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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对香港工作的决策与城市工作的开展
1945年日本投降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广东区党委于9月16日作出了坚持长期斗争的工作部署，决定：一方面，坚持斗争，保存武装力量，保存党的干部；另一方面，作长期打算，准备将来开展民主合法斗争。
为了迅速开展广州、香港等城市工作，广东区党委决定派干部返回各大中城市，开展城市工作。城市工作分为半公开和秘密两个工作系统，以香港为中心开展活动，并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等政策、主张。广东区党委领导的分工是：梁广、黄康、连贯、饶彰风负责秘密组织系统和半公开系统的城市工作；尹林平、曾生在东江；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黄松坚在粤北；梁嘉在西江；罗范群、刘田夫在中区；周楠、温焯华在南路；魏金水、朱曼平、林美南、李碧山分别在闽粤边、闽粤赣边、潮汕等地领导革命斗争。不久，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的领导机关，转移到惠阳大鹏半岛，后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946年初迁移到香港。
广东区党委于1945年9月下旬，派东江纵队联络处长袁庚前往香港，与驻港英军代表谈判，利用对方主动要求港九大队协助维持香港治安的机会，提出在港设办事处，争取在港开展合法活动，出版报刊，并“利用港九英国法律进行华南民主活动”。中共中央又致电广东区党委，指示“立即派出干部前往香港、广州占领宣传阵地”。广东区党委遂派宣传部长饶彰风、东纵前进报社社长杨奇等赶赴香港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广东区党委为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决定将城市工作部改为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委”），由梁广、连贯、饶彰风负责。广东区党委决定：“凡能回城市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在广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香港、广州等地的城市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1945年10月，中共在香港成立中共港九工作委员会，书记冯燊，成员有黄施民、潘柱、李沛群等。11月13日，广东区党委机关报《正报》在香港创办，杨奇任社长。接着，饶彰风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的廖沫沙等，经过三个月的准备，于1946年1月4日复办了《华商报》。《华商报》原是在廖承志领导下于1941年4月在香港创办的，同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而停刊。复刊的《华商报》由邓文钊任总经理，饶彰风任副总经理（代表党主持工作），刘思慕任总编辑，廖沫沙任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团结、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成为中共领导的在华南以至海外有着重大影响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报纸。
1946年1月，新民主出版社在香港注册成立，总经理先后由饶彰风、萨空了担任，大量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社科读物。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中共中央同意让出广东等八个省的根据地，并将应整编的部队北撤，正是体现了这一方针。为此，中央决定派南方工委书记方方，回广东负责党的工作。方方南行之前，刘少奇在延安接见方方、苏惠，说明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主要精神，指出南方党组织应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准备坚持十年八年，甚至十五年。对于不能北撤的干部，刘少奇明确指示：就撤到殖民地，到香港、南洋、海外去进行活动。中央还同意，“必要时要丢掉枪支保存干部”。
与上述方针相适应，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党组织想方设法在香港站稳脚跟，积极开展港粤地区的工作和海外工作。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南京局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共港粤工委。南京局规定港粤工委的任务是负责港粤地区文化、宣传、经济、侨运、统战及外事等工作。工委由尹林平、连贯、饶彰风、廖沫沙及左洪涛组成，尹林平以广东区党委书记身份兼工委书记。港粤工委和广东区党委均直属中共中央南京局领导，港粤工委的组织不公开，对外只以已公开身份活动，实行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既区分又结合的原则。港粤工委成立后，左洪涛负责统战工作，饶彰风负责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廖沫沙、章泯、司马文森等负责报纸、杂志、戏剧、电影等方面工作，连贯负责华侨工作，苏惠负责妇女工作。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成立及对华南武装斗争的统一部署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7月，中共中央派方方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华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方方到达之前，他的夫人苏惠于1946年5月先期到达香港，在尹林平、梁广等人的帮助下，在香港尖沙咀弥敦道的一所楼房内，建立起家庭掩护式的领导机关。尹林平和他的夫人余慧也在铜锣湾建立党的机关。尹林平还派杜襟南等在香港设立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电信联系。7月初，方方抵达香港，对外称经北平军调部批准，到港养病，实际上是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建立中共在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1946年9月，周恩来电令港粤工委负责人到上海接受任务。9月底，港粤工委派连贯到达上海。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被“胜利”冲昏头脑，竟于11月15日召开“国民大会”，关上了国共两党和谈的大门。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飞返延安。从此，“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撤离南京之前，周恩来于10月29日致电中共中央转方方、尹林平并港粤工委，提出“目前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而香港本身也要建立三线工作”。在此前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京局布置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龚澎、夏衍、林默涵、邵荃麟、方卓芬等人到达香港，会同饶彰风、廖沫沙、黄文俞、杨奇、李超等加强中共在香港的文化、宣传、统战等方面的工作。成立报刊工作委员会，以章汉夫为书记，出版发行的刊物有：《华商报》、《正报》、《经济导报》、《今日中国》及《群众》杂志等。由乔冠华、肖贤发组建新华社香港分社，乔冠华任社长。许涤新等开展经济工作，为党筹措经费。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刘长胜、方方、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夫、夏衍、连贯九人组成。1月31日，方方、尹林平致电中共中央并周恩来、董必武，拥护在香港建立中共中央分局，并提出分局及其下属机构人事安排的方案。由于刘长胜留上海局工作，未到香港任职，中共中央于1947年5月发出电报指示：由方方、尹林平等组成香港分局。中共中央关于在香港成立分局的指示中指出：华南党在“推动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支援解放区战争，促进全国革命新高潮时，必须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以下称香港分局）直接受中央领导，同时与上海中央局发生必要的联系，并受其指导。香港分局由方方、尹林平、章汉夫、梁广、潘汉年、夏衍、连贯七人组成，以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中央还决定，在香港分局之下设三种平行组织。一为香港工委，以章汉夫为书记，连贯为副书记。香港工委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统战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报刊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青年组、妇女组、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部。根据中央的指示，香港工委作为党的半公开机构，在香港开展工作，以掩护香港分局、城委的秘密活动。二为城市工作委员会，又称港粤城委，由梁广任书记，管辖广州、湛江、香港、澳门、桂林、柳州等华南大、中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三为各地区党委，专管各小城市及农村工作。各地在香港设立联络站，派驻联络员、政治交通员，与香港分局保持联系。至此，香港成为了华南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为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发展南方武装斗争的指示，广东区党委于1947年1月在香港湾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又称“湾仔会议”）。会议由方方、尹林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区党委成员、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湾仔会议解决了在广东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关于华南地区游击战争能否搞得起来、搞起来之后会不会再一次撤退等思想认识问题，使与会者明确了斗争方向、任务和策略，增强了信心。
湾仔会议后，广东区党委在香港还举办了五期干部训练班和学习班，组织学习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群众工作的路线、方法，各地区党委负责人参加学习，扩大到部分县特派员和军事骨干。
4月，方方、尹林平就华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作出整体部署，提出“建立边界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把华南地区划分为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琼崖五个战略单位。5月，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上述部署，认为是“适当的”。为此，成立后的香港分局调整了各地党的组织机构，建立数省交界的边区组织，并派干部陆续到各地建立健全党的领导。
香港分局还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尤应首先抽调得力干部加强粤北（曲江）与南路两支队之领导”的指示，派张华到粤北，建立中共五岭地委，由张华任地委书记；派温焯华到南路，建立中共粤桂边地委，属粤桂边工委领导，温焯华任地委书记，领导粤桂边游击战争。此后，香港分局陆续派干部到琼崖区、粤湘赣边区、闽粤赣边区、粤桂边区和粤桂湘边区，开展党的工作，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后来，根据游击战争的发展，香港分局决定增加粤中和桂滇黔边两个战略单位，并在这两个战略区分别建立党的领导机构。
5月20日，香港分局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二月一日指示的决议》，明确指出南方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一切都应为着武装斗争、群众斗争的发展与党及群众组织的巩固。”进一步在党内确立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
中共领导的达德学院在香港的成立
抗战胜利前夕，董必武赴美国参加旧金山会议时，曾邀请著名教育家、广东国民大学前校长陈其瑗回国办教育。1946年夏，周恩来在南京接见廖承志、连贯，对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转移香港的有关问题，作了指示。这时，一部分民主人士也向广东区党委提议，利用大批进步教授和教育、文化界人士云集香港的条件，在香港创办一所大学，得到方方、尹林平、连贯、饶彰风等人的赞同。广东区党委遂决定由爱国民主人士出面，创办达德学院。陈其瑗任院长（后由杨东莼任代院长），李济深、彭泽民、蔡廷锴、丘哲、陈汝棠、陈其瑗、李章达、李伯球等组成董事会，李济深任董事会主席。蔡廷锴提供泷江别墅，作为达德学院的宿舍。
10月10日，达德学院宣告成立。开学不久，方方在香港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达德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党的工作问题。广东区党委派黄焕秋任注册部主任，龙世雄负责学生指导组的工作。
中共在达德学院建立了基层组织，其中有：属广东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支部，属香港城委领导的支部，属广西省工委领导的广西支部，来自广东兴梅地区的兴梅支部，来自广东西江地区的西江支部。以上各支部有党员50多人。此外，还有来自中南其他地方和华东等地的秘密党员及单线联系的党员20多人。学院党员教师成立党小组，由张铁生任组长。1948年1月，香港分局决定成立达德学院学生总支委员会，由吴克明任书记。
1949年2月，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勒令停办。2月下旬，香港分局召开会议讨论达德学院被迫停办的善后工作。出席会议的人有：方方、连贯、潘汉年、夏衍、乔冠华、苏惠、饶彰风、黄焕秋以及达德学院代院长杨东莼等。会议决定部分教师、学生转入其他单位工作、学习，商经系大部分学生转入香港工委属下的财经委创办的建中专科学院学习银行、财经业务。
在香港，中共党组织通过与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合作办报、办学，不但安排了这些人的工作，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发挥了他们在人民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除此之外，党组织还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定期召开座谈会，由中共及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分别在连贯、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住所举行。广东区党委曾对这个时期的统战工作作过总结：“一、建立并打开了各党派的关系。各民主党派都团结在我党的周围，支持我们，并掩护我们在下层群众中开展工作。二、争取了各民主党派影响下的中间性群众，逐步地提高与坚定了他们对我党政策的认识，和对我必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三、建立了几个各党派与我们合作的据点，使我们更进一步地在实际生活与实际工作中和他们亲密共事的机会，并得到他们在实际上承认我们的大党地位。四、建立与争取了香港当局的非正式的公开关系，提高与扩大了我党的地位与影响。这就是党统战工作的主要收获。”
在中共的推动下，各民主党派以及海外华侨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早在1945年12月29日，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就在香港成立，李章达任主任委员，彭泽民、陈汝棠为副主任委员。随后，民盟南方总支部和广东支部迁驻广州，民盟广州市工作委员会也宣告成立。中山大学成立了民盟领导小组，由中共党员涂先求等主持工作。中共与民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并肩战斗，推动了广州等城市的和平民主运动。 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务后，钱之光与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周密组织，分四批，按照不同秘密路线接送在港民主党派代表人士、著名爱国进步人士，按期、安全到达大连、安东（今丹东）和天津等地，保证他们按时到达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林一元等五人化装成商人，在章汉夫、李嘉人的陪同下，乘苏联“波尔塔瓦”号北上，27日到达朝鲜罗津，然后乘火车过图们江到达图们，次日到达哈尔滨，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李富春等领导人的欢迎。
首批民主人士抵达东北后，中共中央于11月5日致电香港分局，指示潘汉年、连贯、许涤新等设法帮助在沪、杭的代表脱离本地，由香港北上。中共中央还指示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必须在11月和12月两个月内，将主要代表送到解放区。当“华中”轮安全北上后，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又为李济深北上之行，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电示方方、潘汉年、刘晓：邀请张澜、黄炎培途经香港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3月14日，在香港分局的安排、护送下，黄炎培一行北上，同行者还有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华、俞寰澄等。3月21日抵达刚刚解放的天津，25日抵达北平，受到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欢迎。
5月，在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改组香港工委，先后由乔冠华、饶彰风任书记。改组后的香港工委继续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是时，陈嘉庚、庄明理、张殊明等乘船从新加坡到达香港，转乘“振盛”号轮船北上，于6月3日到天津。
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达20多次，共350多人；加上党内干部，总共1000多人。经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分批护送的民主人士和有关人士还有：王绍鏊、方与严、力扬、千家驹、陈其瑗、夏康农、林植夫、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张伯、柳亚子、叶圣陶、张志让、沈体兰、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王芸生、萨空了等。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做到了细致、周密、严谨，受到中共中央的嘉许。
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香港工委乔冠华、龚澎、邵荃麟、林默涵等离港北上，接受新的任务；10月，饶彰风奉调回广州工作，中共中央决定中共香港工委改称为中共香港临时工委。至此，香港分局（已改为华南分局）及香港工委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所部署的组织、护送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等各项历史任务。
反“清剿”斗争、土地纠偏工作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从香港的迁出
1948年2月，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清剿”计划，香港分局在香港召开会议。方方在会上作了《刘邓大军渡黄河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分析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全国各战场的形势，总结华南恢复武装斗争一年来所取得的胜利和经验，并对各游击区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大搞武装斗争等各方面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布置。随后，香港分局向各地党委发出《粉碎蒋宋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即《二月指示》），指出：全国性的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
5月中旬，香港分局副书记兼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率广东区党委机关的部分人员由香港抵达东江地区，组建粤赣湘边区党委。在香港分局的正确指引下，各地区人民武装主动出击，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二期“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至1948年底，香港分局在华南地区已经建立了琼崖、闽粤赣、粤赣湘、粤桂边区党委，粤桂湘、滇桂黔边工委及粤中分委。
根据中共中央的多次指示，香港分局分别于1948年4月和6月，发出了暂缓进行土改和停止土改的指示，认真进行土改纠偏工作。分局就广东各地土改中出现的错误偏向，产生这种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后果，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并采取了纠正措施。香港分局明确指出：《二月指示》“容纳了过早进行的土改、分耕、停租、废债的政策，口号太高；扩大了打击面，违反中央关于新区土改工作指示的精神，这是不对的，不适合今天情况下的游击战争局面”。为纠正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香港分局在7月间召集有关地区土改工作干部开会，分析前一阶段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香港分局认为：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政策。但在南方，目前只能执行削弱封建势力的方针。基于这一认识，香港分局发出了《关于半年工作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即《八月指示》），指出“反三征与减租减息是南方革命斗争现阶段采取的具体的中心政策”。
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指示，香港分局对发展华南游击战争，作了具体的部署。11月，香港分局提出《关于加紧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的意见》，指出要认真执行《八月指示》的具体政策，认准和利用敌之空隙，用“填空格”的战术，加紧发展。随后，香港分局制定了《今后华南斗争方针》，明确提出了迎接并配合南下解放大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解放全华南和全中国的十大纲领。
1949年1月1日，香港分局向华南各地党委发出指示：在香港，主要的工作是培养城市干部及研究城市政策，准备到时能动员5000名知识分子下乡，同时培养行署行政干部。随后，香港分局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迅速扩大主力部队，组织、发展民兵；总结斗争经验，集结主力于机动地区，用以多胜少、速战速决的战术歼灭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军心；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培养干部；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连成一片，实行区与区配合向敌进攻，以完成大块根据地的建立等。2月，香港分局还举办各地党委代表学习班，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讨论、研究关于军事斗争、群众斗争、建立政权、统战工作、财政工作和党的工作等问题。
为更好地领导华南人民的武装斗争，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1949年4月8日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以方方、尹林平、梁广、冯白驹、冯燊、魏金水、林李明为委员，周楠、庄田为候补委员，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
194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从香港迁至粤东解放区。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率分局机关工作人员离开香港，经潮汕地区，于8月28日到达梅县。设在粤东根据地的华南分局继续领导华南各地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从香港迁至粤东解放区以及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人率分局机关工作人员离开香港，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香港的活动结束。
1945年日本投降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广东区党委于9月16日作出了坚持长期斗争的工作部署，决定：一方面，坚持斗争，保存武装力量，保存党的干部；另一方面，作长期打算，准备将来开展民主合法斗争。
为了迅速开展广州、香港等城市工作，广东区党委决定派干部返回各大中城市，开展城市工作。城市工作分为半公开和秘密两个工作系统，以香港为中心开展活动，并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等政策、主张。广东区党委领导的分工是：梁广、黄康、连贯、饶彰风负责秘密组织系统和半公开系统的城市工作；尹林平、曾生在东江；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黄松坚在粤北；梁嘉在西江；罗范群、刘田夫在中区；周楠、温焯华在南路；魏金水、朱曼平、林美南、李碧山分别在闽粤边、闽粤赣边、潮汕等地领导革命斗争。不久，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的领导机关，转移到惠阳大鹏半岛，后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946年初迁移到香港。
广东区党委于1945年9月下旬，派东江纵队联络处长袁庚前往香港，与驻港英军代表谈判，利用对方主动要求港九大队协助维持香港治安的机会，提出在港设办事处，争取在港开展合法活动，出版报刊，并“利用港九英国法律进行华南民主活动”。中共中央又致电广东区党委，指示“立即派出干部前往香港、广州占领宣传阵地”。广东区党委遂派宣传部长饶彰风、东纵前进报社社长杨奇等赶赴香港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广东区党委为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决定将城市工作部改为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委”），由梁广、连贯、饶彰风负责。广东区党委决定：“凡能回城市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在广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香港、广州等地的城市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1945年10月，中共在香港成立中共港九工作委员会，书记冯燊，成员有黄施民、潘柱、李沛群等。11月13日，广东区党委机关报《正报》在香港创办，杨奇任社长。接着，饶彰风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的廖沫沙等，经过三个月的准备，于1946年1月4日复办了《华商报》。《华商报》原是在廖承志领导下于1941年4月在香港创办的，同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而停刊。复刊的《华商报》由邓文钊任总经理，饶彰风任副总经理（代表党主持工作），刘思慕任总编辑，廖沫沙任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团结、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成为中共领导的在华南以至海外有着重大影响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报纸。
1946年1月，新民主出版社在香港注册成立，总经理先后由饶彰风、萨空了担任，大量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社科读物。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中共中央同意让出广东等八个省的根据地，并将应整编的部队北撤，正是体现了这一方针。为此，中央决定派南方工委书记方方，回广东负责党的工作。方方南行之前，刘少奇在延安接见方方、苏惠，说明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主要精神，指出南方党组织应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准备坚持十年八年，甚至十五年。对于不能北撤的干部，刘少奇明确指示：就撤到殖民地，到香港、南洋、海外去进行活动。中央还同意，“必要时要丢掉枪支保存干部”。
与上述方针相适应，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党组织想方设法在香港站稳脚跟，积极开展港粤地区的工作和海外工作。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南京局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共港粤工委。南京局规定港粤工委的任务是负责港粤地区文化、宣传、经济、侨运、统战及外事等工作。工委由尹林平、连贯、饶彰风、廖沫沙及左洪涛组成，尹林平以广东区党委书记身份兼工委书记。港粤工委和广东区党委均直属中共中央南京局领导，港粤工委的组织不公开，对外只以已公开身份活动，实行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既区分又结合的原则。港粤工委成立后，左洪涛负责统战工作，饶彰风负责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廖沫沙、章泯、司马文森等负责报纸、杂志、戏剧、电影等方面工作，连贯负责华侨工作，苏惠负责妇女工作。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成立及对华南武装斗争的统一部署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7月，中共中央派方方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华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方方到达之前，他的夫人苏惠于1946年5月先期到达香港，在尹林平、梁广等人的帮助下，在香港尖沙咀弥敦道的一所楼房内，建立起家庭掩护式的领导机关。尹林平和他的夫人余慧也在铜锣湾建立党的机关。尹林平还派杜襟南等在香港设立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电信联系。7月初，方方抵达香港，对外称经北平军调部批准，到港养病，实际上是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建立中共在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1946年9月，周恩来电令港粤工委负责人到上海接受任务。9月底，港粤工委派连贯到达上海。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被“胜利”冲昏头脑，竟于11月15日召开“国民大会”，关上了国共两党和谈的大门。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飞返延安。从此，“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撤离南京之前，周恩来于10月29日致电中共中央转方方、尹林平并港粤工委，提出“目前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而香港本身也要建立三线工作”。在此前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京局布置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龚澎、夏衍、林默涵、邵荃麟、方卓芬等人到达香港，会同饶彰风、廖沫沙、黄文俞、杨奇、李超等加强中共在香港的文化、宣传、统战等方面的工作。成立报刊工作委员会，以章汉夫为书记，出版发行的刊物有：《华商报》、《正报》、《经济导报》、《今日中国》及《群众》杂志等。由乔冠华、肖贤发组建新华社香港分社，乔冠华任社长。许涤新等开展经济工作，为党筹措经费。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刘长胜、方方、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夫、夏衍、连贯九人组成。1月31日，方方、尹林平致电中共中央并周恩来、董必武，拥护在香港建立中共中央分局，并提出分局及其下属机构人事安排的方案。由于刘长胜留上海局工作，未到香港任职，中共中央于1947年5月发出电报指示：由方方、尹林平等组成香港分局。中共中央关于在香港成立分局的指示中指出：华南党在“推动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支援解放区战争，促进全国革命新高潮时，必须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以下称香港分局）直接受中央领导，同时与上海中央局发生必要的联系，并受其指导。香港分局由方方、尹林平、章汉夫、梁广、潘汉年、夏衍、连贯七人组成，以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中央还决定，在香港分局之下设三种平行组织。一为香港工委，以章汉夫为书记，连贯为副书记。香港工委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统战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报刊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青年组、妇女组、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部。根据中央的指示，香港工委作为党的半公开机构，在香港开展工作，以掩护香港分局、城委的秘密活动。二为城市工作委员会，又称港粤城委，由梁广任书记，管辖广州、湛江、香港、澳门、桂林、柳州等华南大、中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三为各地区党委，专管各小城市及农村工作。各地在香港设立联络站，派驻联络员、政治交通员，与香港分局保持联系。至此，香港成为了华南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为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发展南方武装斗争的指示，广东区党委于1947年1月在香港湾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又称“湾仔会议”）。会议由方方、尹林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区党委成员、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湾仔会议解决了在广东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关于华南地区游击战争能否搞得起来、搞起来之后会不会再一次撤退等思想认识问题，使与会者明确了斗争方向、任务和策略，增强了信心。
湾仔会议后，广东区党委在香港还举办了五期干部训练班和学习班，组织学习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群众工作的路线、方法，各地区党委负责人参加学习，扩大到部分县特派员和军事骨干。
4月，方方、尹林平就华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作出整体部署，提出“建立边界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把华南地区划分为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琼崖五个战略单位。5月，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上述部署，认为是“适当的”。为此，成立后的香港分局调整了各地党的组织机构，建立数省交界的边区组织，并派干部陆续到各地建立健全党的领导。
香港分局还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尤应首先抽调得力干部加强粤北（曲江）与南路两支队之领导”的指示，派张华到粤北，建立中共五岭地委，由张华任地委书记；派温焯华到南路，建立中共粤桂边地委，属粤桂边工委领导，温焯华任地委书记，领导粤桂边游击战争。此后，香港分局陆续派干部到琼崖区、粤湘赣边区、闽粤赣边区、粤桂边区和粤桂湘边区，开展党的工作，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后来，根据游击战争的发展，香港分局决定增加粤中和桂滇黔边两个战略单位，并在这两个战略区分别建立党的领导机构。
5月20日，香港分局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二月一日指示的决议》，明确指出南方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一切都应为着武装斗争、群众斗争的发展与党及群众组织的巩固。”进一步在党内确立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
中共领导的达德学院在香港的成立
抗战胜利前夕，董必武赴美国参加旧金山会议时，曾邀请著名教育家、广东国民大学前校长陈其瑗回国办教育。1946年夏，周恩来在南京接见廖承志、连贯，对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转移香港的有关问题，作了指示。这时，一部分民主人士也向广东区党委提议，利用大批进步教授和教育、文化界人士云集香港的条件，在香港创办一所大学，得到方方、尹林平、连贯、饶彰风等人的赞同。广东区党委遂决定由爱国民主人士出面，创办达德学院。陈其瑗任院长（后由杨东莼任代院长），李济深、彭泽民、蔡廷锴、丘哲、陈汝棠、陈其瑗、李章达、李伯球等组成董事会，李济深任董事会主席。蔡廷锴提供泷江别墅，作为达德学院的宿舍。
10月10日，达德学院宣告成立。开学不久，方方在香港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达德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党的工作问题。广东区党委派黄焕秋任注册部主任，龙世雄负责学生指导组的工作。
中共在达德学院建立了基层组织，其中有：属广东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支部，属香港城委领导的支部，属广西省工委领导的广西支部，来自广东兴梅地区的兴梅支部，来自广东西江地区的西江支部。以上各支部有党员50多人。此外，还有来自中南其他地方和华东等地的秘密党员及单线联系的党员20多人。学院党员教师成立党小组，由张铁生任组长。1948年1月，香港分局决定成立达德学院学生总支委员会，由吴克明任书记。
1949年2月，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勒令停办。2月下旬，香港分局召开会议讨论达德学院被迫停办的善后工作。出席会议的人有：方方、连贯、潘汉年、夏衍、乔冠华、苏惠、饶彰风、黄焕秋以及达德学院代院长杨东莼等。会议决定部分教师、学生转入其他单位工作、学习，商经系大部分学生转入香港工委属下的财经委创办的建中专科学院学习银行、财经业务。
在香港，中共党组织通过与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合作办报、办学，不但安排了这些人的工作，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发挥了他们在人民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除此之外，党组织还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定期召开座谈会，由中共及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分别在连贯、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住所举行。广东区党委曾对这个时期的统战工作作过总结：“一、建立并打开了各党派的关系。各民主党派都团结在我党的周围，支持我们，并掩护我们在下层群众中开展工作。二、争取了各民主党派影响下的中间性群众，逐步地提高与坚定了他们对我党政策的认识，和对我必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三、建立了几个各党派与我们合作的据点，使我们更进一步地在实际生活与实际工作中和他们亲密共事的机会，并得到他们在实际上承认我们的大党地位。四、建立与争取了香港当局的非正式的公开关系，提高与扩大了我党的地位与影响。这就是党统战工作的主要收获。”
在中共的推动下，各民主党派以及海外华侨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早在1945年12月29日，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就在香港成立，李章达任主任委员，彭泽民、陈汝棠为副主任委员。随后，民盟南方总支部和广东支部迁驻广州，民盟广州市工作委员会也宣告成立。中山大学成立了民盟领导小组，由中共党员涂先求等主持工作。中共与民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并肩战斗，推动了广州等城市的和平民主运动。 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务后，钱之光与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周密组织，分四批，按照不同秘密路线接送在港民主党派代表人士、著名爱国进步人士，按期、安全到达大连、安东（今丹东）和天津等地，保证他们按时到达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林一元等五人化装成商人，在章汉夫、李嘉人的陪同下，乘苏联“波尔塔瓦”号北上，27日到达朝鲜罗津，然后乘火车过图们江到达图们，次日到达哈尔滨，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李富春等领导人的欢迎。
首批民主人士抵达东北后，中共中央于11月5日致电香港分局，指示潘汉年、连贯、许涤新等设法帮助在沪、杭的代表脱离本地，由香港北上。中共中央还指示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必须在11月和12月两个月内，将主要代表送到解放区。当“华中”轮安全北上后，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又为李济深北上之行，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电示方方、潘汉年、刘晓：邀请张澜、黄炎培途经香港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3月14日，在香港分局的安排、护送下，黄炎培一行北上，同行者还有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华、俞寰澄等。3月21日抵达刚刚解放的天津，25日抵达北平，受到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欢迎。
5月，在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改组香港工委，先后由乔冠华、饶彰风任书记。改组后的香港工委继续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是时，陈嘉庚、庄明理、张殊明等乘船从新加坡到达香港，转乘“振盛”号轮船北上，于6月3日到天津。
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达20多次，共350多人；加上党内干部，总共1000多人。经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分批护送的民主人士和有关人士还有：王绍鏊、方与严、力扬、千家驹、陈其瑗、夏康农、林植夫、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张伯、柳亚子、叶圣陶、张志让、沈体兰、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王芸生、萨空了等。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做到了细致、周密、严谨，受到中共中央的嘉许。
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香港工委乔冠华、龚澎、邵荃麟、林默涵等离港北上，接受新的任务；10月，饶彰风奉调回广州工作，中共中央决定中共香港工委改称为中共香港临时工委。至此，香港分局（已改为华南分局）及香港工委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所部署的组织、护送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等各项历史任务。
反“清剿”斗争、土地纠偏工作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从香港的迁出
1948年2月，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清剿”计划，香港分局在香港召开会议。方方在会上作了《刘邓大军渡黄河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分析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全国各战场的形势，总结华南恢复武装斗争一年来所取得的胜利和经验，并对各游击区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大搞武装斗争等各方面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布置。随后，香港分局向各地党委发出《粉碎蒋宋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即《二月指示》），指出：全国性的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
5月中旬，香港分局副书记兼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率广东区党委机关的部分人员由香港抵达东江地区，组建粤赣湘边区党委。在香港分局的正确指引下，各地区人民武装主动出击，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二期“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至1948年底，香港分局在华南地区已经建立了琼崖、闽粤赣、粤赣湘、粤桂边区党委，粤桂湘、滇桂黔边工委及粤中分委。
根据中共中央的多次指示，香港分局分别于1948年4月和6月，发出了暂缓进行土改和停止土改的指示，认真进行土改纠偏工作。分局就广东各地土改中出现的错误偏向，产生这种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后果，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并采取了纠正措施。香港分局明确指出：《二月指示》“容纳了过早进行的土改、分耕、停租、废债的政策，口号太高；扩大了打击面，违反中央关于新区土改工作指示的精神，这是不对的，不适合今天情况下的游击战争局面”。为纠正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香港分局在7月间召集有关地区土改工作干部开会，分析前一阶段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香港分局认为：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政策。但在南方，目前只能执行削弱封建势力的方针。基于这一认识，香港分局发出了《关于半年工作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即《八月指示》），指出“反三征与减租减息是南方革命斗争现阶段采取的具体的中心政策”。
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指示，香港分局对发展华南游击战争，作了具体的部署。11月，香港分局提出《关于加紧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的意见》，指出要认真执行《八月指示》的具体政策，认准和利用敌之空隙，用“填空格”的战术，加紧发展。随后，香港分局制定了《今后华南斗争方针》，明确提出了迎接并配合南下解放大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解放全华南和全中国的十大纲领。
1949年1月1日，香港分局向华南各地党委发出指示：在香港，主要的工作是培养城市干部及研究城市政策，准备到时能动员5000名知识分子下乡，同时培养行署行政干部。随后，香港分局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迅速扩大主力部队，组织、发展民兵；总结斗争经验，集结主力于机动地区，用以多胜少、速战速决的战术歼灭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军心；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培养干部；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连成一片，实行区与区配合向敌进攻，以完成大块根据地的建立等。2月，香港分局还举办各地党委代表学习班，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讨论、研究关于军事斗争、群众斗争、建立政权、统战工作、财政工作和党的工作等问题。
为更好地领导华南人民的武装斗争，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1949年4月8日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以方方、尹林平、梁广、冯白驹、冯燊、魏金水、林李明为委员，周楠、庄田为候补委员，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
194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从香港迁至粤东解放区。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率分局机关工作人员离开香港，经潮汕地区，于8月28日到达梅县。设在粤东根据地的华南分局继续领导华南各地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从香港迁至粤东解放区以及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人率分局机关工作人员离开香港，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香港的活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