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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民族问题就与边防问题密不可分，正确的民族策略的实施是实现边疆安全和发展的前提。纵观范仲淹四年戍边西北，其壮大军事力量，增加经济实力，从而使北宋屹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和可靠的经济保障之上，扭转了宋军在宋夏战争中的被动局面，使北宋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其经略西北的民族策略在当代我们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时也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范仲淹；经略西北；民族策略；实践效果
范仲淹是北宋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屡任要职。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戍边西北，抵御西夏。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儒学思想、范氏义庄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索，但对范仲淹的经略西北的民族策略，涉猎较少。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范仲淹奉调西北之前的民族形势
北宋时期，西北沿边各地多个民族混杂居住。宋夏战争爆发前，众多“蕃部”已经是“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蕃部族帐散居在宋夏边境缓冲地带，是宋夏双方都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范仲淹当时就指出：“四戎以山界蕃部為强兵，汉家以山界熟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以此观之，各以边人为强，理固明矣”[1]。宋夏冲突爆发后，北宋政府在蕃部聚居区的统治较为薄弱，这直接导致众多蕃部皆委蛇于宋夏之间，有的甚至向西夏提供帮助。范仲淹在《种世衡墓铭》中也写道：“塞下多属羌，向时汉官不能恩信，羌皆持两端”[2]。众多部族纷纷反宋，北宋西北边境岌岌可危。
面对这种形势，北宋镇边诸将深感无能为力。许多朝廷官员和将领将羌人视为异己力量，并且大部分将领都采取高压政策血腥镇压蕃部。田绍斌就曾召“酋帅三人，断臂、域、鼻”[3]，而后放还。边帅范雍也屡使王文思等人肆意欺压和掠夺诸多蕃部，进而激怒了他们。这些将领的做法，使蕃部更加依附西夏，扰边活动愈加激烈，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二、范仲淹经略西北的民族策略
（一）恩威并施，招抚蕃部
宋夏战争期间，宋夏双方纷纷争夺沿边蕃部。范仲淹上任以后，即慰问、安抚蕃部：“召蕃官慕恩与诸族酋长仅八百人犒于摩下，与之衣物缯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增银带马绂以旌之”。同时，对于曾与元昊暗中勾结的酋长六百余人，范仲淹“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4]。范仲淹恩威并施，以诏书稿赏诸羌，同时订立条约，通过惩罚措施约束他们的行为。
范仲淹对待蕃部还待之以诚，对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在他营中“诸蕃质子，纵其出人，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屏人撤卫，与语不疑[5]。从而使羌、汉人民的关系更为紧密，成为御夏战争的盟友。实践证明，范仲淹正确认识边疆民族关系，采取怀柔、安抚政策使蕃部为宋所用，这是宋夏战争胜负的关键。
（二）筑城屯田，经济扶助
招抚蕃部与修筑城寨有着密切关系，二者相輔相成，互为依存。只有拥有强大的兵力和坚固的城寨，西夏才不敢扰边，蕃部才不敢叛乱。范仲淹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山界蕃部去元昊且远，求援不及，又我以坚城居之，以精兵临之，彼既乐其土，复逼以威，必须归附，以图安全”。如原州属羌明珠、灭臧二族，拥兵数万，私与元昊相首尾，范仲淹提出：“若北取细腰 、葫芦众泉为堡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宋军按照他的建议，进筑细腰、葫芦二寨，割断其与西夏的通路后，于是两族安定。
范仲淹对沿边少数民族人民在物质上也给予帮助。如康定元年（1040年），延州蕃户缺少粮食，饥饿困苦，范仲淹牒延州令其出粮贩济，每家十口以下，各支解斗二石，其十口以上，支三石”[6]。他命令种世衡等人，调查缺粮藩部，每户“十口以上，官中量支借贷粮粟各一石，十口以下各借五斗，无令失所”。
范仲淹还积极发展与沿边民族之间的贸易。他主张在宋与西夏边境上，开放几处边境榷场，实行互通有无的民间边境贸易。他提出：“马牛驼羊之产，金银增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开通边界榷场，允许互市后，一时间“羌汉之民，相踵归业”者达“数万户”。
（三）完善蕃官蕃兵制度
庆历初年，因对西夏战争的需要，北宋把归顺的蕃部属户首领封官，让他们统帅本部民众。由于民族、居地和生活习俗等条件，蕃兵熟悉当地情况，战力强悍，故被范仲淹及一些边将所重视。
范仲淹在招抚蕃部，进筑城寨的同时，他非常重视蕃兵的招募和训练。他继承并完善了宋初备防西北的名将曹玮的“蕃官蕃兵”制度。同时招募沿边的蕃汉有武力民众为弓箭手 ，让他们在训练之余屯田农作 ，由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而且范仲淹提出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招募熟户为北宋征战。苏轼评价说：“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听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蕃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7]，这一评价可谓切中肯綮。
三、范仲淹民族策略的实践效果
第一，范仲淹民族策略的实施扭转了北宋在宋夏战争中的不利局面。大量蕃部加入北宋军队，增强了北宋的防卫和反击能力。而且这也除灭了西夏的帮凶，把原来的敌对力量变成御边的有生力量，为北宋中后期成功地经制西北尤其是河湟地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范仲淹的民族策略加速了边境地区的开发。通过筑城屯田的措施，开垦了大片土地，这必将加快边境地区的土地开发速度。而且，范仲淹还在边境地区建立榷场、堡寨等贸易场所，出现了诸如笼竿城“蕃汉交易，市邑富庶，全胜近边州郡”的贸易兴盛气象，客观上促进着宋夏边境地区的开发。
第三，范仲淹的民族策略密切了边境地区汉族与蕃部的联系，推动了多民族的融合。对蕃部首领封官授爵，密切了少数民族与北宋王朝的政治关系。此外，在各族人民的交往过程中，北宋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制度不断传向各族，不但促进了蕃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边疆和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客观上促进了蕃汉民族间的融合。
总之，范仲淹将民族问题的解决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联系起来，统一解决的做法具有鲜明的借鉴意义。范仲淹经略西北以来，并没有将抵御西夏看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从整个西北大局出发，从团结各个民族，安抚救助边民着手，逐步恢复生产，稳定边疆统治秩序。这种统筹兼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我们当前政府制定良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仍具有极大价值。
注释：
[1]李勇先：《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清）赵本植：《新修庆阳府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
[3]（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4]（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5]李勇先：《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6]李勇先：《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7]（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关键词】：范仲淹；经略西北；民族策略；实践效果
范仲淹是北宋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屡任要职。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戍边西北，抵御西夏。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儒学思想、范氏义庄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索，但对范仲淹的经略西北的民族策略，涉猎较少。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范仲淹奉调西北之前的民族形势
北宋时期，西北沿边各地多个民族混杂居住。宋夏战争爆发前，众多“蕃部”已经是“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蕃部族帐散居在宋夏边境缓冲地带，是宋夏双方都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范仲淹当时就指出：“四戎以山界蕃部為强兵，汉家以山界熟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以此观之，各以边人为强，理固明矣”[1]。宋夏冲突爆发后，北宋政府在蕃部聚居区的统治较为薄弱，这直接导致众多蕃部皆委蛇于宋夏之间，有的甚至向西夏提供帮助。范仲淹在《种世衡墓铭》中也写道：“塞下多属羌，向时汉官不能恩信，羌皆持两端”[2]。众多部族纷纷反宋，北宋西北边境岌岌可危。
面对这种形势，北宋镇边诸将深感无能为力。许多朝廷官员和将领将羌人视为异己力量，并且大部分将领都采取高压政策血腥镇压蕃部。田绍斌就曾召“酋帅三人，断臂、域、鼻”[3]，而后放还。边帅范雍也屡使王文思等人肆意欺压和掠夺诸多蕃部，进而激怒了他们。这些将领的做法，使蕃部更加依附西夏，扰边活动愈加激烈，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二、范仲淹经略西北的民族策略
（一）恩威并施，招抚蕃部
宋夏战争期间，宋夏双方纷纷争夺沿边蕃部。范仲淹上任以后，即慰问、安抚蕃部：“召蕃官慕恩与诸族酋长仅八百人犒于摩下，与之衣物缯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增银带马绂以旌之”。同时，对于曾与元昊暗中勾结的酋长六百余人，范仲淹“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4]。范仲淹恩威并施，以诏书稿赏诸羌，同时订立条约，通过惩罚措施约束他们的行为。
范仲淹对待蕃部还待之以诚，对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在他营中“诸蕃质子，纵其出人，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屏人撤卫，与语不疑[5]。从而使羌、汉人民的关系更为紧密，成为御夏战争的盟友。实践证明，范仲淹正确认识边疆民族关系，采取怀柔、安抚政策使蕃部为宋所用，这是宋夏战争胜负的关键。
（二）筑城屯田，经济扶助
招抚蕃部与修筑城寨有着密切关系，二者相輔相成，互为依存。只有拥有强大的兵力和坚固的城寨，西夏才不敢扰边，蕃部才不敢叛乱。范仲淹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山界蕃部去元昊且远，求援不及，又我以坚城居之，以精兵临之，彼既乐其土，复逼以威，必须归附，以图安全”。如原州属羌明珠、灭臧二族，拥兵数万，私与元昊相首尾，范仲淹提出：“若北取细腰 、葫芦众泉为堡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宋军按照他的建议，进筑细腰、葫芦二寨，割断其与西夏的通路后，于是两族安定。
范仲淹对沿边少数民族人民在物质上也给予帮助。如康定元年（1040年），延州蕃户缺少粮食，饥饿困苦，范仲淹牒延州令其出粮贩济，每家十口以下，各支解斗二石，其十口以上，支三石”[6]。他命令种世衡等人，调查缺粮藩部，每户“十口以上，官中量支借贷粮粟各一石，十口以下各借五斗，无令失所”。
范仲淹还积极发展与沿边民族之间的贸易。他主张在宋与西夏边境上，开放几处边境榷场，实行互通有无的民间边境贸易。他提出：“马牛驼羊之产，金银增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开通边界榷场，允许互市后，一时间“羌汉之民，相踵归业”者达“数万户”。
（三）完善蕃官蕃兵制度
庆历初年，因对西夏战争的需要，北宋把归顺的蕃部属户首领封官，让他们统帅本部民众。由于民族、居地和生活习俗等条件，蕃兵熟悉当地情况，战力强悍，故被范仲淹及一些边将所重视。
范仲淹在招抚蕃部，进筑城寨的同时，他非常重视蕃兵的招募和训练。他继承并完善了宋初备防西北的名将曹玮的“蕃官蕃兵”制度。同时招募沿边的蕃汉有武力民众为弓箭手 ，让他们在训练之余屯田农作 ，由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而且范仲淹提出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招募熟户为北宋征战。苏轼评价说：“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听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蕃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7]，这一评价可谓切中肯綮。
三、范仲淹民族策略的实践效果
第一，范仲淹民族策略的实施扭转了北宋在宋夏战争中的不利局面。大量蕃部加入北宋军队，增强了北宋的防卫和反击能力。而且这也除灭了西夏的帮凶，把原来的敌对力量变成御边的有生力量，为北宋中后期成功地经制西北尤其是河湟地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范仲淹的民族策略加速了边境地区的开发。通过筑城屯田的措施，开垦了大片土地，这必将加快边境地区的土地开发速度。而且，范仲淹还在边境地区建立榷场、堡寨等贸易场所，出现了诸如笼竿城“蕃汉交易，市邑富庶，全胜近边州郡”的贸易兴盛气象，客观上促进着宋夏边境地区的开发。
第三，范仲淹的民族策略密切了边境地区汉族与蕃部的联系，推动了多民族的融合。对蕃部首领封官授爵，密切了少数民族与北宋王朝的政治关系。此外，在各族人民的交往过程中，北宋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制度不断传向各族，不但促进了蕃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边疆和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客观上促进了蕃汉民族间的融合。
总之，范仲淹将民族问题的解决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联系起来，统一解决的做法具有鲜明的借鉴意义。范仲淹经略西北以来，并没有将抵御西夏看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从整个西北大局出发，从团结各个民族，安抚救助边民着手，逐步恢复生产，稳定边疆统治秩序。这种统筹兼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我们当前政府制定良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仍具有极大价值。
注释：
[1]李勇先：《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清）赵本植：《新修庆阳府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
[3]（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4]（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5]李勇先：《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6]李勇先：《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7]（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