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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虽然已经过去70多年了，令人气愤的是，当年731部队的滔天罪行非但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正式承认，罪魁祸首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许多731成员甚至在战后进入日本高校或药企任职。而在中国，细菌战的受害者在身体和心灵上饱受创伤，日渐凋零的这批人还在等着日方道歉和赔偿。此外，当年侵华日军残留在神州大地的化学武器问题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仍未完全解决。
731遗毒，如毒气一般弥漫在中日两国的昨天、今天并影响明天。
在日本放送协会（NHK）2017年8月14日播放的专题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里，提到731部队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军方开发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的关键罪证，主要来自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
这场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但相比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和东京审判（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影响力，伯力审判却被忽视了。
据悉，二战结束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并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遗憾的是，东京审判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细菌战的内容，也没有提及731部队以及另一支负责细菌战的100部队的存在。
根据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1981年发表的研究文章《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他从美国解密的“二战”档案中查到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之间就日本细菌战问题来往的秘密电报和美国生物战专家调查731部队战犯而写的4次调查报告书，从而揭露了美国一边防范苏联，一边为本国利益获取731部队的研究成果与日本进行黑暗交易、赦免细菌战战犯，隐瞒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的经过。
原来，1945年8月到1947年11月，美国对日军731部队一共进行了4次调查。前两次调查，日本只承认对动物做实验，不承认做了人的活体实验，拒绝讲出事实。听闻苏联即将对细菌战审判时，美国方面又两次派出调查团进行彻底调查。最后，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生物战研究情报对美国的生物战研究项目具有极大价值。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必须回避将731部队的生物战专家作为战犯诉诸法庭而使其他国家获得相关情报的事情发生。
美国将从日本得来的细菌战成果，可能最早用于朝鲜战争。1952年，在奥斯陆世界和平评议会执行局会议上，决定调查有关在朝鲜和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ISC）。ISC调查团成员特赴平壤会见了正在朝鲜协助防疫工作的陈文贵（当年国民政府的细菌专家，湖南常德细菌战报告者），陈文贵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经验向ISC指出：美军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和日军在常德使用的“极其相似，而且规模更大”。
苏联的伯力审判也是虎头蛇尾。参加伯力审判的12名731相关队员均被认定罪名成立，包括山田乙三和川岛清在内的4名被告被判处25年徒刑，其余8人获得了从2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对此，苏联方面表示是因为已在1947年宣布废除死刑。俄罗斯一些史学研究者认为，这一宣判时机是有意为之：苏联从1950年1月1日（伯力审判结束2天后）重新恢复死刑，而这些曾亲历和执行过细菌武器的战犯往往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这一推测不无道理。因为伯力审判后，刑期较短的几人很快就被遣送回日本，而4名25年徒刑的囚犯，最迟也在1956年苏共中央签署赦免令后尽数回国。这意味着他们的真正刑期不到7年，而且这批人在返日前还能参加送别宴会。目前还没有公开资料证实，这批战犯和当时的苏联是否达成什么协议。
在日本国内，涉及细菌战的人都没有被追责。日本731部队及细菌战问题专家森正孝曾经7次赴朝鲜进行调查，确认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使用了731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实施了细菌战。美国国立档案馆在1950年代曾将731部队资料制成缩微胶卷交还给日本。这意味着战后的日本政府，对于731部队的情况完全知情。
值得注意的是，自1952年日美和约缔结以后，获得赦免战犯权力的日本政府，让细菌战的责任人和参与者逃脱了全部责任。731部队的很多成员成为战后日本大型制药企业的雇员，并成为关键岗位上的领导者。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學、金泽大学、昭和药科大学等等都有731部队的成员任教。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日本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
有关日军在侵华期间对中国造成的细菌战伤亡，始终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森正孝的调查结论是：日军侵华时曾在中国20个省市63个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死于细菌战的中国民众达27万人。但2000年山东调查者崔维志的结论是，仅1943年日军在鲁西北实施细菌战中，中国平民就有20万人死难。2002年，又有资料公布：日军侵华期间使用细菌和生物武器，造成100万人死亡。
虽然731部队在东北做实验，但是却选择了浙江作为细菌战的第一战场——从1939年到1945年，以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大型细菌战，造成浙江省、江西省230多万人身染疫病，死亡人数超过65万人。
侵华日军已知的第一次投放细菌是在1939年夏天，地点是现在的绍兴上虞沥海。日军空投了一些含有白喉、破伤风病菌的白色粉末，但当时的沥海并没有出现流行性疫情。
1940年9月，日本方面由石井四郎挂帅，对宁波（当时叫鄞县）、衢州（当时叫衢县）和金华等地进行第一次细菌战。其中，宁波的鼠疫造成109人死亡，衢州鼠疫死亡的人数达到了2000余人。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义乌崇山村。1942年9月21日，一架日军飞机在祟山村上空洒出黑色烟雾。一周后，崇山村的老鼠几乎都死了，当地的村民们还因为此事高兴了好几天。那时的崇山村有1000多口人，不久，鼠疫蔓延后，可以查证死于鼠疫的村民就有386人，其中有几十户人家都死绝了。
年过八旬的义乌老人张锦渭虽然不住在崇山村，但他对此事仍有记忆，他告诉《新民周刊》：“我们当时都以为是闹鼠疫，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为了调查结果，石井四郎还派了731部队远征队联合1644部队到崇山村烧屋毁证，隔离病人进行解剖实验。张锦渭老人保存的《义乌县志》对此的记载是：“日军将尸体解剖后，断肢残臂遗弃满地。数日后再来放火烧房100多间，使80户群众无家可归……”
1994年8月，崇山村的三个农民王化斌、吴利琴、王国强以村委会的名义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在日本国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崇山村使用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人体实验所造成的伤害，要求日本国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一万多村民具名，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事实上，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但这些索赔大都杳无音信。
崇山村寄出的信也是石沉大海。因此，细菌战受害者决定联合起来。1997年11月，浙江、湖南两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180人向日本政府提出伤害损失赔偿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战争时期的非人道罪行予以公开道歉、谢罪和赔偿。最终，日本东京最高法院法庭在证据确凿的情况承认了细菌战的事实，却以年代久远等理由驳回了上诉。
败诉后，王基旭和几位崇山村村民一起，一户一户走访调查细菌战受害者，收集图片、实物等证据，积累资料，筹建“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2016年9月，王基旭祖孙三代自费筹办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专题图片展”正式开展。1942年，王基旭的姑妈、奶奶先后染上鼠疫，“姑妈很快就死了，奶奶被日本鬼子剖开了肚皮，挖掉了五脏六腑”。这位老人把自家老祠堂当作展厅，自任“展厅管理员”。王基旭说：“要让后代记住屈辱的历史。”
当细菌战的受害者正在一个个离去时，新的受害者又随之出现了——日本战败后试图销毁证据，掩盖罪行，秘密地将原储存、部署在中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丢弃在山间密林、江河湖泊、海港滩涂，甚至是居民区中。由于化武埋藏70多年，多数生锈腐蚀，有的毒剂泄漏，近年受伤害的达数千人。
东北三省是日遗化武的重灾区。据吉林省档案馆相关资料记载，解放初期，仅吉林省敦化地区在清理日遗化武过程中就先后有800多人中毒。
很长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对遗弃在中国的大量化学武器并不承认。1991年初，中国政府开始与日本政府就日遗化武问题进行谈判，6月，日本第一次正式派团对位于吉林敦化哈尔巴岭埋藏有33万余发日遗化武的埋藏点进行了实地考察。
1992年11月30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7年4月29日，《公约》正式生效。该公约要求必须在公约生效后的10年内完成销毁化武工作，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15年。
自1995年以来，中方监督与协助日方进行了230余次作业，共安全回收日遗化武5万余枚，已在武汉、石家庄、哈尔巴岭等地销毁日遗化武4万余枚。在南京及其周边城市，包括蚌埠、合肥等地发现的3.5万余枚日遗化武也已被销毁。
按规定，日本政府应最迟于2012年4月29日前销毁遗弃在华的所有化学武器，但日本政府未能按时完成销毁任务。2012年，中日雙方再次签署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承诺力争于2016年完成销毁截至2012年4月29日保管在中国各地托管库中、已向禁化武组织宣布的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并力争于2022年前完成最大日遗化武埋藏点哈尔巴岭日遗化武的销毁。但从目前看，要完成这一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深入，发现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也越来越多。目前已在全国18个省（区市）90多个地点发现有日遗化武。吉林敦化县哈尔巴岭经防化兵挖掘出4个埋藏坑，仅仅一号坑就发掘出8万多枚毒弹，预计整个区域还遗留有40万枚以上的毒弹。在黑龙江的尚志、富锦、阿城以及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安徽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日遗化武。由于日方至今未向中方提供有关日遗化武埋藏和丢弃的具体地点和数量的资料，日遗化武在中国造成的危害仍在继续，何时处理完成仍是个未知数。
731遗毒，如毒气一般弥漫在中日两国的昨天、今天并影响明天。
美日的交易，苏联的局
在日本放送协会（NHK）2017年8月14日播放的专题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里，提到731部队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军方开发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的关键罪证，主要来自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
这场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但相比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和东京审判（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影响力，伯力审判却被忽视了。
据悉，二战结束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并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遗憾的是，东京审判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细菌战的内容，也没有提及731部队以及另一支负责细菌战的100部队的存在。
根据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1981年发表的研究文章《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他从美国解密的“二战”档案中查到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之间就日本细菌战问题来往的秘密电报和美国生物战专家调查731部队战犯而写的4次调查报告书，从而揭露了美国一边防范苏联，一边为本国利益获取731部队的研究成果与日本进行黑暗交易、赦免细菌战战犯，隐瞒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的经过。
原来，1945年8月到1947年11月，美国对日军731部队一共进行了4次调查。前两次调查，日本只承认对动物做实验，不承认做了人的活体实验，拒绝讲出事实。听闻苏联即将对细菌战审判时，美国方面又两次派出调查团进行彻底调查。最后，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生物战研究情报对美国的生物战研究项目具有极大价值。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必须回避将731部队的生物战专家作为战犯诉诸法庭而使其他国家获得相关情报的事情发生。
美国将从日本得来的细菌战成果，可能最早用于朝鲜战争。1952年，在奥斯陆世界和平评议会执行局会议上，决定调查有关在朝鲜和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ISC）。ISC调查团成员特赴平壤会见了正在朝鲜协助防疫工作的陈文贵（当年国民政府的细菌专家，湖南常德细菌战报告者），陈文贵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经验向ISC指出：美军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和日军在常德使用的“极其相似，而且规模更大”。
苏联的伯力审判也是虎头蛇尾。参加伯力审判的12名731相关队员均被认定罪名成立，包括山田乙三和川岛清在内的4名被告被判处25年徒刑，其余8人获得了从2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对此，苏联方面表示是因为已在1947年宣布废除死刑。俄罗斯一些史学研究者认为，这一宣判时机是有意为之：苏联从1950年1月1日（伯力审判结束2天后）重新恢复死刑，而这些曾亲历和执行过细菌武器的战犯往往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这一推测不无道理。因为伯力审判后，刑期较短的几人很快就被遣送回日本，而4名25年徒刑的囚犯，最迟也在1956年苏共中央签署赦免令后尽数回国。这意味着他们的真正刑期不到7年，而且这批人在返日前还能参加送别宴会。目前还没有公开资料证实，这批战犯和当时的苏联是否达成什么协议。
在日本国内，涉及细菌战的人都没有被追责。日本731部队及细菌战问题专家森正孝曾经7次赴朝鲜进行调查，确认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使用了731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实施了细菌战。美国国立档案馆在1950年代曾将731部队资料制成缩微胶卷交还给日本。这意味着战后的日本政府，对于731部队的情况完全知情。
值得注意的是，自1952年日美和约缔结以后，获得赦免战犯权力的日本政府，让细菌战的责任人和参与者逃脱了全部责任。731部队的很多成员成为战后日本大型制药企业的雇员，并成为关键岗位上的领导者。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學、金泽大学、昭和药科大学等等都有731部队的成员任教。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日本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
没有道歉，没有赔偿
有关日军在侵华期间对中国造成的细菌战伤亡，始终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森正孝的调查结论是：日军侵华时曾在中国20个省市63个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死于细菌战的中国民众达27万人。但2000年山东调查者崔维志的结论是，仅1943年日军在鲁西北实施细菌战中，中国平民就有20万人死难。2002年，又有资料公布：日军侵华期间使用细菌和生物武器，造成100万人死亡。
虽然731部队在东北做实验，但是却选择了浙江作为细菌战的第一战场——从1939年到1945年，以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大型细菌战，造成浙江省、江西省230多万人身染疫病，死亡人数超过65万人。
侵华日军已知的第一次投放细菌是在1939年夏天，地点是现在的绍兴上虞沥海。日军空投了一些含有白喉、破伤风病菌的白色粉末，但当时的沥海并没有出现流行性疫情。
1940年9月，日本方面由石井四郎挂帅，对宁波（当时叫鄞县）、衢州（当时叫衢县）和金华等地进行第一次细菌战。其中，宁波的鼠疫造成109人死亡，衢州鼠疫死亡的人数达到了2000余人。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义乌崇山村。1942年9月21日，一架日军飞机在祟山村上空洒出黑色烟雾。一周后，崇山村的老鼠几乎都死了，当地的村民们还因为此事高兴了好几天。那时的崇山村有1000多口人，不久，鼠疫蔓延后，可以查证死于鼠疫的村民就有386人，其中有几十户人家都死绝了。
年过八旬的义乌老人张锦渭虽然不住在崇山村，但他对此事仍有记忆，他告诉《新民周刊》：“我们当时都以为是闹鼠疫，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为了调查结果，石井四郎还派了731部队远征队联合1644部队到崇山村烧屋毁证，隔离病人进行解剖实验。张锦渭老人保存的《义乌县志》对此的记载是：“日军将尸体解剖后，断肢残臂遗弃满地。数日后再来放火烧房100多间，使80户群众无家可归……”
1994年8月，崇山村的三个农民王化斌、吴利琴、王国强以村委会的名义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在日本国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崇山村使用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人体实验所造成的伤害，要求日本国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一万多村民具名，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事实上，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但这些索赔大都杳无音信。
崇山村寄出的信也是石沉大海。因此，细菌战受害者决定联合起来。1997年11月，浙江、湖南两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180人向日本政府提出伤害损失赔偿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战争时期的非人道罪行予以公开道歉、谢罪和赔偿。最终，日本东京最高法院法庭在证据确凿的情况承认了细菌战的事实，却以年代久远等理由驳回了上诉。
败诉后，王基旭和几位崇山村村民一起，一户一户走访调查细菌战受害者，收集图片、实物等证据，积累资料，筹建“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2016年9月，王基旭祖孙三代自费筹办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专题图片展”正式开展。1942年，王基旭的姑妈、奶奶先后染上鼠疫，“姑妈很快就死了，奶奶被日本鬼子剖开了肚皮，挖掉了五脏六腑”。这位老人把自家老祠堂当作展厅，自任“展厅管理员”。王基旭说：“要让后代记住屈辱的历史。”
尚未完成的遗留化武处理
当细菌战的受害者正在一个个离去时，新的受害者又随之出现了——日本战败后试图销毁证据，掩盖罪行，秘密地将原储存、部署在中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丢弃在山间密林、江河湖泊、海港滩涂，甚至是居民区中。由于化武埋藏70多年，多数生锈腐蚀，有的毒剂泄漏，近年受伤害的达数千人。
东北三省是日遗化武的重灾区。据吉林省档案馆相关资料记载，解放初期，仅吉林省敦化地区在清理日遗化武过程中就先后有800多人中毒。
很长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对遗弃在中国的大量化学武器并不承认。1991年初，中国政府开始与日本政府就日遗化武问题进行谈判，6月，日本第一次正式派团对位于吉林敦化哈尔巴岭埋藏有33万余发日遗化武的埋藏点进行了实地考察。
1992年11月30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7年4月29日，《公约》正式生效。该公约要求必须在公约生效后的10年内完成销毁化武工作，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15年。
自1995年以来，中方监督与协助日方进行了230余次作业，共安全回收日遗化武5万余枚，已在武汉、石家庄、哈尔巴岭等地销毁日遗化武4万余枚。在南京及其周边城市，包括蚌埠、合肥等地发现的3.5万余枚日遗化武也已被销毁。
按规定，日本政府应最迟于2012年4月29日前销毁遗弃在华的所有化学武器，但日本政府未能按时完成销毁任务。2012年，中日雙方再次签署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承诺力争于2016年完成销毁截至2012年4月29日保管在中国各地托管库中、已向禁化武组织宣布的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并力争于2022年前完成最大日遗化武埋藏点哈尔巴岭日遗化武的销毁。但从目前看，要完成这一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深入，发现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也越来越多。目前已在全国18个省（区市）90多个地点发现有日遗化武。吉林敦化县哈尔巴岭经防化兵挖掘出4个埋藏坑，仅仅一号坑就发掘出8万多枚毒弹，预计整个区域还遗留有40万枚以上的毒弹。在黑龙江的尚志、富锦、阿城以及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安徽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日遗化武。由于日方至今未向中方提供有关日遗化武埋藏和丢弃的具体地点和数量的资料，日遗化武在中国造成的危害仍在继续，何时处理完成仍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