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浦江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其家族不少成员被《宋史》《元史》《明史》列入《孝义传》或《孝友传》。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赐封郑氏为“江南第一家”，并亲书“孝义家”三字，使其成为明代最有影响的典范家族之一。郑氏家族数代累积为人处世、修身齐家、睦邻之道的经验，经数次修订、增删，至明初最终完成《郑氏规范》，凡168条，在官方倡导下，这些规范逐渐超越家族界限，成为明清社会教化的重要教本。

孝义为本：

《郑氏规范》中的家庭伦理

　　郑氏家族之所以历宋元明三朝而不衰，得益于其“孝义冠天下”的家风;《郑氏规范》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其通篇贯彻着儒家的“孝义”理念。其中明确指出：“子孙为学，须以孝义切切为务……此实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郑氏家族对子弟从小注重“孝义”教育，凡郑氏子孙，8岁入家族所办义塾，满16岁有资格进入东明精舍（后改为东明书院）学习，聘请吴莱、宋濂等硕儒为师，教导子弟秉承孝义家风。
　　据《郑氏规范》载：郑氏家族每月朔望，会聚一堂，聆听“孝悌歌”;每日清晨，家族中未冠子弟要诵读男女训诫之辞。《男训》告诫子孙“居家则孝悌，处事则仁恕”，不要“恃己之势以自强，克人之财以自富”。《女训》告诫家族女子切忌“淫狎妒忌，恃强凌弱，摇鼓是非，纵意徇私”。每月两次的孝悌歌，每天一次的诵训诫辞，使族人时刻铭记孝义之道，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

积德行善：

《郑氏规范》的社会伦理

　　行善是传统社会积极倡导的美德，郑氏“既以孝义表门，所习所行，无非积善之事”。凡郑氏子孙，皆以积善积德、救难扶贫、博施济众为荣，无论对族人，或是乡邻，“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对同族宗人，“实共一气所生，彼病则吾病，彼辱则吾辱，理势然也。”对贫困乡邻，则和睦以待人，对鳏寡孤独、缺食疾病者则要急人所急，施以各种援助，如设立义冢、免费施药、免息施谷、供应汤水等，凡此种种规定，充分体现了郑氏家族乐善好施的家风。
　　郑氏族人世代谨守家规，践行善事，争做善人。郑钦掌家政期间，“遇疏族，则有续食之粟、御冻之衣;恤乡里，又有推仁之财、免利之谷;劝学有义方之塾，葬埋立阡之冢，贫无居者有义宅，死无嗣者有义祠”（《金华贤达传·孝友》），其厚德之名冠于乡里。郑渊为人仁厚，“饥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药之，称贷未尝辞”，见人有善也，“扬之唯恐弗亟”，见人有过也，则“阴告之而不闻于外”。故其去世之时，举县哀悼，感叹“仁人不可得矣”（《逊志斋集·郑处士墓石表辞》）。

严格家法：

《郑氏规范》中的伦理实践

　　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族权往往带有基层政权的某些治理功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正所谓“家严三尺法”。郑氏家族在郑文融主理家政期间，谨遵祖训，以法齐家，“严而有恩，虽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小有过，颁白者犹鞭之”（宋濂：《浦阳人物记·孝义篇》）。而《郑氏规范》则是惩处不良子孙、达到齐家睦族的重要规章，其治家功能与伦理导向同等重要。
　　郑氏家族组织机构比较完善，家长总治一家大小之务，因此必须“以至公无私为本，不得徇偏”，而且要以身作则，“以诚待下，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如果家长有过失，则举家可以加以规劝。家长之下，设典事二人，负责协助家长处理家族事务，典事“必选刚正公明、才堪治家、为众人之表率者为之”。为保证家族秩序良好，又选“端严公明、可以服众者”担任监视。监视要有犯颜直谏的勇气，有善必言之，有不善亦必言之，对族人则教以人伦大义，不从则施加责罚，以保证家族各项事务的顺利运行。
　　郑氏家族还设有《劝惩簿》，由监视掌管，按月记录族人功过，又造二牌，一刻“勸”字，一刻“惩”字，何人有功，何人有过，既上《劝惩簿》，更上“劝惩牌”中，以示赏罚。举凡有私置田业、私自蓄财、荒废学业、赌博无赖、以恶凌善等违反礼法的行为，情节轻者，家长或“议罚”，或“责之”，又或“诲之”“反复谕戒之”;情节重者，则将受到“责挞”“重箠”“告官”甚至“削名”的惩处，既有身体上的处罚，也有道德上的谴责，让屡教不改者受到身体与心灵上的责罚。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家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家族伦理的具体实施。

　　《郑氏规范》有两项惩戒条目专门针对入仕为官者而设置，其一是：“既仕，须奉公勤政，毋踏贪黩，以忝家法。任满交代，不可过于留恋;亦不宜恃贵自尊，以骄宗族。仍用一遵家范，违者以不孝论。”其二是：“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这意味着家族不再承认他们的族人身份，是最严厉的家法处罚。据《郑氏历朝仕宦题名》中记载：自元至清，郑氏家族中出仕为官的达169人，除郑洪曾受诬遭辟，其余无一人因贪墨而被罢官者，从中可见郑氏家族教育的成功之处。

《郑氏规范》的历史影响

　　《郑氏规范》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家族法典之一，被收入《四库全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郑氏规范》成为民间教化的重要材料。浦江郑氏家族能够兴起并繁盛数百年，有诸多因素。从其本身的因素看，《郑氏规范》既是对族人的劝导训诫，是一部严谨的治家规范，又起着类似法规的作用，堪称治家处世的教本。从统治者推广的角度来看，郑氏家族在元代就因九世同居受到旌表，到明初更是被树为家族楷模。洪武初年，明太祖亲自召见郑濂，并询问治家长久之道，对《郑氏规范》更是赞赏有加：“人家有法守之，尚能长久，况国乎！”后又礼聘郑济入宫为皇太孙讲授“家庭孝义雍睦之道”（《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考述》）。明太祖之所以重视郑氏家族及《郑氏规范》，固然有宋濂、方孝儒等人推荐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应该是看到其“孝义”伦理对维护王朝基层社会的价值。解缙曾上奏：“古者善恶，乡邻必记……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劝，旌之复之，为民表率”（《明史·解缙传》）。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树立这一典型，引领整个社会的教化，进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其次，《郑氏规范》对明清家训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一般来说，家训大多体现为对家族成员正面的规劝与倡导，具有教导性;而家规类似家族法律，更多地体现为负面的惩戒，具有强制性，《郑氏规范》兼有劝导与惩戒的双重功能。此外，《郑氏规范》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家训，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明人许相卿看到《郑氏规范》后感叹：“浦江郑氏家范，尤若广而密，要而不遗，虑远而防豫，吾则所未逮也”（《许黄门先生文集说·家则序》）。明清时期大多数家规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郑氏规范》的影响。
　　总体来看，《郑氏规范》虽然也存在不少专制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倡导的积德行善、勤俭持家、廉洁奉公等伦理观念及其社会实践，对于树立文明家风、维护社会和谐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