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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1877-1925）：
推动国共第一次携手
廖仲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人取得一致。
针对国民党右派离间国共两党的用心，廖仲恺的态度旗帜鲜明，极力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张学良（1901-2001）：
私人巨款接济红军
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接济红军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继续维护同共产党的友谊。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鲁迅（1881-1936）：
共产党的知己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鲁迅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31年，鲁迅结识瞿秋白。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编书，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红军将领陈赓。
黄炎培（1878—1965）：
可靠盟友
抗战时，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黄炎培闻讯后，带着铺盖卷去见蒋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为“八君子”，此番壮举传为美谈。在重庆，黄炎培与周恩来关系最为密切，常邀请周恩来到他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
1945年黄炎培等组织成立了民建，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可靠盟友，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不朽功劳。
霍英东（1923-2006）：
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霍英东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何贤（1908—1983）：
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协同澳门商会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终于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何贤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他说：“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史沫特莱（1892-1950）：
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斯诺（1905-1972）：
他是一个象征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经过撰写、翻译，斯诺发表了后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
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长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为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了贡献。
斯特朗（1885—1970）：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一生中6次访问中国，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华，她“从中国和中国人民那里发现了极度感人的主题”，“愿把全部时间和经历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来”。
斯特朗有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就是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库恩（1955—）：
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2005年，库恩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国内畅销书。2009年，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问世。
由于熟练地解读着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在西方和在中国，库恩都常被称为“当代斯诺”。他一再强调，他想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推动国共第一次携手
廖仲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人取得一致。
针对国民党右派离间国共两党的用心，廖仲恺的态度旗帜鲜明，极力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张学良（1901-2001）：
私人巨款接济红军
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接济红军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继续维护同共产党的友谊。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鲁迅（1881-1936）：
共产党的知己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鲁迅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31年，鲁迅结识瞿秋白。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编书，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红军将领陈赓。
黄炎培（1878—1965）：
可靠盟友
抗战时，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黄炎培闻讯后，带着铺盖卷去见蒋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为“八君子”，此番壮举传为美谈。在重庆，黄炎培与周恩来关系最为密切，常邀请周恩来到他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
1945年黄炎培等组织成立了民建，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可靠盟友，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不朽功劳。
霍英东（1923-2006）：
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霍英东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何贤（1908—1983）：
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协同澳门商会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终于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何贤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他说：“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史沫特莱（1892-1950）：
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斯诺（1905-1972）：
他是一个象征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经过撰写、翻译，斯诺发表了后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
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长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为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了贡献。
斯特朗（1885—1970）：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一生中6次访问中国，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华，她“从中国和中国人民那里发现了极度感人的主题”，“愿把全部时间和经历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来”。
斯特朗有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就是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库恩（1955—）：
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2005年，库恩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国内畅销书。2009年，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问世。
由于熟练地解读着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在西方和在中国，库恩都常被称为“当代斯诺”。他一再强调，他想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