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到亚洲后最惊奇的发现之一是，对于亚洲令人叹为观止的崛起以及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很少存在理论层面的好奇心。尽管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加，但无论是经济学、商业、社会政策，还是国际关系，该地区诸多事务方面最具启发性的研究，有许多都发源于其它地区，主要是西方。
　　亚洲不缺脑力人才或自封的智库。但大部分产生的是乏味的成果，往往不针对真正的难题，更别提解答了。许多成果只不过是官方宣传，而且几乎没有人看到自己的小天地之外。用熟悉亚洲的瑞士商学院教授让·皮埃尔·雷曼(Jean-Pierre Lehmann)的话来说，亚洲智库不少，但思想不多。
　　诚然，许多西方智库也不过是其资金赞助者的喉舌。但还是有一些最优秀的智库，深入挖掘事实，严格加以筛选，质疑现有政策，并寻求制订出新的方向。偶尔，它们能够播下革新的种子，就像对英国撒切尔夫人(Baroness Thatcher)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智库一样。
　　亚洲根本没有思想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固然令人瞠目，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大胆的“执行”成就，而不是独创的发展思想。约10年前，“亚洲价值观”被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哲学思想在该地区宣传，但这些价值观只是出于证明威权政府正当性的自私企图。
　　相比之下，新颖思想是由智力辩论与理智反驳所激发的。它们往往在英美等国大量涌现，这绝非偶然。这些国家宽容甚至鼓励这些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有益社会。在亚洲，只有印度拥有与之媲美的传统，该国有一些具备显著独立思想的研究机构。印度裔学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将这种传统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佛教结集会，结集会通过热烈讨论来探求真理。
　　在亚洲其它地区，质疑现存秩序的做法受到反对，即便威权政府并未对其压制时也是如此。对权威出自本能的顺从，家长作风以及不愿让别人丢脸的心态，抑制了公然的挑战与批评。正如森教授在《好辩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一书中指出的，非正统观点往往会引起猜疑，认为这些观点是由夺权野心所激发，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
　　亚洲典型的处事方法是接受现状，而不是设法彻底改变现状：遇到路障就绕过，而不是推平。这种做法往往能获得丰厚回报。亚洲企业“化障碍为机遇”的本领，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地区活力的关键。同样，亚洲各国政府的实用主义使经济一体化得以推进，尽管彼此间深刻的不信任常常令它们分裂。亚洲各国政府让市场力量去推动一体化，而不是通过法律与条约来推动这一进程。
　　然而，安于现状也是有代价的。它不能培育出激发创新所需的充满活力的探究精神，而创新则是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热衷于鼓励的。企业与政治力量“和睦相处”的意愿，很容易堕落成任人唯亲和违背公共利益的暧昧合谋。这种例子在亚洲不胜枚举。
　　如果不敦促政府探索“想都不敢想的”彻底改革，并借助外部审查对政府进行经常问责，政策制定也会受到影响。隐现的问题可能不易察觉，待发现后为时已晚，而多种解决方法也被忽略。外交关系和国内事务都是如此。
　　正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认识到的那样（尽管这种认识姗姗来迟），一味遵循最小阻力路径(course of least resistance)只会导致停滞不前。
　　如果亚洲希望能够应对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它需要一个更加活跃的思想市场。这些挑战正日益跨越国界，并存在于保健、移民、运输和环境等诸多领域。亚洲缺乏可以制定共同解决方案的共有机构和论坛，这使得对高瞻远瞩的思想的需求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