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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动产登记制度作为民法物权变动制度的核心，被认为是判断不动产归属的理论基石，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和权利推定效力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婚姻法司法解释中。这是现今民法的价值观念、物文主义主导下财产恒重立法思想对婚姻法领域侵蚀的体现。但婚房作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应受婚姻家庭法律规则原则的制约。本文通过民法和婚姻法两种视阈分析婚房登记制度的效力，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民法与婚姻法在判定夫妻财产归属时的关系，提出婚房登记只有对抗第三人的外部效力，在婚姻内部夫妻双方间判断财产归属时应与婚姻法的夫妻财产制度相协调，坚持婚姻法的伦理性与人身性。
关键词：婚房；登记；婚姻法；效力；伦理性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66-03
婚房①作为传统中国人结婚成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其价值较高，其作为家庭最主要的财产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离婚财产分割有关婚房归属的纠纷也最为常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后文简称《解释三》）对婚房归属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规定，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甚至于在普通百姓间都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但同时其涉房条款也存在许多亟待厘定清晰的问题：比如婚房登记的效力与一般民法不动产登记的效力是否有所不同；如何处理在登记问题上民法与婚姻法价值取向不同而导致的法律选择问题。本文将详加分析并试图厘清婚房登记的效力在民法与婚姻法领域的区别之处。
一、物文主义主导下的婚房登记制度
“物文主义是一种民法调整对象理论和立法实践。作为一种理论，它基于以物为世界之中心的观点，强调民法的首要功能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②物文主义强调财产本位，法律调整对象的主体就是商品所有人，客体是商品所有权，行为为商品交换。这种唯财产论往往会导致有产者利益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对弱者权益的保护，同时司法解释作为下位法并不能与作为上位法的婚姻法立法思想相悖离，因而这种立法倾向在存在一定倾斜性保护的婚姻法立法中采用是值得商榷的。《解释三》属于物文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财产恒重式③立法，并完全把物权变动原则作为立法的绝对化考量因素，④背离了婚姻法的目的与要求。
由于我国的按揭贷款购房不同于英美以转移产权证明为要件的制度构建，我国的按揭一般不发生担保物所有权的实质性变更，因而银行实为担保物权人，购房人实为担保人。那么，对于一方婚前签订按揭房屋买卖合同，婚后进行房屋登记的情形，婚前支付首付款的一方并未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婚后虽登记于首付方名下，但已为婚内所得财产，婚内所得此收益原则上应为夫妻共有。《解释三》第10条却规定按揭房屋的首付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不动产登记之后获得了房屋的所有权。这种规定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的立法精神相吻合，都是物文主义立法模式。《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9条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按揭房屋在一方首付的情况下，婚前与婚后存在的只是财产形态的变化，财产由金钱变成了房产，但财产的所有权自始至终未变。司法解释完全从物的产权明晰角度考虑，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登记效力模式，规定“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即登记在首付方名下也就是对个人财产的证明，是对登记公示公信力的肯定，忽视了非首付方对于偿还银行贷款、取得完整的不动产所有权的付出。特别对于婚后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情况，更是违背婚姻法婚后所得共同制和物权法物债区分的原理。
二、婚房登记效力研究的伦理导向
从洛克到斯密，再到现代的弗里德曼、哈耶克，都认为财产权是人权的体现，保护财产权就是保护人权，维护财产权交易自由就是维护人的自由权利，都肯定了财产的伦理价值。⑤而黑格尔的财产伦理思想更为深刻，他认为“物权就是人格本身的权利”，⑥自由意志是人的本质规定，而物权是自由的最初定在。⑦当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组成一个家庭后，这种夫妇双方的统一性首先外在地表现在对财产的共同占有上。黑格尔的关于人格与财产之伦理关系理论对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的伦理依据价值，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⑧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就是前述原理的体现。“婚后所得共同制最能体现婚姻的伦理性，最能适应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并且最能满足中国百姓传统婚姻心理的需求。”⑨在夫妻人身伦理关系连为一体的同时，将其财产关系也连为一体，比较符合家庭“同居共财”的伦理性质，也有助于夫妻互相扶助和家庭的和睦、幸福。
以此作为研究夫妻财产制度的伦理依据，我们可以找到判断婚房登记的效力即婚房归属问题的伦理导向。婚房登记的效力应当与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夫妻财产制度相一致，婚房的归属要符合家庭财产划分的伦理属性与要求。在婚姻法领域，登记对内的效力是弱化的，对外的效力更多地体现在民法领域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上。在婚姻法律关系中，登记与否不是房屋所有权发生移转的生效要件，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共同购买房屋但未登记的一方仍然是房屋的所有人，此时登记的效力更多的是作为善意第三人“善意”的依据，却并不是判断房屋产权归属的依据。因为此时解决的是基于身份伦理关系之上所产生的财产关系，它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关系，带有更多的伦理属性。因而，笔者认为在此种条件下，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房产，登记的效力应参照非基于法律行为产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例如：遗产继承中，继承人对遗产的取得不以登记为要件，但无登记，不得擅自处分，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同样，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婚房，登记与否也只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而非判断婚房归属的依据。
而《解释三》第7条的规定，既没有严格按照物权法关于不动产取得的原理，更偏离了婚姻法的伦理属性，有违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第7条第1款的情形恰属于“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且不符合《婚姻法》第18条“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因而婚后一方父母购买登记于其子女名下的不动产若无明确规定只归出资人子女所有，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所有，登记只是另一方擅自处分不动产时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第2款的规定只在婚前双方父母出资的情况下才合理，在婚后双方父母都出资的情况下，所购买的房屋仍应该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对待，应为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除非有特别约定。如此解释才可同《婚姻法》的规定及婚姻的目的、伦理性质相一致，同时从物权法视角看登记的效力标准也得以统一。 三、婚房登记效力研究的人文主义向面
人文主义由英语humanism翻译而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是一种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尊重人的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或观念。⑩物文主义与人文主义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人文主义是在物文主义基础上人性的升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全球范围内婚姻家庭受到了多方位思潮的冲击，婚姻信仰危机尤为严重。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离婚率急剧上升，婚姻金钱化严重，个人主义盛行，这些都严重威胁婚姻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婚姻法的立法更应该张扬人文主义精神。婚姻法调整家庭关系，而社会在整体而言更可以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宏观的整体效益高于个体权利，相关部门应该摒弃易导致冲突的过分强调个人财产权益的立法倾向。但令人遗憾的是，《解释三》虽然相对于其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增加了更多的当事人协议优先的条款，但在进行法律解释选择时，仍然仅仅把人权原则置于相对考量的地位。而人权导向的立法往往更尊重人性与自由，并往往带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法律不便规制的领域更倾向赋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而非“一刀切”地加以规制，更多以原则的形式加以调整。
反观《解释三》第10条的规定，考虑到非首付方对偿还贷款的贡献，要求产权方对这种贡献做一种对价支付；但于该对价支付所应该达到的程度，仅仅说明这是一种“补偿”，按照现在房产市场的繁荣发展态势，仅仅合理补偿明显无法涵盖之后房产的升值预期，也就无法真正保障非首付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未明确将如双方收入情况对比以及家事劳动为家庭所做的付出等作为考量因素。因而强世功教授认为，房产分割中形成的市场经济逻辑在《解释三》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第10条就是例证。在当前中国房地产经济迅猛发展、市值增加潜力无限的背景下，“采取登记主义的房产分割办法，实际上让家庭中的另一方以无息贷款的形式支持房屋产权登记人获得更大的暴利，这无疑是家庭的隐性剥削。”11 该规定不仅没有考虑到婚姻法浓厚的性别色彩所致的保护弱者的倾斜立法目的，更可以说是撕下了市场公平的面纱完全站在有经济实力的强者一方。“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摧毁有机的社会组织，而把市场逻辑引入到婚姻家庭法中，最终摧毁的无疑是家庭本身。”12 因此，对于按揭买房时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需要根植于婚姻法调整对象的人身性，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摒弃以登记作为判断房屋归属的单一标准，要结合婚前婚后为家庭的付出与贡献，同时坚持婚姻法保护妇女儿童的原则，维护人的平等与尊严，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如赵晓力教授所言“2001年以来的婚姻法进化史将从人身关系法变成投资促进法”。13
四、涉婚房条款中民法与婚姻法的关系
探究婚房登记的效力以及研究离婚财产归属的一个前置性问题就是婚姻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虽然同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私法范畴，甚至有的“大民法主义”学者理所应当地认为婚姻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吴洪老师的研究已经清晰地证明了婚姻法不同于民法，二者是不同的法律部门。14
从法律调整对象来看：民法是基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民法调整对象的核心是商品关系。但婚姻法的调整对象是婚姻家庭关系。15 婚姻家庭关系的性质本质上是伦理的关系，伦理关系不具备商品的特点，婚姻法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从民法与婚姻法的价值本位来看：民法领域属于对外的关系、对立的关系。它针对的是陌生人社会，以利益为价值判断标准，所以它讲等价有偿，以权利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民法遵循的商品观念，不实行按人分配，也不实行按需分配，它所实行的只能是按资分配、按劳分配。但婚姻法领域属于对内的关系，婚姻家庭内部成员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的关系，需要牺牲于风险的精神，它并不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基于自然法则、伦理法则的要求。所以婚姻法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以义务为本位；它不是以个人为本位，而是以团体为本位。
五、婚房登记效力的重新厘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法与婚姻法有着根本的不同，若把婚姻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实则是将财产关系凌驾于人身关系之上，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最终是违背了婚姻关系的本质与特点，也不符合自然法则。二者是平等并列的关系，因而我们在研究婚姻内部财产关系时，就不能抛开婚姻家庭的背景要求，不能以民法财产制度原理进行分析，而要基于婚姻法的伦理属性和人身性来调整财产关系。而按人分配、按需分配是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的规律，如果用民法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等价有偿的对价规则调整，势必损害人的权利，危及人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也有悖于婚姻法人权法的本质。
因而，之于婚房登记的效力问题，也要遵循婚姻法的价值本位，以人为本，基于婚姻关系中人的生存发展需求来分割财产，而不是像《解释三》中涉房条款过于重视登记、首付的效力这种物文主义本位进行立法选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财产应该基于婚姻家庭同居共财的特性需求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而不应像《解释三》过于重视出资、登记，如婚后一方父母出资登记于自己子女名下的不动产，事实上也是为了子女夫妻双方婚姻家庭共同生活使用，应为共同财产，而《解释三》规定的只归出资方子女个人所有的现状只能证明是有权解释者将按资分配的民法价值导向引入婚姻法的结果。而《解释三》的第10条关于婚前按揭贷款买房、婚后共同还贷的婚房归属规定，更是基于单纯的民法登记效力制度，无视婚后共同还贷、共同生活对于真正取得婚房所有权的意义，必定会导致对婚姻家庭稳定关系的进一步破坏性的立法司法导向。因而，婚房登记的效力仅指对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的对抗效力，而婚姻家庭内部房产的分配与归属则应尊重婚姻的伦理法则、人身法则。
注 释：
①本文所讲的婚房是指婚姻法律关系中的不动产，是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不同于社会学语境中的用于结婚时居住的狭义“婚房”，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所有的不动产房产，它主要针对的是离婚财产分割时婚姻双方的不动产，是总和的概念。
②徐国栋.民法哲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③物文主义的民法观在徐国栋教授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研究的著述中有着详细的介绍。徐教授认为，物文主义的民法观把民法看做调整财产关系的法，也即财产恒重的民法思想，在立法实践中表现为把民法调整的两大关系中的财产关系置于人身关系之前。如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就是财产恒重思想的体现。
④冯源.物文主义的夫妻不动产权属条款[J].温州大学学报，2012（2）.
⑤罗能生.产权的伦理维度[M].人民出版社，2004.35.
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59.
⑦刘云生.民法与人性[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224；曹贤信.亲属法的伦理性及其限度研究[M].群众出版社，2012.151.
⑧曹贤信.亲属法的伦理性及其限度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151.
⑨余延满.亲属法原论[M].法律出版社，2007.265.
⑩冉启玉.人文主义视阈下的离婚法律制度研究[M].群众出版社，2012.1.
11 凌斌.中国式房产：信贷模式与司法原则[A].家事法研究[C].社会科学文文献出版社，2011.
12 强世功.司法能动下的中国家庭——从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谈起[J].文化纵横，2011（2）.
13 赵晓力.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J].文化纵横，2011（2）.
14 吴洪.民法与婚姻法关系的梳理[A].家事法研究[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条：“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婚房；登记；婚姻法；效力；伦理性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66-03
婚房①作为传统中国人结婚成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其价值较高，其作为家庭最主要的财产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离婚财产分割有关婚房归属的纠纷也最为常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后文简称《解释三》）对婚房归属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规定，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甚至于在普通百姓间都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但同时其涉房条款也存在许多亟待厘定清晰的问题：比如婚房登记的效力与一般民法不动产登记的效力是否有所不同；如何处理在登记问题上民法与婚姻法价值取向不同而导致的法律选择问题。本文将详加分析并试图厘清婚房登记的效力在民法与婚姻法领域的区别之处。
一、物文主义主导下的婚房登记制度
“物文主义是一种民法调整对象理论和立法实践。作为一种理论，它基于以物为世界之中心的观点，强调民法的首要功能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②物文主义强调财产本位，法律调整对象的主体就是商品所有人，客体是商品所有权，行为为商品交换。这种唯财产论往往会导致有产者利益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对弱者权益的保护，同时司法解释作为下位法并不能与作为上位法的婚姻法立法思想相悖离，因而这种立法倾向在存在一定倾斜性保护的婚姻法立法中采用是值得商榷的。《解释三》属于物文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财产恒重式③立法，并完全把物权变动原则作为立法的绝对化考量因素，④背离了婚姻法的目的与要求。
由于我国的按揭贷款购房不同于英美以转移产权证明为要件的制度构建，我国的按揭一般不发生担保物所有权的实质性变更，因而银行实为担保物权人，购房人实为担保人。那么，对于一方婚前签订按揭房屋买卖合同，婚后进行房屋登记的情形，婚前支付首付款的一方并未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婚后虽登记于首付方名下，但已为婚内所得财产，婚内所得此收益原则上应为夫妻共有。《解释三》第10条却规定按揭房屋的首付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不动产登记之后获得了房屋的所有权。这种规定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的立法精神相吻合，都是物文主义立法模式。《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9条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按揭房屋在一方首付的情况下，婚前与婚后存在的只是财产形态的变化，财产由金钱变成了房产，但财产的所有权自始至终未变。司法解释完全从物的产权明晰角度考虑，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登记效力模式，规定“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即登记在首付方名下也就是对个人财产的证明，是对登记公示公信力的肯定，忽视了非首付方对于偿还银行贷款、取得完整的不动产所有权的付出。特别对于婚后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情况，更是违背婚姻法婚后所得共同制和物权法物债区分的原理。
二、婚房登记效力研究的伦理导向
从洛克到斯密，再到现代的弗里德曼、哈耶克，都认为财产权是人权的体现，保护财产权就是保护人权，维护财产权交易自由就是维护人的自由权利，都肯定了财产的伦理价值。⑤而黑格尔的财产伦理思想更为深刻，他认为“物权就是人格本身的权利”，⑥自由意志是人的本质规定，而物权是自由的最初定在。⑦当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组成一个家庭后，这种夫妇双方的统一性首先外在地表现在对财产的共同占有上。黑格尔的关于人格与财产之伦理关系理论对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的伦理依据价值，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⑧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就是前述原理的体现。“婚后所得共同制最能体现婚姻的伦理性，最能适应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并且最能满足中国百姓传统婚姻心理的需求。”⑨在夫妻人身伦理关系连为一体的同时，将其财产关系也连为一体，比较符合家庭“同居共财”的伦理性质，也有助于夫妻互相扶助和家庭的和睦、幸福。
以此作为研究夫妻财产制度的伦理依据，我们可以找到判断婚房登记的效力即婚房归属问题的伦理导向。婚房登记的效力应当与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夫妻财产制度相一致，婚房的归属要符合家庭财产划分的伦理属性与要求。在婚姻法领域，登记对内的效力是弱化的，对外的效力更多地体现在民法领域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上。在婚姻法律关系中，登记与否不是房屋所有权发生移转的生效要件，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共同购买房屋但未登记的一方仍然是房屋的所有人，此时登记的效力更多的是作为善意第三人“善意”的依据，却并不是判断房屋产权归属的依据。因为此时解决的是基于身份伦理关系之上所产生的财产关系，它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关系，带有更多的伦理属性。因而，笔者认为在此种条件下，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房产，登记的效力应参照非基于法律行为产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例如：遗产继承中，继承人对遗产的取得不以登记为要件，但无登记，不得擅自处分，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同样，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婚房，登记与否也只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而非判断婚房归属的依据。
而《解释三》第7条的规定，既没有严格按照物权法关于不动产取得的原理，更偏离了婚姻法的伦理属性，有违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第7条第1款的情形恰属于“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且不符合《婚姻法》第18条“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因而婚后一方父母购买登记于其子女名下的不动产若无明确规定只归出资人子女所有，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所有，登记只是另一方擅自处分不动产时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第2款的规定只在婚前双方父母出资的情况下才合理，在婚后双方父母都出资的情况下，所购买的房屋仍应该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对待，应为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除非有特别约定。如此解释才可同《婚姻法》的规定及婚姻的目的、伦理性质相一致，同时从物权法视角看登记的效力标准也得以统一。 三、婚房登记效力研究的人文主义向面
人文主义由英语humanism翻译而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是一种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尊重人的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或观念。⑩物文主义与人文主义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人文主义是在物文主义基础上人性的升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全球范围内婚姻家庭受到了多方位思潮的冲击，婚姻信仰危机尤为严重。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离婚率急剧上升，婚姻金钱化严重，个人主义盛行，这些都严重威胁婚姻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婚姻法的立法更应该张扬人文主义精神。婚姻法调整家庭关系，而社会在整体而言更可以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宏观的整体效益高于个体权利，相关部门应该摒弃易导致冲突的过分强调个人财产权益的立法倾向。但令人遗憾的是，《解释三》虽然相对于其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增加了更多的当事人协议优先的条款，但在进行法律解释选择时，仍然仅仅把人权原则置于相对考量的地位。而人权导向的立法往往更尊重人性与自由，并往往带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法律不便规制的领域更倾向赋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而非“一刀切”地加以规制，更多以原则的形式加以调整。
反观《解释三》第10条的规定，考虑到非首付方对偿还贷款的贡献，要求产权方对这种贡献做一种对价支付；但于该对价支付所应该达到的程度，仅仅说明这是一种“补偿”，按照现在房产市场的繁荣发展态势，仅仅合理补偿明显无法涵盖之后房产的升值预期，也就无法真正保障非首付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未明确将如双方收入情况对比以及家事劳动为家庭所做的付出等作为考量因素。因而强世功教授认为，房产分割中形成的市场经济逻辑在《解释三》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第10条就是例证。在当前中国房地产经济迅猛发展、市值增加潜力无限的背景下，“采取登记主义的房产分割办法，实际上让家庭中的另一方以无息贷款的形式支持房屋产权登记人获得更大的暴利，这无疑是家庭的隐性剥削。”11 该规定不仅没有考虑到婚姻法浓厚的性别色彩所致的保护弱者的倾斜立法目的，更可以说是撕下了市场公平的面纱完全站在有经济实力的强者一方。“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摧毁有机的社会组织，而把市场逻辑引入到婚姻家庭法中，最终摧毁的无疑是家庭本身。”12 因此，对于按揭买房时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需要根植于婚姻法调整对象的人身性，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摒弃以登记作为判断房屋归属的单一标准，要结合婚前婚后为家庭的付出与贡献，同时坚持婚姻法保护妇女儿童的原则，维护人的平等与尊严，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如赵晓力教授所言“2001年以来的婚姻法进化史将从人身关系法变成投资促进法”。13
四、涉婚房条款中民法与婚姻法的关系
探究婚房登记的效力以及研究离婚财产归属的一个前置性问题就是婚姻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虽然同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私法范畴，甚至有的“大民法主义”学者理所应当地认为婚姻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吴洪老师的研究已经清晰地证明了婚姻法不同于民法，二者是不同的法律部门。14
从法律调整对象来看：民法是基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民法调整对象的核心是商品关系。但婚姻法的调整对象是婚姻家庭关系。15 婚姻家庭关系的性质本质上是伦理的关系，伦理关系不具备商品的特点，婚姻法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从民法与婚姻法的价值本位来看：民法领域属于对外的关系、对立的关系。它针对的是陌生人社会，以利益为价值判断标准，所以它讲等价有偿，以权利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民法遵循的商品观念，不实行按人分配，也不实行按需分配，它所实行的只能是按资分配、按劳分配。但婚姻法领域属于对内的关系，婚姻家庭内部成员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的关系，需要牺牲于风险的精神，它并不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基于自然法则、伦理法则的要求。所以婚姻法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以义务为本位；它不是以个人为本位，而是以团体为本位。
五、婚房登记效力的重新厘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法与婚姻法有着根本的不同，若把婚姻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实则是将财产关系凌驾于人身关系之上，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最终是违背了婚姻关系的本质与特点，也不符合自然法则。二者是平等并列的关系，因而我们在研究婚姻内部财产关系时，就不能抛开婚姻家庭的背景要求，不能以民法财产制度原理进行分析，而要基于婚姻法的伦理属性和人身性来调整财产关系。而按人分配、按需分配是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的规律，如果用民法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等价有偿的对价规则调整，势必损害人的权利，危及人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也有悖于婚姻法人权法的本质。
因而，之于婚房登记的效力问题，也要遵循婚姻法的价值本位，以人为本，基于婚姻关系中人的生存发展需求来分割财产，而不是像《解释三》中涉房条款过于重视登记、首付的效力这种物文主义本位进行立法选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财产应该基于婚姻家庭同居共财的特性需求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而不应像《解释三》过于重视出资、登记，如婚后一方父母出资登记于自己子女名下的不动产，事实上也是为了子女夫妻双方婚姻家庭共同生活使用，应为共同财产，而《解释三》规定的只归出资方子女个人所有的现状只能证明是有权解释者将按资分配的民法价值导向引入婚姻法的结果。而《解释三》的第10条关于婚前按揭贷款买房、婚后共同还贷的婚房归属规定，更是基于单纯的民法登记效力制度，无视婚后共同还贷、共同生活对于真正取得婚房所有权的意义，必定会导致对婚姻家庭稳定关系的进一步破坏性的立法司法导向。因而，婚房登记的效力仅指对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的对抗效力，而婚姻家庭内部房产的分配与归属则应尊重婚姻的伦理法则、人身法则。
注 释：
①本文所讲的婚房是指婚姻法律关系中的不动产，是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不同于社会学语境中的用于结婚时居住的狭义“婚房”，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所有的不动产房产，它主要针对的是离婚财产分割时婚姻双方的不动产，是总和的概念。
②徐国栋.民法哲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③物文主义的民法观在徐国栋教授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研究的著述中有着详细的介绍。徐教授认为，物文主义的民法观把民法看做调整财产关系的法，也即财产恒重的民法思想，在立法实践中表现为把民法调整的两大关系中的财产关系置于人身关系之前。如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就是财产恒重思想的体现。
④冯源.物文主义的夫妻不动产权属条款[J].温州大学学报，2012（2）.
⑤罗能生.产权的伦理维度[M].人民出版社，2004.35.
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59.
⑦刘云生.民法与人性[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224；曹贤信.亲属法的伦理性及其限度研究[M].群众出版社，2012.151.
⑧曹贤信.亲属法的伦理性及其限度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151.
⑨余延满.亲属法原论[M].法律出版社，2007.265.
⑩冉启玉.人文主义视阈下的离婚法律制度研究[M].群众出版社，2012.1.
11 凌斌.中国式房产：信贷模式与司法原则[A].家事法研究[C].社会科学文文献出版社，2011.
12 强世功.司法能动下的中国家庭——从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谈起[J].文化纵横，2011（2）.
13 赵晓力.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J].文化纵横，2011（2）.
14 吴洪.民法与婚姻法关系的梳理[A].家事法研究[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条：“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