以领导安徽省农民在全国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而闻名。赵紫阳同时在四川省也实行了类似的改革。当时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18]由于特定的原因，80年代末之后，在党政文献和各类书刊中，就只说“要吃米，找万里”了。四川作为农村改革的起源地之一，在实证性的历史叙述中依然存在，但不再能像安徽那样，享有某种政治象征性地位。
（四）政治舆论宣导不断强化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印象。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印象和叙述逐步定型后，又不断得到政治舆论的强化。1998年9月，在农村改革20周年之际，江泽民前往安徽考察工作，并赴小岗。他说，改革开放“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农村改革又始于小岗村”。[19]2008年9月，在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胡锦涛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也到了小岗。公开报道中未见他提到农村改革起于安徽的说法，但当时新华社报道稿中写道：“30年前，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20]2016年4月，习近平到安徽调研，也到小岗并在此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他指出，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在小岗村召开这个座谈会，具有特殊意义。[21]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赴安徽小岗，在这里回顾农村改革的历史，强调农村政策的稳定，推动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种政治舆论的宣导声中，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印象也不断得到强化，并流传得越来越广。
综上所述，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说法，自有其一定的实证根据，但更多的还是一种兼具实证性和象征性的政治话语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高层的决策信息来源，农民的实践选择、政治人物的地位变化，以及政治舆论的强势宣导，这些因素既是前后相继的，更是相互作用、彼此强化的。
参考文献
[1]贺敏耀.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J].百年潮，2003（8）.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21.
[3][4]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Z].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243.81.
[5]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3.
[6][7][9]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69.310.379.
[8]李锦.大转折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60-61.
[10]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90.
[11]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备忘录（1）[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43.
[12]陈云年谱（1905-1995）（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48-249.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
“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是基于中国农村改革在行为主体和推进机制方面的特征。它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更多的是一种兼具实证性和象征性的政治话语建构。在这一话语建构和流行过程中，高层决策的信息来源，农村改革的实践选择，政治人物的地位变化，政治舆论的强势宣导，这些因素前后相继、相互作用、彼此强化。
农村改革；安徽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27；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10-03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这已经成为关于中国改革史叙述中的一个流行话语，遍见于党政文献、学术著述以及媒体文章之中。对于“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正不断受到其他省份农村改革材料的质疑，在实证意义上难以清晰界说。真正值得探讨、考辨的问题，或许在两个层面：一是为什么会产生农村改革发源地的话题，二是“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为什么会逐步成为流行而且强势的话语。
人们在叙述中国改革的时候，经常进行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划分。有趣的是，惟有在谈论农村改革的时候，才会突出强调改革从哪里开始，进而产生关于具体地点的争议，而在谈论城市改革的时候基本上不存在这一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不同的谈论问题的方式，答案或许可以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在行为主体、推进机制方面的差异上去找。
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经委就开始运作企业改革。[1]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选择6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改革试点。[2]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部门决定在京津沪三市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到1980年6月底，全国试点企业累计达6600多个。[3]
与此相反，作为农村改革初期最主要内容的家庭承包经营，则是由农民自下而上自发进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明确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4]家庭承包经营在党和国家政策、体制层面上还是严禁的，因此，农民搞土地的家庭承包，实际是在突破禁令。但农民的实践也自下而上推动着党的认识和政策的转变，历经三四年的争议，家庭承包经营终于获得高层认可，并通过中央一号文件予以确认。
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其起始时间、地点和大致节点，自然比较分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改革。因此，关于城市改革从哪里开始，就不成为问题，更不会引起争议。
相形之下，农村改革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民自发、秘密地搞起来，后来逐步得到党和政府承认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农民什么时候开始，尤其是哪个地方的农民最先开始搞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则难以说得清楚。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农村改革起源地的争议正由此而起。
按一般的叙述，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秘密搞家庭承包经营，是在1978年底。其实在安徽，搞家庭承包经营，在时间上和小岗相仿甚至还要早的地方，也不乏其例。比如，1978年秋天，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在大旱灾胁迫下，就实行了包产到户。1978年10月底，安徽来安县十二里公社前郢大队农民也自发搞起“分田单干”。[5]
而在全国范围内，和安徽农民差不多同时搞家庭承包经营，甚至还早于安徽的地方，着实为数不少。比如，1978年贵州黔南州 “5月底统计，发现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按产计酬的生产队共1886个，占生产队总数10.3%”[6]。广东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1978年进行包产到户试点。[7]山东的东明、曹县、高唐、夏津、莘县，在1978年就有开始搞包产到户的村庄。在安徽小岗农民决定大包干时，山东至少有几十个村已经包荒地到户了。[8]1979年3月26日，四川省委办公厅《情况反映》登载，丰都县有10%左右的生产队，有的公社有20%-3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9]各地类似的材料，不断被发现出来，反映了家庭承包经营的深刻历史动因和深厚民意基础。
第一，当时农民的类似行动很普遍。其实，自20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以来，农民自发或在当地政府默许下搞家庭承包经营，已经出现过多次起落，比较大的分别出现在1957、1959、1962年前后，均在政治批判的声浪中被“纠正”。但在整个集体化时期，一些地方一直秘密地搞着家庭承包经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氛围趋于宽松，社会经济政策趋于务实，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过程中，各地又一次自发搞起家庭承包经营，又一次引发政策和意识形态争论。只不过，这一次家庭承包经营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最终获得中央的正式认可，并被构建为新时期党的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这种情形下，要从绝对时间上去比较究竟哪个地方农民搞得早，确实难以说得清楚。
第二，家庭承包经营这种形式也很平常。在中国千百年农业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将小规模家庭经营与较大规模的地产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10]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民不断试图由家庭包（租）集体土地的做法，正与其有相通之处。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的确立，只是对一个古老事实的发现和肯定，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事实”。[11]因此，搞家庭承包经营，对于各地农民来说，算不得多么难的事情，这种耕作方式能否获得最高层的认可，报上“户口”，才是问题的关键。于是，在全国各地发现家庭承包经营不晚于安徽农民的材料，也就不足为奇。
质言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说法，在实证上确实值得商榷。或许，它只是历史认知中的一个概而言之的说法，只是历史叙述中的一个典型选取的问题。由此，真正的问题就变成：安徽为什么会成为农村改革起源地的典型？
在严谨的学术著作中，叙述新时期农村改革开端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只说安徽，大多会兼及四川、贵州、内蒙古等地的情况。问题是，为什么在党政文献、媒体文章乃至大众印象中，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说法那么“深入人心”，近乎不言而喻呢？以下几个因素值得揭示。 （一）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较早被高层关注。虽然1978年前后，许多地方也悄悄在搞家庭承包经营。但发生不一定会被发现，更不一定会有影响。相比其他地方，安徽农民搞家庭承包经营比较早地通过多种信息渠道，为最高决策层所知悉关注，并成为高层决策的参考和依据之一。比如，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地方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表示：“我举双手赞成。”以后，万里又就这个问题同邓小平谈，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2]其后，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的情况时，举的正是安徽的例子，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13]邓小平引述安徽这两个地方的情况，无疑是对它们的支持，同时又无意中提高了它们的“知名度”。较早地为高层关注，并为中央领导人谈话所援引，自然使安徽的农村改革比其它地方有着更为“突出”的地位，从而较易让人形成安徽农村改革“率先”的印象。
（二）“大包干”的家庭承包经营形式在全国普及。家庭承包经营包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种形式，农村改革之初，这两种形式是并存的。但在实践中，利益关系更直接、分配方式更简单的包干到户，亦即俗称之“大包干”，更受农民的欢迎，因而逐步覆盖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而对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形式，人们基本上认定安徽凤阳的小岗是首创，起码是最典型的代表。早在1982年1月，万里就曾指出，“大包干从凤阳开始，现在遍及大半个中国，影响很大”。[14]1998年9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时明确说：“安徽是大包干的发源地。”[15]农民的实践最终选择了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也成为新时期农村制度安排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极而言之，说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甚至说从小岗开始，确实不为过。
（三）与安徽一度齐名的省份淡出党政文献的相关叙述。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叙述农村改革时，一般是安徽、四川两省并提的。无论党政高层还是普通民众，也都有这样的认识。邓小平谈到农村改革初期情况时就曾指出：“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16]据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说：小平同志多次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安徽、四川等省开始的。[17]1988年4月，新华社发布的万里简介中，为了增加生动性，就曾写到：“万里10年前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以领导安徽省农民在全国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而闻名。赵紫阳同时在四川省也实行了类似的改革。当时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18]由于特定的原因，80年代末之后，在党政文献和各类书刊中，就只说“要吃米，找万里”了。四川作为农村改革的起源地之一，在实证性的历史叙述中依然存在，但不再能像安徽那样，享有某种政治象征性地位。
（四）政治舆论宣导不断强化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印象。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印象和叙述逐步定型后，又不断得到政治舆论的强化。1998年9月，在农村改革20周年之际，江泽民前往安徽考察工作，并赴小岗。他说，改革开放“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农村改革又始于小岗村”。[19]2008年9月，在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胡锦涛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也到了小岗。公开报道中未见他提到农村改革起于安徽的说法，但当时新华社报道稿中写道：“30年前，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20]2016年4月，习近平到安徽调研，也到小岗并在此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他指出，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在小岗村召开这个座谈会，具有特殊意义。[21]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赴安徽小岗，在这里回顾农村改革的历史，强调农村政策的稳定，推动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种政治舆论的宣导声中，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印象也不断得到强化，并流传得越来越广。
综上所述，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的说法，自有其一定的实证根据，但更多的还是一种兼具实证性和象征性的政治话语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高层的决策信息来源，农民的实践选择、政治人物的地位变化，以及政治舆论的强势宣导，这些因素既是前后相继的，更是相互作用、彼此强化的。
参考文献
[1]贺敏耀.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J].百年潮，2003（8）.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21.
[3][4]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Z].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243.81.
[5]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3.
[6][7][9]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69.310.379.
[8]李锦.大转折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60-61.
[10]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90.
[11]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备忘录（1）[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43.
[12]陈云年谱（1905-1995）（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48-249.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