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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打工不如当老板，其实打工是很多人事业成功的起点。
一打工路上几多辛酸
我叫刘金鑫，1972年出生在贵州省安龙县兴隆镇排冗村。1991年初秋，我高考落榜，心情一落千丈，曾一度消沉、彷徨。后来，在父亲的开导下才走出了阴影。1992初的一天早晨，我拎着只装有几件衣服的简单行李，踏上了开往昆明的客车，开始外出打工。
到了人地生疏的昆明，我因身上揣的钱不多，白天四处转悠找工作，饿了随便买碗米粉，或者几个包子“糊弄”肚皮，晚上找价钱便宜的旅社住宿。没什么技术特长的我，在大街小巷奔波了几天，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碰壁。面对着都市的声浪，我这才感觉到，没技术特长的人，要想在外面找到一份工作是多么困难。因生活所逼，我只好将就在昆明东郊的一家石棉瓦厂揽了一份苦活安身。
这家石棉瓦厂，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我每天从早到晚周而复始地和水泥浆、上模、铺棉纱网、上浆、抹匀瓦面……一天下来，虽说能制出60多块的石棉瓦，但由于每制一块瓦仅能挣到1角钱，所以每天累得骨头像是散了架似的也只能挣到6元。面对着又苦又脏且每月不到200元工钱的这份活，我哪能心甘情愿呢？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四处打听有没有较轻松又能挣到较多钱的活计。
那年寒冬的一天，已在石棉瓦厂苦熬了半年多时间，我遇到了专搞广告设计的初中同学周云帆，并得到他的帮助，我俩相约一道到昆明一家专做工艺美术广告制作的小店打工，四处招揽路牌、店面招牌、园林雕塑、沙盘制作等活计。我每天虽说跟在石棉瓦厂打工一样的忙碌，但没有在石棉瓦厂打工那样累，而且工资也涨到了300多元。我们俩机灵、肯干，深得老板的喜欢。
1993年初春的一天，在昆明市经营珠宝的广州刘姓商人，在这家商铺订做了一些珠宝标牌，他看到我和周云帆两人有制作广告牌等独到的手艺，而且能够吃苦耐劳，想请我们和他合伙做广告装潢。当时我俩已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娴熟的广告牌制作技术，早已萌生了“另立门户”的想法，听了刘姓商人的打算后，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刘老板出资占60%的股份，我和周云帆两人出技术占40%的股份。就这样，3人租了间房，挂上了名为“昆明凯南广告装潢公司”的牌子。我成了公司的经理，负责公司业务洽谈，周云帆负责设计效果图和技术监督施工，而刘老板则任公司法人代表，负责与客户签订合同和收费，公司招来了10多名工人便开始经营。
此时，当了公司经理的我，已不满足自己已有的高中文化，抱着“多学些知识，肯定能多赚些钱”的简单想法，毅然自费就读云南工学院经济管理专业业余班，开始了边学习边打工的生活。第二年，我同时又自费参加了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班学习。
凯南广告装潢公司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生意红红火火。但好景不长，一年后，随着昆明市的装潢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长”起来，太多的装潢公司及“游击装潢队”为了各自的生存，你争我抢争相压价，陷入了无序竞争的“价格战”，凯南广告装潢公司的日子大不如以前了，效益每况愈下。
1995年12月8日这天，早已看到凯南广告装潢公司已无力回天的刘老板，背着我和周云帆，卷着公司里仅有的38万元资金潜逃了。而此时，倒霉的我和周云帆与几名工人，仍在客户装修房屋的现场，全然不知道自己掉进了别人早已布好了的陷阱。刘老板的潜逃，不但让我俩本应分红的25万余元的“股份红利”化成了泡影，而且还背负着1万多元的公司房租费和工人的工资，真把我俩坑得够惨。但我俩还是把手上接的活按合同做完，收到了工程资金补发工人工资和公司房租后也就各奔东西了。
失去了工作的我，又一次漫无目的地在云南大街小巷转悠，回想自己在异乡遭遇到的委屈，不禁黯然泪下。而这时，生性倔强的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这时，我已从云南工学院经济管理专业业余班结业，经人推荐，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家》杂志社，揽到了做广告代理人的一份临时工作。我也不时写一些短小说、诗歌等“豆腐块”，在《大家》杂志上发表。
二创业一波三折
转眼间到了1998年初春，我和跟自己谈了4年恋爱、在昆明市一家县级电视台工作的兰州姑娘王旭可结婚。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写一篇报告文学的念头，便去采访了云南种畜场的场长，没想到这位场长却是贵州的兴义人，老乡相见，我俩促膝长谈。
采访回家的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满脑海浮现的是白天种畜场里如大象一般大小的公牛，辗转反侧，心想：如果用这个品种改良老家比狗大得不多的牛，效益肯定可观。想到这，我突然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这次采访，虽没写成报告文学，但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航向。
1998年初夏的一天，我揣着身上仅有的600元，毅然回到了兴隆镇排冗村老家。我几经周折，找到县畜牧局领导和时任兴隆镇的党委书记，说出自己想在家乡搞牛品种改良，带动乡亲发展养牛业的想法。两级领导在听了我的打算后，都非常支持。我在村里领导的帮助下借到了1万元的贷款，又向亲戚借了近5万元，再加上得到县畜牧局8万元的贴息贷款支持，我开始修建牛圈。
两个多月后，我取名为“安龙县金牛王畜禽良种场”的养殖场诞生了。
这事对我及我的父母来说，都有很大的压力，毕竟是把13万多元都“赌”在养牛上，万一“赌”输了咋办？这笔钱对于一个贫困的农户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畜禽良种场建立后，县畜牧局还专门送来了一头西门达尔良种公牛，我自己也四处张罗购来了50多头母牛。在我满以为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时，问题出现了。西门达尔良种公牛个体特别大，而本地的母牛个体小，两者差异很大，交配十分困难。即便后来县畜牧局的技术人员采用人工受精，但当时因输配技术达不到要求，母牛受胎率还不到18%，导致种场经济效益极低。
2000年春节，妻子为了支持我创业，毅然向单位提出辞职。台长找她谈了三次，并提出给予升职加薪的承诺，可铁了心的妻子还是选择了支持我的事业，并用自己的工资赔了单位1999年送她到中央广播学院进修的费用。
妻子来到我的老家呆了一个月后，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到安龙县城里的一家宾馆当收银员。作为中央广播学院的毕业生、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情愿委屈当宾馆收银员，只有我知道自己心里有多痛，妻子的爱有多深。
我搞牛品种改良折腾了两年多，仍未见多大效益。就在2001年3月，一场灾难性的家畜传染病彻底击碎了我的创业梦。我的养殖场里价值近20万元的100多头牛全部感染了病毒，被防疫部门牵到一个地方集中枪杀，然后浇上汽油烧掉，最后深埋在泥坑里。此时，我的心冷到了极点，因为几年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激情都随着那一串清脆的枪声而结束了。
那晚，我和妻子相拥着坐在沙发上嚎啕大哭到深夜，哭够了，妻子拿出纸巾替我擦鼻涕擦眼泪，一边安慰我说：“老公，我们都还年轻，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这世上失败的事多的是，再说这又不是你的错。”妻子的话刚说完，我又禁不住抽噎说：“可儿，难为你了，你一个中央广播学院的学生，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来做一个小地方小宾馆的服务员，我的心已经够痛了，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呢？”
三坚持助我走向成功
2002年初，我有一位家住南宁市的远房亲戚，因在广西的靖西县承包到一项土地复垦整理工程，回到排冗村老家找人施工，我便和家乡50多名乡亲一道，来到了靖西，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靖西是广西桑蚕产业的大县，当看到漫山遍野的桑树绿意盎然，孕育着蚕农增收致富的希望，蚕农把白花花的蚕茧挑到缫丝厂，便换回了花花绿绿的钞票时，我心里暗想，我的老家排冗村，与安龙县境内绝大多数的村一样，属被环境学家称为“地球癌症”的典型喀斯特地貌发育区，到处生长着野生的桑树苗，如果在老家发展桑蚕业，一定大有“钱”程。心中有了新的梦想，我就开始为实现新的梦想做准备，每有闲暇时间，我就往蚕农家跑，往缫丝厂跑。没多长时间，我就和当地的一些蚕农和一家缫丝厂里的几名技术员成了熟人。2003年底，土地复垦整理工程完工后，我又辗转于云南陆良等县的桑蚕基地，自费学习桑树栽培、养蚕技术和管理知识等。
2004年，我回到了排冗村老家后，恰好赶上镇里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的好机遇。就在乡亲们担心退耕还林补助费难以兑现而不愿意退耕时，我就到本村农户家中做思想动员工作，促成由我本人转包25度坡度以上和坡地退耕，并承诺当退耕还林补助费无法兑现时由我本人承担的协议。我签订了合同，承包了240亩坡地，准备种上桑树苗。说来也巧，就在当年4月初，浙江两个商人用车将80万株桑苗运到安龙县的新桥镇卖，一连几天也没卖掉1株，又将桑苗运到兴隆镇卖。客商找到了兴隆镇党委书记杨南发要求帮忙处理，杨南发又找到了正准备与广西靖西县桑苗基地联系购桑苗的我，客商把80万株桑苗以每株5分钱的价格卖给了我。
把80万株桑苗种植在自己承包的240亩坡地后，我马不停蹄地与广西鑫桑林蚕业有限公司合作，第一批小心谨慎购来了5张蚕种（每张15克蚕卵，大约2.5万粒）试养，没想到养第一批蚕仅25天后就卖了蚕茧205公斤，收入3200元。尝到了甜头的我，第二、第三批就分别养了20张蚕种，当年我就卖蚕茧1846公斤，收入29536元。
从2005年初，我在继续与广西桑林蚕业有限公司合作的同时，又与云南陆良蚕种有限公司、贵州蚕业研究所合作，并在安龙县工商局登记注册了“安龙县安格锐桑蚕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我自己种桑养蚕的同时，也动员乡亲们参与种桑养蚕。我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由公司负责联系桑树苗、种植技术指导、提供蚕种，由农户分散种桑养蚕，等蚕茧上市时，又由公司派人上门按略高于当地市场价的合同价收购，以带动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
由于安龙有着适宜桑树生长的海拔、气候、土质等资源优势，桑树苗种植后3年就可以进入盛产期，桑蚕产业有着国际国内丝绸市场需求量大、价格好的有利机遇，每亩桑园养蚕产值在4000～5000元之间，是典型喀斯特地貌石漠化地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利好产业。
历经几年的发展，如今我经营的公司已建成1个蚕种基地和6个桑蚕养殖基地、1个丝绸被服厂，桑树种植面积已达到1120余亩。公司生产的丝绸被套已注册了“贵A”牌商标，在2009“国密董酒杯”多彩贵州旅游商品两赛一会安龙县选拔赛中被评为优秀作品奖，参加了去年在贵阳举行的2009中国·贵阳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博览会和2009“国密董酒杯”多彩贵州旅游商品两赛一会展销会。安龙县安格锐桑蚕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被黔西南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2008年度州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2009年，我经营的公司销售蚕种2万余张、干蚕茧20余吨、丝绸被套800床，实现销售收入200余万元，同时带动了新安、兴隆、坡脚3个乡镇6个桑蚕基地80户养蚕农民实现增收40万余元。
面对着这一成功，我并不满足。眼下，我正着手把公司生产的丝绸被服等产品打进沿海地区深圳等大城市的沃尔玛超市，打开沿海市场销路，并以利润来反哺桑蚕基地建设，以带动更多的乡亲父老增收致富。我还希望得到多方的支持，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做强做大桑蚕产业。
责 编：谢荔翔
评选好稿移动、联通、小灵通用户请发短信到07503377394，截止时间：1月12日。
一打工路上几多辛酸
我叫刘金鑫，1972年出生在贵州省安龙县兴隆镇排冗村。1991年初秋，我高考落榜，心情一落千丈，曾一度消沉、彷徨。后来，在父亲的开导下才走出了阴影。1992初的一天早晨，我拎着只装有几件衣服的简单行李，踏上了开往昆明的客车，开始外出打工。
到了人地生疏的昆明，我因身上揣的钱不多，白天四处转悠找工作，饿了随便买碗米粉，或者几个包子“糊弄”肚皮，晚上找价钱便宜的旅社住宿。没什么技术特长的我，在大街小巷奔波了几天，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碰壁。面对着都市的声浪，我这才感觉到，没技术特长的人，要想在外面找到一份工作是多么困难。因生活所逼，我只好将就在昆明东郊的一家石棉瓦厂揽了一份苦活安身。
这家石棉瓦厂，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我每天从早到晚周而复始地和水泥浆、上模、铺棉纱网、上浆、抹匀瓦面……一天下来，虽说能制出60多块的石棉瓦，但由于每制一块瓦仅能挣到1角钱，所以每天累得骨头像是散了架似的也只能挣到6元。面对着又苦又脏且每月不到200元工钱的这份活，我哪能心甘情愿呢？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四处打听有没有较轻松又能挣到较多钱的活计。
那年寒冬的一天，已在石棉瓦厂苦熬了半年多时间，我遇到了专搞广告设计的初中同学周云帆，并得到他的帮助，我俩相约一道到昆明一家专做工艺美术广告制作的小店打工，四处招揽路牌、店面招牌、园林雕塑、沙盘制作等活计。我每天虽说跟在石棉瓦厂打工一样的忙碌，但没有在石棉瓦厂打工那样累，而且工资也涨到了300多元。我们俩机灵、肯干，深得老板的喜欢。
1993年初春的一天，在昆明市经营珠宝的广州刘姓商人，在这家商铺订做了一些珠宝标牌，他看到我和周云帆两人有制作广告牌等独到的手艺，而且能够吃苦耐劳，想请我们和他合伙做广告装潢。当时我俩已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娴熟的广告牌制作技术，早已萌生了“另立门户”的想法，听了刘姓商人的打算后，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刘老板出资占60%的股份，我和周云帆两人出技术占40%的股份。就这样，3人租了间房，挂上了名为“昆明凯南广告装潢公司”的牌子。我成了公司的经理，负责公司业务洽谈，周云帆负责设计效果图和技术监督施工，而刘老板则任公司法人代表，负责与客户签订合同和收费，公司招来了10多名工人便开始经营。
此时，当了公司经理的我，已不满足自己已有的高中文化，抱着“多学些知识，肯定能多赚些钱”的简单想法，毅然自费就读云南工学院经济管理专业业余班，开始了边学习边打工的生活。第二年，我同时又自费参加了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班学习。
凯南广告装潢公司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生意红红火火。但好景不长，一年后，随着昆明市的装潢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长”起来，太多的装潢公司及“游击装潢队”为了各自的生存，你争我抢争相压价，陷入了无序竞争的“价格战”，凯南广告装潢公司的日子大不如以前了，效益每况愈下。
1995年12月8日这天，早已看到凯南广告装潢公司已无力回天的刘老板，背着我和周云帆，卷着公司里仅有的38万元资金潜逃了。而此时，倒霉的我和周云帆与几名工人，仍在客户装修房屋的现场，全然不知道自己掉进了别人早已布好了的陷阱。刘老板的潜逃，不但让我俩本应分红的25万余元的“股份红利”化成了泡影，而且还背负着1万多元的公司房租费和工人的工资，真把我俩坑得够惨。但我俩还是把手上接的活按合同做完，收到了工程资金补发工人工资和公司房租后也就各奔东西了。
失去了工作的我，又一次漫无目的地在云南大街小巷转悠，回想自己在异乡遭遇到的委屈，不禁黯然泪下。而这时，生性倔强的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这时，我已从云南工学院经济管理专业业余班结业，经人推荐，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家》杂志社，揽到了做广告代理人的一份临时工作。我也不时写一些短小说、诗歌等“豆腐块”，在《大家》杂志上发表。
二创业一波三折
转眼间到了1998年初春，我和跟自己谈了4年恋爱、在昆明市一家县级电视台工作的兰州姑娘王旭可结婚。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写一篇报告文学的念头，便去采访了云南种畜场的场长，没想到这位场长却是贵州的兴义人，老乡相见，我俩促膝长谈。
采访回家的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满脑海浮现的是白天种畜场里如大象一般大小的公牛，辗转反侧，心想：如果用这个品种改良老家比狗大得不多的牛，效益肯定可观。想到这，我突然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这次采访，虽没写成报告文学，但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航向。
1998年初夏的一天，我揣着身上仅有的600元，毅然回到了兴隆镇排冗村老家。我几经周折，找到县畜牧局领导和时任兴隆镇的党委书记，说出自己想在家乡搞牛品种改良，带动乡亲发展养牛业的想法。两级领导在听了我的打算后，都非常支持。我在村里领导的帮助下借到了1万元的贷款，又向亲戚借了近5万元，再加上得到县畜牧局8万元的贴息贷款支持，我开始修建牛圈。
两个多月后，我取名为“安龙县金牛王畜禽良种场”的养殖场诞生了。
这事对我及我的父母来说，都有很大的压力，毕竟是把13万多元都“赌”在养牛上，万一“赌”输了咋办？这笔钱对于一个贫困的农户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畜禽良种场建立后，县畜牧局还专门送来了一头西门达尔良种公牛，我自己也四处张罗购来了50多头母牛。在我满以为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时，问题出现了。西门达尔良种公牛个体特别大，而本地的母牛个体小，两者差异很大，交配十分困难。即便后来县畜牧局的技术人员采用人工受精，但当时因输配技术达不到要求，母牛受胎率还不到18%，导致种场经济效益极低。
2000年春节，妻子为了支持我创业，毅然向单位提出辞职。台长找她谈了三次，并提出给予升职加薪的承诺，可铁了心的妻子还是选择了支持我的事业，并用自己的工资赔了单位1999年送她到中央广播学院进修的费用。
妻子来到我的老家呆了一个月后，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到安龙县城里的一家宾馆当收银员。作为中央广播学院的毕业生、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情愿委屈当宾馆收银员，只有我知道自己心里有多痛，妻子的爱有多深。
我搞牛品种改良折腾了两年多，仍未见多大效益。就在2001年3月，一场灾难性的家畜传染病彻底击碎了我的创业梦。我的养殖场里价值近20万元的100多头牛全部感染了病毒，被防疫部门牵到一个地方集中枪杀，然后浇上汽油烧掉，最后深埋在泥坑里。此时，我的心冷到了极点，因为几年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激情都随着那一串清脆的枪声而结束了。
那晚，我和妻子相拥着坐在沙发上嚎啕大哭到深夜，哭够了，妻子拿出纸巾替我擦鼻涕擦眼泪，一边安慰我说：“老公，我们都还年轻，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这世上失败的事多的是，再说这又不是你的错。”妻子的话刚说完，我又禁不住抽噎说：“可儿，难为你了，你一个中央广播学院的学生，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来做一个小地方小宾馆的服务员，我的心已经够痛了，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呢？”
三坚持助我走向成功
2002年初，我有一位家住南宁市的远房亲戚，因在广西的靖西县承包到一项土地复垦整理工程，回到排冗村老家找人施工，我便和家乡50多名乡亲一道，来到了靖西，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靖西是广西桑蚕产业的大县，当看到漫山遍野的桑树绿意盎然，孕育着蚕农增收致富的希望，蚕农把白花花的蚕茧挑到缫丝厂，便换回了花花绿绿的钞票时，我心里暗想，我的老家排冗村，与安龙县境内绝大多数的村一样，属被环境学家称为“地球癌症”的典型喀斯特地貌发育区，到处生长着野生的桑树苗，如果在老家发展桑蚕业，一定大有“钱”程。心中有了新的梦想，我就开始为实现新的梦想做准备，每有闲暇时间，我就往蚕农家跑，往缫丝厂跑。没多长时间，我就和当地的一些蚕农和一家缫丝厂里的几名技术员成了熟人。2003年底，土地复垦整理工程完工后，我又辗转于云南陆良等县的桑蚕基地，自费学习桑树栽培、养蚕技术和管理知识等。
2004年，我回到了排冗村老家后，恰好赶上镇里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的好机遇。就在乡亲们担心退耕还林补助费难以兑现而不愿意退耕时，我就到本村农户家中做思想动员工作，促成由我本人转包25度坡度以上和坡地退耕，并承诺当退耕还林补助费无法兑现时由我本人承担的协议。我签订了合同，承包了240亩坡地，准备种上桑树苗。说来也巧，就在当年4月初，浙江两个商人用车将80万株桑苗运到安龙县的新桥镇卖，一连几天也没卖掉1株，又将桑苗运到兴隆镇卖。客商找到了兴隆镇党委书记杨南发要求帮忙处理，杨南发又找到了正准备与广西靖西县桑苗基地联系购桑苗的我，客商把80万株桑苗以每株5分钱的价格卖给了我。
把80万株桑苗种植在自己承包的240亩坡地后，我马不停蹄地与广西鑫桑林蚕业有限公司合作，第一批小心谨慎购来了5张蚕种（每张15克蚕卵，大约2.5万粒）试养，没想到养第一批蚕仅25天后就卖了蚕茧205公斤，收入3200元。尝到了甜头的我，第二、第三批就分别养了20张蚕种，当年我就卖蚕茧1846公斤，收入29536元。
从2005年初，我在继续与广西桑林蚕业有限公司合作的同时，又与云南陆良蚕种有限公司、贵州蚕业研究所合作，并在安龙县工商局登记注册了“安龙县安格锐桑蚕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我自己种桑养蚕的同时，也动员乡亲们参与种桑养蚕。我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由公司负责联系桑树苗、种植技术指导、提供蚕种，由农户分散种桑养蚕，等蚕茧上市时，又由公司派人上门按略高于当地市场价的合同价收购，以带动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
由于安龙有着适宜桑树生长的海拔、气候、土质等资源优势，桑树苗种植后3年就可以进入盛产期，桑蚕产业有着国际国内丝绸市场需求量大、价格好的有利机遇，每亩桑园养蚕产值在4000～5000元之间，是典型喀斯特地貌石漠化地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利好产业。
历经几年的发展，如今我经营的公司已建成1个蚕种基地和6个桑蚕养殖基地、1个丝绸被服厂，桑树种植面积已达到1120余亩。公司生产的丝绸被套已注册了“贵A”牌商标，在2009“国密董酒杯”多彩贵州旅游商品两赛一会安龙县选拔赛中被评为优秀作品奖，参加了去年在贵阳举行的2009中国·贵阳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博览会和2009“国密董酒杯”多彩贵州旅游商品两赛一会展销会。安龙县安格锐桑蚕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被黔西南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2008年度州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2009年，我经营的公司销售蚕种2万余张、干蚕茧20余吨、丝绸被套800床，实现销售收入200余万元，同时带动了新安、兴隆、坡脚3个乡镇6个桑蚕基地80户养蚕农民实现增收40万余元。
面对着这一成功，我并不满足。眼下，我正着手把公司生产的丝绸被服等产品打进沿海地区深圳等大城市的沃尔玛超市，打开沿海市场销路，并以利润来反哺桑蚕基地建设，以带动更多的乡亲父老增收致富。我还希望得到多方的支持，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做强做大桑蚕产业。
责 编：谢荔翔
评选好稿移动、联通、小灵通用户请发短信到07503377394，截止时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