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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突然接到中华儿女报刊社余玮的电话,说杂志创刊30年了,要我写写与《中华儿女》有关的往事。余玮的话不听则罢,一听我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多年来的旧友、往事一个个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逐帧再现于眼前。一脑子的事一肚子的话缠绕交织,一是不知该从何说起。
最早“认识”《中华儿女》,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单位的图书馆里。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百分之百的独家文章”印在封面之上,恢弘大气的风格,让我这个刚刚从电大新闻专业毕业的半老青年仰慕不已。共青团中央主管、全国青联主办,又显得如此“高大上”,我真觉得她是那么高不可攀。那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走进心目中的这座殿堂。
1994年12月8日,祖国大西北油城克拉玛依友谊馆一场大火,把300多名天真烂漫的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生生吞噬了。惨绝人寰,天地恸哭。事故发生后,我以基层文化工作调研的事由到了那里。在克拉玛依的日子里,我的内心痛不堪言,双眼流出的似乎不是泪,而是血。为了不使悲剧重演,悼念我们的石油孩子,讴歌在生死抉择面前英勇无畏的人民教师,报道党和政府以及中国石油主要领导对此次灾难的慰问善后工作,回京后我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克拉玛依:跨世纪之痛》。
记得当时社会各大媒体对此次重大事故噤若寒蝉,只报道了几行同文的短消息,国人亟需知悉内情却概莫能知。我拿着一沓子稿纸,问哪家都唯恐烫土豆落到自家手上。许多人还有领导劝我,说披露事故详情是“负面影响”。急来抱佛脚,也许是缘分,我抱着北京市电信局的电话簿拨通了《中华儿女》雜志领导的座机电话。对方的声音既亲切又好听,简单问了下就说你送稿来吧。真没想到,如此高层次、高格调的国家级大刊,大门就这么走近了。当时我激动得手足无措,揣起稿子蹬上自行车就从六铺炕往前门东大街狂奔。那时杂志社还在团中央机关后面的一座小楼里,到门口了,心里仍忐忑不安。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杨筱怀社长。不久,稿子发在醒目位置,题目为《面对大火的克拉玛依人》。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杨筱怀对我说还中宣部也看到了。从这里,我看到了《中华儿女》无私无畏的忧患意识、有责任有担当的家国情怀。4年后中华文学基金会“铁人文学奖”征集评奖作品,我想拿篇保险的,文联同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肖复华力主报上这篇。评选会评委分成两派,结果与此奖失之交臂。尽管这样,但我依然无悔。我相信,当年是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中华儿女》的奋力呐喊,让我们的社会切实汲取了这惨痛的教训,从而有助于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
《中华儿女》尊重作者。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不管是社长、总编辑乃至各级各部门的同志,无不把作者首先作为朋友。那些年,即使是王维玲、杨筱怀这样的司局级领导,进了他们的办公室都是起身相迎,沏茶倒水。一声亲切的话语,让人冬暖夏凉,亲情油然。应该说是上行下效树正影直,其他同志就更不必单说了。按说,编辑掌握着作品的斧正甚至“生杀大权”,这里不是。编辑们既严谨又谦虚,与作者共同商量探讨,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有时还说,咱这里稿费不高,您别嫌少。其实,就我本人的心里话,能在《中华儿女》这个大窗口上显山露水,是作者荣幸与光荣,没有稿费我也乐意干。在《中华儿女》上,我发了《独臂将军余秋里在石油战线》、《渤海二号事件之后的康世恩》等诸多文章。在我们这些作者眼里,看重看好的只有《中华儿女》之正、《中华儿女》之情。
《中华儿女》爱护作者。一个杂志要想办得出人头地,除了杂志同志本身,就要依靠作者了。多年来,《中华儿女》不仅仅是依靠作者,更多的是关心、引导、培养作者。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部同志,经常打电话询问最近有无作品、什么内容,或提供采访线索,或提供帮助。这在其他刊物,可能是罕见的。那些年,我曾几次参加《中华儿女》笔会和多项活动。上黄山、下廊坊、赴重庆,每一次笔会,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明确了任务,开阔了眼界,增进了情谊。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许多为《中华儿女》撰稿的作家、专家朋友,如肖思科、褚银、梁秉坤、黄宏、邵维正、王凡……,结识了老一辈革命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张玉凤、黄佐良、李文普等,还有开国元勋的后人及亲属,如周秉德、周秉建、伍绍祖、陶斯亮、陈伟华、刘刚等等,谅我不能一一具名了。同样难忘的还有2002年在大观园酒店参加的座谈会,我见到了自小仰慕的大作家管桦老师,小学时代就学他的课文《小英雄雨来》,唱他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次《中华儿女》的座谈会,连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都来了,可见《中华儿女》的威望与影响力。
2008年11月9日,《中华儿女》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晚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让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在石油战线》一文被授予“《中华儿女》20年代表作品奖”。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把奖状奖杯颁到我手中那一刻,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激。
多年来,我得到过《中华儿女》杂志多位领导和老师的帮助,受益匪浅。在我心底里,镌刻着他们的名字:王维玲、杨筱怀、何青龙、李静、陈宝洪、刘之昆、曾平、包文辉、张晓莉、弋阳,还有后来的石国雄、李而亮、陈安钰、余玮等等。我感谢《中华儿女》的领导和编辑部所有老师。是你们,此地无声胜有声,多年坚守,默默地甘为她人做嫁衣。可以说,作者前台发的亮,有你们后台闪的光。
在这里,想说说我最尊重的师长王维玲老先生。他当年不仅是《中华儿女》杂志主编,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这位享有很高威望的老作家、编辑家,面容和善,虚怀若谷,看上去只是个有文化的普通老汉。是王老,引领我加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并连届担任学会理事。从王老身上,我汲取到许多历史的、社会的、文学的素养。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在他的镜片后面,总是透着一双慈祥父爱般的目光。每次笔会出去采风,我总爱跟着他。王老走一路讲一路,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底蕴的那样的丰厚,有很多东西,即使在名牌大学里也是学不到的。他讲柳青和《创业史》、梁斌和《红旗谱》、姚雪垠和《李自成》,以及刘白羽、管桦、路遥、周克芹等作家的作品,还讲与这些人的真情交往、深厚友谊。印象尤深的是在重庆曾家岩周公馆,此处是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办公地点。站在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下,王老激动地讲述起1958年跟随老领导、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到成都出差,经作家沙汀推荐题材线索,由重庆罗广斌、杨益言创作小说《红岩》的往事,以及从选题到1961年出版,那个期间在北京、重庆与作者的交往过程。说到这部红色经典,我上初中前就读过。没想到帮助修改创作提纲和出版的伯乐之一,就在我的眼前。我想,作为一位资深编辑家,王老几十年默默提携扶植多少作者,恐怕难以数清!
2006年,我和通过《中华儿女》笔会认识的北京日报社副刊部主任、作家李培禹,去恩济庄王老家中看望。王老特别高兴,赠新著《岁月传真》,中午还做东去了烤鸭店。回家看这本书,觉得他还像在岗当编辑一样,光讴歌那些作家朋友,一点也不表白自己。让我感到有缘的是,书中王老娓娓而谈了与老作家韶华的难忘往事。算来韶华今年该93岁了,他也是我的忘年交。韶华本姓周,应称“周老”为好。周老14岁参加八路军,解放后曾任辽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上世纪70年代,曾在石油部东北输油局任职党委副书记长达10年。为当年代号“八三管道”建设,也就是大庆至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创作了长篇小说《沧海横流》和长篇组诗《巨龙之歌》。诗中唱道:在祖国东北的大地上,俯卧着一条钢铁巨龙。两千多里的莽莽身躯,横穿东北三省。龙头仰望大庆油田,龙尾伸展到燕山脚下,跨过万里长城。这是我国第一条输油管道,工业的血液在她的胸中奔腾。对周老小说等作品的创作和出版,王老付出了很多心血。石油作品《滄海横流》由王老签字出版后,周老给王老写信并赋诗一首:章章沉浸千滴汗,页页织进一片心。虽是忐忑捧新卷,犹谢埋名助产人。周老因对石油文化的贡献,获得了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可王老对自己的付出,却不以为然。正如他在《岁月传真》后记中写道:我与我的文友们大多是从文稿的合作开始相识的。他们的书稿经过我的手,一本又一本出版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加深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如孟子所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种真挚亲近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晚年甚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暖心的话语,什么时候读来都会让人感佩不已。在此,我感谢《中华儿女》的结缘。
身在石油战线,我也写油气管道建设。2004年,历经两年从新疆到上海采访国家西气东输工程,我创作了46万字的报告文学《八千里气龙越神州》。今昔非比,周老当年笔下的两千里已发展为今日的八千里。此书获得了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把我因克拉玛依大火文章失之交臂的首届铁人文学奖弥补回来了。比起王老,我还有名利私心,可见境界之高下。不管怎样,我都要以一名石油人的名义,向我所尊敬的王维玲老师致敬!
《中华儿女》创刊30年,还没有把我们这些当年的老作者遗忘,让我感慨万端。我最不想提起但也无法回避的是杂志社主要创刊人之一杨筱怀。15年来,一想起他,我的心里就难过。他的音容,他的笑貌,让人刻骨铭心。余玮向我约稿时,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形象就是杨筱怀。余玮还没说完,泪水已在我的眼眶里溢满。当天晚上,我失眠了……
杨筱怀身居领导位置,又总是那么平易近人。每次到他的办公室,边喝茶边聊,觉得就跟好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回想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他问我到克拉玛依所见所闻,我把各处都不敢接受稿子的情况也告诉了他。他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听着。后来他曾说:你写得好。把文章发出去,是为了今后使更多的孩子免于灾难!筱怀社长的一番话,证明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赤诚爱国心的人。要知道,作为一个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团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司局级干部,敢为天下先,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那时《中华儿女》有邮局发售,街边报亭也有。我天天盼着稿纸变为铅字的那一天,好几回到邮局去看,路过报亭也要多看几眼。终于见到时,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
再后来,每逢去杂志社我都先去筱怀社长那里。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问写了什么,还想写什么。他还对石油上很感兴趣,问这问那。即使我在单位,也接到过他的电话,也是写稿的事。
2003年8月里的一天晚上,现在已经忘记是谁来电话告诉我筱怀不幸去世的噩耗,只记得闻之顿觉脑袋嗡嗡地响,泪水流下。那一夜,好难受。
那一年,筱怀才48岁啊。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工作狂”,但有人知道。他的侄子在一篇悼念筱怀大伯的文章中说:由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所以在一些家庭聚会上根本见不到他的身影。和他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心中所想的和实际忙着的都是杂志。10多年来,他从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杂志,到把《中华儿女》推向全国,成为国家领导人必读的刊物。在一步步探索中,他逐步确立了《中华儿女》自己的风格,为无数的英雄人物树了碑、立了传……
筱怀就是这样的人。他曾在一篇读书体会中写道:事国以忠,事祖以恭。事众以仁,事道以诚。事长以孝,事尊以敬。事友以义,事业以躬。事学以博,事艺以精。他以辉煌的生命,追求着自己的信仰。我们永远怀念他!
三十年风雨耕耘,三十年春种秋收。《中华儿女》长大了,我们也老了。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届届的领导、一茬茬的编辑记者,在继承发扬着《中华儿女》的光荣传统,不断开拓前进。喜逢而立之年的《中华儿女》,更加意气风发,扬帆远航!
贺《中华儿女》创刊三十周年(外一首)
◎魏艳鸣
惠风缕缕发新芽,绽出晴川一树花。
三十春秋几多韵,万千星斗漫天霞。
骋怀玉宇凌云上,踏浪轻舟傲海涯。
儿女今朝同逐梦,欣将笔墨壮中华!
忆江南 贺《中华儿女》创刊三十周年
中华好,
无处不春光。
一卷风云驰俊彦,
九州天地任腾骧。
家国大文章!
最早“认识”《中华儿女》,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单位的图书馆里。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百分之百的独家文章”印在封面之上,恢弘大气的风格,让我这个刚刚从电大新闻专业毕业的半老青年仰慕不已。共青团中央主管、全国青联主办,又显得如此“高大上”,我真觉得她是那么高不可攀。那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走进心目中的这座殿堂。
1994年12月8日,祖国大西北油城克拉玛依友谊馆一场大火,把300多名天真烂漫的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生生吞噬了。惨绝人寰,天地恸哭。事故发生后,我以基层文化工作调研的事由到了那里。在克拉玛依的日子里,我的内心痛不堪言,双眼流出的似乎不是泪,而是血。为了不使悲剧重演,悼念我们的石油孩子,讴歌在生死抉择面前英勇无畏的人民教师,报道党和政府以及中国石油主要领导对此次灾难的慰问善后工作,回京后我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克拉玛依:跨世纪之痛》。
记得当时社会各大媒体对此次重大事故噤若寒蝉,只报道了几行同文的短消息,国人亟需知悉内情却概莫能知。我拿着一沓子稿纸,问哪家都唯恐烫土豆落到自家手上。许多人还有领导劝我,说披露事故详情是“负面影响”。急来抱佛脚,也许是缘分,我抱着北京市电信局的电话簿拨通了《中华儿女》雜志领导的座机电话。对方的声音既亲切又好听,简单问了下就说你送稿来吧。真没想到,如此高层次、高格调的国家级大刊,大门就这么走近了。当时我激动得手足无措,揣起稿子蹬上自行车就从六铺炕往前门东大街狂奔。那时杂志社还在团中央机关后面的一座小楼里,到门口了,心里仍忐忑不安。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杨筱怀社长。不久,稿子发在醒目位置,题目为《面对大火的克拉玛依人》。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杨筱怀对我说还中宣部也看到了。从这里,我看到了《中华儿女》无私无畏的忧患意识、有责任有担当的家国情怀。4年后中华文学基金会“铁人文学奖”征集评奖作品,我想拿篇保险的,文联同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肖复华力主报上这篇。评选会评委分成两派,结果与此奖失之交臂。尽管这样,但我依然无悔。我相信,当年是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中华儿女》的奋力呐喊,让我们的社会切实汲取了这惨痛的教训,从而有助于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
《中华儿女》尊重作者。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不管是社长、总编辑乃至各级各部门的同志,无不把作者首先作为朋友。那些年,即使是王维玲、杨筱怀这样的司局级领导,进了他们的办公室都是起身相迎,沏茶倒水。一声亲切的话语,让人冬暖夏凉,亲情油然。应该说是上行下效树正影直,其他同志就更不必单说了。按说,编辑掌握着作品的斧正甚至“生杀大权”,这里不是。编辑们既严谨又谦虚,与作者共同商量探讨,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有时还说,咱这里稿费不高,您别嫌少。其实,就我本人的心里话,能在《中华儿女》这个大窗口上显山露水,是作者荣幸与光荣,没有稿费我也乐意干。在《中华儿女》上,我发了《独臂将军余秋里在石油战线》、《渤海二号事件之后的康世恩》等诸多文章。在我们这些作者眼里,看重看好的只有《中华儿女》之正、《中华儿女》之情。
《中华儿女》爱护作者。一个杂志要想办得出人头地,除了杂志同志本身,就要依靠作者了。多年来,《中华儿女》不仅仅是依靠作者,更多的是关心、引导、培养作者。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部同志,经常打电话询问最近有无作品、什么内容,或提供采访线索,或提供帮助。这在其他刊物,可能是罕见的。那些年,我曾几次参加《中华儿女》笔会和多项活动。上黄山、下廊坊、赴重庆,每一次笔会,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明确了任务,开阔了眼界,增进了情谊。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许多为《中华儿女》撰稿的作家、专家朋友,如肖思科、褚银、梁秉坤、黄宏、邵维正、王凡……,结识了老一辈革命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张玉凤、黄佐良、李文普等,还有开国元勋的后人及亲属,如周秉德、周秉建、伍绍祖、陶斯亮、陈伟华、刘刚等等,谅我不能一一具名了。同样难忘的还有2002年在大观园酒店参加的座谈会,我见到了自小仰慕的大作家管桦老师,小学时代就学他的课文《小英雄雨来》,唱他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次《中华儿女》的座谈会,连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都来了,可见《中华儿女》的威望与影响力。
2008年11月9日,《中华儿女》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晚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让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在石油战线》一文被授予“《中华儿女》20年代表作品奖”。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把奖状奖杯颁到我手中那一刻,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激。
多年来,我得到过《中华儿女》杂志多位领导和老师的帮助,受益匪浅。在我心底里,镌刻着他们的名字:王维玲、杨筱怀、何青龙、李静、陈宝洪、刘之昆、曾平、包文辉、张晓莉、弋阳,还有后来的石国雄、李而亮、陈安钰、余玮等等。我感谢《中华儿女》的领导和编辑部所有老师。是你们,此地无声胜有声,多年坚守,默默地甘为她人做嫁衣。可以说,作者前台发的亮,有你们后台闪的光。
在这里,想说说我最尊重的师长王维玲老先生。他当年不仅是《中华儿女》杂志主编,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这位享有很高威望的老作家、编辑家,面容和善,虚怀若谷,看上去只是个有文化的普通老汉。是王老,引领我加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并连届担任学会理事。从王老身上,我汲取到许多历史的、社会的、文学的素养。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在他的镜片后面,总是透着一双慈祥父爱般的目光。每次笔会出去采风,我总爱跟着他。王老走一路讲一路,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底蕴的那样的丰厚,有很多东西,即使在名牌大学里也是学不到的。他讲柳青和《创业史》、梁斌和《红旗谱》、姚雪垠和《李自成》,以及刘白羽、管桦、路遥、周克芹等作家的作品,还讲与这些人的真情交往、深厚友谊。印象尤深的是在重庆曾家岩周公馆,此处是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办公地点。站在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下,王老激动地讲述起1958年跟随老领导、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到成都出差,经作家沙汀推荐题材线索,由重庆罗广斌、杨益言创作小说《红岩》的往事,以及从选题到1961年出版,那个期间在北京、重庆与作者的交往过程。说到这部红色经典,我上初中前就读过。没想到帮助修改创作提纲和出版的伯乐之一,就在我的眼前。我想,作为一位资深编辑家,王老几十年默默提携扶植多少作者,恐怕难以数清!
2006年,我和通过《中华儿女》笔会认识的北京日报社副刊部主任、作家李培禹,去恩济庄王老家中看望。王老特别高兴,赠新著《岁月传真》,中午还做东去了烤鸭店。回家看这本书,觉得他还像在岗当编辑一样,光讴歌那些作家朋友,一点也不表白自己。让我感到有缘的是,书中王老娓娓而谈了与老作家韶华的难忘往事。算来韶华今年该93岁了,他也是我的忘年交。韶华本姓周,应称“周老”为好。周老14岁参加八路军,解放后曾任辽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上世纪70年代,曾在石油部东北输油局任职党委副书记长达10年。为当年代号“八三管道”建设,也就是大庆至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创作了长篇小说《沧海横流》和长篇组诗《巨龙之歌》。诗中唱道:在祖国东北的大地上,俯卧着一条钢铁巨龙。两千多里的莽莽身躯,横穿东北三省。龙头仰望大庆油田,龙尾伸展到燕山脚下,跨过万里长城。这是我国第一条输油管道,工业的血液在她的胸中奔腾。对周老小说等作品的创作和出版,王老付出了很多心血。石油作品《滄海横流》由王老签字出版后,周老给王老写信并赋诗一首:章章沉浸千滴汗,页页织进一片心。虽是忐忑捧新卷,犹谢埋名助产人。周老因对石油文化的贡献,获得了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可王老对自己的付出,却不以为然。正如他在《岁月传真》后记中写道:我与我的文友们大多是从文稿的合作开始相识的。他们的书稿经过我的手,一本又一本出版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加深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如孟子所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种真挚亲近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晚年甚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暖心的话语,什么时候读来都会让人感佩不已。在此,我感谢《中华儿女》的结缘。
身在石油战线,我也写油气管道建设。2004年,历经两年从新疆到上海采访国家西气东输工程,我创作了46万字的报告文学《八千里气龙越神州》。今昔非比,周老当年笔下的两千里已发展为今日的八千里。此书获得了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把我因克拉玛依大火文章失之交臂的首届铁人文学奖弥补回来了。比起王老,我还有名利私心,可见境界之高下。不管怎样,我都要以一名石油人的名义,向我所尊敬的王维玲老师致敬!
《中华儿女》创刊30年,还没有把我们这些当年的老作者遗忘,让我感慨万端。我最不想提起但也无法回避的是杂志社主要创刊人之一杨筱怀。15年来,一想起他,我的心里就难过。他的音容,他的笑貌,让人刻骨铭心。余玮向我约稿时,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形象就是杨筱怀。余玮还没说完,泪水已在我的眼眶里溢满。当天晚上,我失眠了……
杨筱怀身居领导位置,又总是那么平易近人。每次到他的办公室,边喝茶边聊,觉得就跟好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回想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他问我到克拉玛依所见所闻,我把各处都不敢接受稿子的情况也告诉了他。他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听着。后来他曾说:你写得好。把文章发出去,是为了今后使更多的孩子免于灾难!筱怀社长的一番话,证明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赤诚爱国心的人。要知道,作为一个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团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司局级干部,敢为天下先,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那时《中华儿女》有邮局发售,街边报亭也有。我天天盼着稿纸变为铅字的那一天,好几回到邮局去看,路过报亭也要多看几眼。终于见到时,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
再后来,每逢去杂志社我都先去筱怀社长那里。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问写了什么,还想写什么。他还对石油上很感兴趣,问这问那。即使我在单位,也接到过他的电话,也是写稿的事。
2003年8月里的一天晚上,现在已经忘记是谁来电话告诉我筱怀不幸去世的噩耗,只记得闻之顿觉脑袋嗡嗡地响,泪水流下。那一夜,好难受。
那一年,筱怀才48岁啊。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工作狂”,但有人知道。他的侄子在一篇悼念筱怀大伯的文章中说:由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所以在一些家庭聚会上根本见不到他的身影。和他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心中所想的和实际忙着的都是杂志。10多年来,他从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杂志,到把《中华儿女》推向全国,成为国家领导人必读的刊物。在一步步探索中,他逐步确立了《中华儿女》自己的风格,为无数的英雄人物树了碑、立了传……
筱怀就是这样的人。他曾在一篇读书体会中写道:事国以忠,事祖以恭。事众以仁,事道以诚。事长以孝,事尊以敬。事友以义,事业以躬。事学以博,事艺以精。他以辉煌的生命,追求着自己的信仰。我们永远怀念他!
三十年风雨耕耘,三十年春种秋收。《中华儿女》长大了,我们也老了。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届届的领导、一茬茬的编辑记者,在继承发扬着《中华儿女》的光荣传统,不断开拓前进。喜逢而立之年的《中华儿女》,更加意气风发,扬帆远航!
贺《中华儿女》创刊三十周年(外一首)
◎魏艳鸣
惠风缕缕发新芽,绽出晴川一树花。
三十春秋几多韵,万千星斗漫天霞。
骋怀玉宇凌云上,踏浪轻舟傲海涯。
儿女今朝同逐梦,欣将笔墨壮中华!
忆江南 贺《中华儿女》创刊三十周年
中华好,
无处不春光。
一卷风云驰俊彦,
九州天地任腾骧。
家国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