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绘画、印章，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在中国艺术史上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最初造字的时候，就是以象形属本源符号，既然象形就是要像，它来自对象概括性极强的模拟写实。当然象形又包含有指事、会意的成分。所以在造字之初即显现出了原始绘画的雏形。远在距今约六千年的西安半坡村遗址的彩陶上，就有了类似文字的刻划，而商代乃至周初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和留传下来各个时代的印章，都是以刻字的形式来表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罢了。所以说它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历史是久远的，前人以金石书画相提并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前人说印章始于邃古，称盛于晚周。到底始于何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既然称盛于晚周，盛行前应该有一个孕育发展期。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三件铜玺來看，二件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一件散失民间不知下落。另外一“从”字印陶现存安阳“殷墟展览馆”。这四件器物就是迄今发现历史上最早的印章作品，是印章起源于殷商时代最有力的物证。
　　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是奴隶社会急剧衰落，封建社会开始萌芽和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动荡的激变之中，政权机构的成分复杂了，社会结构复杂了。表明身份，履行职能，上下沟通的问题突出了，正如《后汉书·祭祀志》所载：“自五帝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玺印以检奸萌”。俗话说：“口说无凭”。在这个时候，采用一种象征性物件来证明身份和行使权力，就显得迫不及待了，印章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盛行于社会的，并一直沿用到我们现在的商品时代，各行各业运用公章取信于社会的作用依然继续存在。
　　古人有佩印的习惯，史记：“苏秦佩六国相印。”淮南说训日：“龟纽之玺，贵者以为佩。”《抱朴子·登涉篇》说：“古之人人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进其内也。”所以说古人佩印，一是为了取信，二是为了避邪，三是为了装饰。古人崇尚印章，远远胜过我们现代人，为啥这样说呢？因为古人死后都要以印章殉葬，留传下来的古印章大多数都出自墓葬，我们现代人哪个又做得到呢？
　　印章从实用而过渡为艺术品，大约始于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在见到的某些书法和绘画作品上，就钤盖着以年号为印文的连珠印“贞观”。唐丞相李泌，也以书斋“端居室”名称入印。由于帝王将相好尚和倡导，在文人中也就蔚然成风并影响后世。至宋代，就出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部印谱《宣和印谱》，元朝吾丘衍编写了我国历史最早的印章艺术论著《学古编》。米芾、吴踞、赵孟頫等不仅在书画作品上钤盖印章来增加艺术情趣，他们还自己在印面上书写篆文，由印工来刻。相传元代王冕发现了“花乳石”，为文人墨客提供了自篆自刻印章的理想印材，于是到了时代中叶，一些有“金石癖”的文人，从此在这块天地里耕石不倦，倾注了毕身精力，继承了秦汉印章的传统艺术，形成了篆刻流派崛起的新时期。明清以来印学，莫不以秦玺，汉印为楷模，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共识下，根据各自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加以继承和发挥，进而突破了秦汉玺印的程式，创造出许多的流派，使之名家辈出，争奇斗艳，形成中国印学史上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