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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出“武将军”，而且人文会萃，“文将军”辈出。既有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享誉世界文坛的叶君健，又有师从王国维的冯德清与子冯天瑜，当今执掌《求是》杂志的吴恒权，荣获中国新闻奖、人民日报副总编江绍高……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 张培刚
张培刚在他60多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总是辛勤耕耘，奋力求真。他思想活跃，造诣高深。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1986年，西北大学教授何练成访美后说，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讲，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1992年，在庆祝他从事学术工作60年大会上，与会者公认，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代宗师。有学者说，北有马寅初著名的“人口理论”，南有张培刚的“发展理论”。
张培刚于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就随家人放牛、砍柴、栽秧、割谷，亲身感受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动的艰辛。20世纪初叶，国内军阀混战，民众困苦不堪。他常和小伙伴们在门前的池塘边吃饭，为了比谁家吃得好，就把饭菜甩一点到水里，看浮在水面上的油花谁的大。农民为什么这么苦？中国为什么这么穷？这都在年少的张培刚心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1925年春，张培刚来到董必武任校长的武汉中学读书。1930年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张培刚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等地的乡镇和农村，其间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村经济》等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论文。1936年，他写成《我国农民生活程度的低落》一文，大声疾呼社会人士和政府当局，重视农民生活日益困苦的问题。
首创发展经济学
1941年，张培刚考入哈佛大学。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一条来自东方的小鱼，遨游于现代经济学的汪洋大海，他好奇地向着未知的水域奋力游去。张培刚是幸运的，在哈佛的5年间，他聆听了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的谆谆教诲。张培刚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血液。在哈佛，张培刚始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贫穷落后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将如何实现工业化。在哈佛的讨论课上，他结合国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阐述经济问题，侃侃而谈，令不同肤色的同窗深深折服。他决心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走一条前人未走的路径，啃“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块硬骨头。
张培刚认为，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大战后的中国也迟早必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他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心目标，在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要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问题，于1945年冬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写作。1947年春，哈佛大学将该书列入《哈佛经济丛书》，于1949年出版。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该书获1946至1947年度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
祖国在召唤远行的游子。1949年2月，张培刚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并婉言谢绝了哈佛大学两位导师的邀请，回到珞珈山麓的武汉大学，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由于种种原因，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张培刚远离了他心爱的发展经济学，从事其它工作。1978年，他以65岁的高龄重返学术舞台。与有关专家合作出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等专著。近年来，他又倡导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并撰写《新发展经济学》等两部专著，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牛肚理论”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愈到晚年，张培刚先生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愈益深切。他对一些仍欠发达的农村、对众多仍不太富裕的农民永远有一种深深的牵挂。他说，在农业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当前，农民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通过发展，通过改革的办法去解决。
“文革”时期，张培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另外一个老专家下放到襄阳放牛。两人放了4头牛，一次一头老母牛不听话，滚到淤泥中不起来。这两个书呆子，一个上前牵牛鼻子，一个拽牛尾巴，老母牛就是不起来。结果还是当地农民有办法，人家拿一个大竹杠子往牛肚子下一撬，老母牛一下就蹿上来了。张培刚先生说眼下中国问题不少，困难很多，就像一头陷入泥淖的大水牛。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张培刚先生提出的“牛肚理论”，是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的结合上探讨发展中大国应优先发展中部的理论基础。这个形象理论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根源于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国情的深切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中国，其快速发展除受制于传统文化因素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主要有两大障碍因素：一是全国生产力发展呈现为总体上落后的多层次性或多元经济形态，而且最发达地区和最落后地区所占比重均较小，而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地区所占比重大，是典型“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改革前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以致改革初期尚未形成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牵引力作用的龙头地区，无论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还是以港、穗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也无论是京津塘地区，当时均不能担当牵引全国的龙头重任。基于这种认识，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起飞，中国与小国就明显不同，小国可以通过加快发展基础好的部分发达地区，起牵头带动和“牵牛鼻子”的作用，但中国就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牛肚子”太大，而“牛鼻子”的功能较小，即使牵住上海这个“牛鼻子”，至多只能带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因此，我们既赞成沿海地区经济先行起飞，即牵牛鼻子，也赞成加快西部大开发，即提牛尾巴，但又强调大力发展有实力、有潜力的广大中部地区，注意下功夫抬牛肚子，否则21世纪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就难以实现。
喻家山麓，宁静的黄昏小道上，缓缓行走着一位慈祥的智者。他用那根普通的拐杖丈量着脚下的这块土地，丈量着他充满“发展”情结的世纪人生。
享誉世界文坛的 叶君健
叶君健走上世界文坛，是一部《安徒生》铺就的。
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顶令人钦羡的桂冠———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毕生创作量达五百多万字。
1948年，叶君健作为惟一的中国作家代表，参加了著名物理学家居里、画家毕加索和诗人阿拉贡发起的“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新中国成立后，叶君健多次出国，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7年冬天，他应邀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80年应邀出席在南斯拉夫召开的国际笔会；1989年底，被世界文化理事会聘为“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该奖项候选人都是当今世界知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不久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到香港大学参加了“亚洲英语作家讨论会”。从叶君健的匆匆身影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影响力。
“乡土情结”
面对接踵而来的国际学术界的尊重和荣誉，叶君健始终保持沉默，从不张扬和炫耀。他常常对他的友人说：“我只是认真地做了一点我能做的事情。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不过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文化和河山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永远爱他们，为他们工作，基于此，我才做了这一切。”
说实话，学洋文，更不用说翻译名著，这是叶君健小时连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他出生在红安乡下，六岁启蒙识字，由叶君健的哥哥--私塾先生教他。他的哥哥认为，《礼记》就是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外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对的。至于番邦的语言，如英文，当时镇上已经在推销一些舶来品，上面印有英文商标，他哥哥疾恶如仇。“这些蚯蚓般的叫人恶心的涂鸦，也算是文字！有人学它，还以为时髦，斯文扫地，莫此为甚！”叶君健受其影响，也有些类似的看法。但是万万没有料到，他1933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居然也学起番邦的文字来了，而且还学得很认真，很有造诣。
20世纪40年代，叶君健用英文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村》，是以大别山区1926—1927年的大革命为背景，主要人物都是农民。小说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发表，《山村》被英国书评会评为1947年7月的“最佳作品”。
“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叶君健在挨批斗、扫厕所之余，每晚坚持秘密写作，10年之间竟完成了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文革”后期，他又整理了旧作长篇三部曲《寂静的群山》，此书1988年由英国著名的费伯出版社出版。
也许用《寂静的群山》这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叶君健不同寻常的一生，是最形象和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翻译工作，及所创造的一个个业绩，正如群山一样巍峨、壮观。
对英国版革命三部曲《寂静的群山》，他认为他的创作笔法“冷静得残酷”。这种“跳出中国写中国”的形式能够揭示历史的真实。英国费伯出版社根据他的手稿译成英文出版并再版。英国报刊评论说，叶君健的写作方式是“稀有的简洁”，“可以启发未来几代人”。
捧出《安徒生童话》精品
叶君健不仅精通英语、世界语，而且对丹麦、挪威等国文字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先后多年在香港、北京主编英文刊物，又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欧洲文学，既用中文和英文写小说，又从事多种文字的文学翻译，堪称创作与翻译俱佳的“两栖”作家。不过，在他丰硕的文学成果当中，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当属四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了。
叶君健何以与安徒生的童话结上缘？1983年他回答一位友人说：“世界文学名作那么多，您怎么想花这么多的精力去译安徒生童话？”
他说：“安徒生父母是鞋匠和洗衣匠，他从小家境贫寒，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文学有一颗赤诚和执着的心。我也是出身寒门，走上文学道路也经历了艰难坎坷的历程，类似的身世，使我在读安徒生作品时，仿佛较容易地体察出他观察社会和生活的那种感受。”叶君健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当然，真正吸引我的还是那些童话的艺术感染力。安徒生的童话，不同于传统童话那种主要是对民间故事的复述，而是作者基于对人生的观察和感悟而形成的独立创作。他的童话，既有美丽的幻想，更有深邃的内涵。他运用童话的形式，表述对穷人的同情，对劳动的颂扬，并不失夸张地揭露上层社会的丑恶，使人往往在苦笑之中产生种种联想。”安徒生童话不仅主题鲜明，运用语言更有独到之处，这也许同他当过演员、写过剧本、具有舞台语言的经历有点关系，所以作品中总是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情。正是这种幻想童话、政治讽刺、诗歌语言三者结合的现代童话，激起了他的共鸣和喜爱，促使他下决心去翻译它、研究它。
从三十年代初学习英文开始接触安徒生童话算起，到用丹麦文翻译四卷本全集，叶君健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叶君健到英国战时宣传部工作，向英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配合英国准备开辟欧陆第二战场的国内动员。
大战结束后，叶君健到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结识了一些北欧的学生。寒暑假期间，他们常常邀请叶君健到他们的国家度假。从1947年开始，几乎每个寒暑假他都去瑞典或丹麦，住在他们的家中。丹麦去的次数最多，有两个家庭几乎把叶君健看成是他们的成员。叶君健每天看丹麦报纸和安徒生的童话。发现过去英文或法文译本，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于是，他决定把《安徒生童话》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安徒生童话在世界上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在有些文字中还出现了好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译本。有的译本，流传了下来；有的译本经过时间的考验已经自动消亡。叶君健译本与美国译本同被评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译本”。1988年，叶君健获丹麦女王玛珈丽特二世颁赠的“丹麦国旗勋章”。这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也是安徒生与叶君健作为作者与译者，因一部作品先后获得同样勋章的唯一先例。叶君健为翻译《安徒生童话》所做出的贡献，在中国和丹麦的文坛放射光芒。
史坛巨子 冯德清、冯天瑜
家居红安的冯德清（1897—1979），26岁入读武昌师范大学，师从黄侃先生。两年后，即1925年，又投考清华大学研究院，录取为第一期学员。
在清华，冯德清深受导师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的青睐与栽培。在冯德清毕业之际，梁、王两位导师题字相赠。
梁启超送冯德清的是一幅楹联：“遥山向晚更碧，秋云不雨常阴”，是集北宋词人周邦彦、孙洙句而成。
王国维录写了陶渊明《饮酒》第二十首的前半部分相赠。诗句为：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显然，王国维选择陶诗相赠学生，具有特别的深意。王国维是借陶渊明称颂孔子修定诗书礼乐维护传统价值，既期望冯德清弟子不懈努力，同时，身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也是王国维的自许。
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具体指导冯德清研究时，开过一张书单，内含《蓬莱馆地理丛书》、《元史译文证补》等。冯德清常常聆听王国维的亲切教诲，以期指点迷津。他曾随手记录王国维与他交谈的史料，如“保塞之民”、“冉闵杀匈奴”等。这张随手记录的纸张和书单，冯德清保藏了几十年。
冯德清清华毕业后，辗转乌鲁木齐、西安等地教书。最终叶落归根，仍回湖北，任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冯德清之子冯天瑜回忆说：“梁、王二先生赠先父条幅长年悬挂我家堂屋，先父又时常谈及二先生道德文章及种种逸事，故自幼我们兄弟对这两位学术大师有一种家中长老的亲切感。”
冯天瑜于1942年3月生，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年，冯天瑜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1998年至2001年在日本讲学三年，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目前他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拟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冯天瑜是一个在学问上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人。他的优秀品质决定了他今天在学术上的建树。现在冯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重心，相继承担国家、国家教育部和省级重点项目、国际资助重大科研课题、企业委托课题等45项。自1996年以来，研究中心已正式出版学术著作58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28篇，其中国内刊物319篇，国外刊物9篇，并成功地举办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有较大反响。
他主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日益增多。美国斯坦福大学墨子刻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工藤元男教授、日本爱媛大学藤田胜久教授、韩国明智大学校郑哲雄教授、台湾大学周凤五教授、台湾清华大学林安梧教授等先后来“中心”做访问研究。“中心”还接受来自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及多名国外高级访问学者。可以说，“中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国际性的重要学术基地。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 张培刚
张培刚在他60多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总是辛勤耕耘，奋力求真。他思想活跃，造诣高深。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1986年，西北大学教授何练成访美后说，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讲，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1992年，在庆祝他从事学术工作60年大会上，与会者公认，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代宗师。有学者说，北有马寅初著名的“人口理论”，南有张培刚的“发展理论”。
张培刚于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就随家人放牛、砍柴、栽秧、割谷，亲身感受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动的艰辛。20世纪初叶，国内军阀混战，民众困苦不堪。他常和小伙伴们在门前的池塘边吃饭，为了比谁家吃得好，就把饭菜甩一点到水里，看浮在水面上的油花谁的大。农民为什么这么苦？中国为什么这么穷？这都在年少的张培刚心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1925年春，张培刚来到董必武任校长的武汉中学读书。1930年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张培刚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等地的乡镇和农村，其间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村经济》等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论文。1936年，他写成《我国农民生活程度的低落》一文，大声疾呼社会人士和政府当局，重视农民生活日益困苦的问题。
首创发展经济学
1941年，张培刚考入哈佛大学。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一条来自东方的小鱼，遨游于现代经济学的汪洋大海，他好奇地向着未知的水域奋力游去。张培刚是幸运的，在哈佛的5年间，他聆听了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的谆谆教诲。张培刚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血液。在哈佛，张培刚始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贫穷落后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将如何实现工业化。在哈佛的讨论课上，他结合国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阐述经济问题，侃侃而谈，令不同肤色的同窗深深折服。他决心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走一条前人未走的路径，啃“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块硬骨头。
张培刚认为，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大战后的中国也迟早必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他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心目标，在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要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问题，于1945年冬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写作。1947年春，哈佛大学将该书列入《哈佛经济丛书》，于1949年出版。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该书获1946至1947年度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
祖国在召唤远行的游子。1949年2月，张培刚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并婉言谢绝了哈佛大学两位导师的邀请，回到珞珈山麓的武汉大学，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由于种种原因，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张培刚远离了他心爱的发展经济学，从事其它工作。1978年，他以65岁的高龄重返学术舞台。与有关专家合作出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等专著。近年来，他又倡导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并撰写《新发展经济学》等两部专著，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牛肚理论”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愈到晚年，张培刚先生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愈益深切。他对一些仍欠发达的农村、对众多仍不太富裕的农民永远有一种深深的牵挂。他说，在农业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当前，农民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通过发展，通过改革的办法去解决。
“文革”时期，张培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另外一个老专家下放到襄阳放牛。两人放了4头牛，一次一头老母牛不听话，滚到淤泥中不起来。这两个书呆子，一个上前牵牛鼻子，一个拽牛尾巴，老母牛就是不起来。结果还是当地农民有办法，人家拿一个大竹杠子往牛肚子下一撬，老母牛一下就蹿上来了。张培刚先生说眼下中国问题不少，困难很多，就像一头陷入泥淖的大水牛。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张培刚先生提出的“牛肚理论”，是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的结合上探讨发展中大国应优先发展中部的理论基础。这个形象理论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根源于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国情的深切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中国，其快速发展除受制于传统文化因素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主要有两大障碍因素：一是全国生产力发展呈现为总体上落后的多层次性或多元经济形态，而且最发达地区和最落后地区所占比重均较小，而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地区所占比重大，是典型“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改革前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以致改革初期尚未形成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牵引力作用的龙头地区，无论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还是以港、穗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也无论是京津塘地区，当时均不能担当牵引全国的龙头重任。基于这种认识，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起飞，中国与小国就明显不同，小国可以通过加快发展基础好的部分发达地区，起牵头带动和“牵牛鼻子”的作用，但中国就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牛肚子”太大，而“牛鼻子”的功能较小，即使牵住上海这个“牛鼻子”，至多只能带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因此，我们既赞成沿海地区经济先行起飞，即牵牛鼻子，也赞成加快西部大开发，即提牛尾巴，但又强调大力发展有实力、有潜力的广大中部地区，注意下功夫抬牛肚子，否则21世纪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就难以实现。
喻家山麓，宁静的黄昏小道上，缓缓行走着一位慈祥的智者。他用那根普通的拐杖丈量着脚下的这块土地，丈量着他充满“发展”情结的世纪人生。
享誉世界文坛的 叶君健
叶君健走上世界文坛，是一部《安徒生》铺就的。
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顶令人钦羡的桂冠———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毕生创作量达五百多万字。
1948年，叶君健作为惟一的中国作家代表，参加了著名物理学家居里、画家毕加索和诗人阿拉贡发起的“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新中国成立后，叶君健多次出国，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7年冬天，他应邀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80年应邀出席在南斯拉夫召开的国际笔会；1989年底，被世界文化理事会聘为“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该奖项候选人都是当今世界知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不久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到香港大学参加了“亚洲英语作家讨论会”。从叶君健的匆匆身影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影响力。
“乡土情结”
面对接踵而来的国际学术界的尊重和荣誉，叶君健始终保持沉默，从不张扬和炫耀。他常常对他的友人说：“我只是认真地做了一点我能做的事情。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不过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文化和河山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永远爱他们，为他们工作，基于此，我才做了这一切。”
说实话，学洋文，更不用说翻译名著，这是叶君健小时连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他出生在红安乡下，六岁启蒙识字，由叶君健的哥哥--私塾先生教他。他的哥哥认为，《礼记》就是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外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对的。至于番邦的语言，如英文，当时镇上已经在推销一些舶来品，上面印有英文商标，他哥哥疾恶如仇。“这些蚯蚓般的叫人恶心的涂鸦，也算是文字！有人学它，还以为时髦，斯文扫地，莫此为甚！”叶君健受其影响，也有些类似的看法。但是万万没有料到，他1933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居然也学起番邦的文字来了，而且还学得很认真，很有造诣。
20世纪40年代，叶君健用英文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村》，是以大别山区1926—1927年的大革命为背景，主要人物都是农民。小说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发表，《山村》被英国书评会评为1947年7月的“最佳作品”。
“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叶君健在挨批斗、扫厕所之余，每晚坚持秘密写作，10年之间竟完成了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文革”后期，他又整理了旧作长篇三部曲《寂静的群山》，此书1988年由英国著名的费伯出版社出版。
也许用《寂静的群山》这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叶君健不同寻常的一生，是最形象和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翻译工作，及所创造的一个个业绩，正如群山一样巍峨、壮观。
对英国版革命三部曲《寂静的群山》，他认为他的创作笔法“冷静得残酷”。这种“跳出中国写中国”的形式能够揭示历史的真实。英国费伯出版社根据他的手稿译成英文出版并再版。英国报刊评论说，叶君健的写作方式是“稀有的简洁”，“可以启发未来几代人”。
捧出《安徒生童话》精品
叶君健不仅精通英语、世界语，而且对丹麦、挪威等国文字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先后多年在香港、北京主编英文刊物，又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欧洲文学，既用中文和英文写小说，又从事多种文字的文学翻译，堪称创作与翻译俱佳的“两栖”作家。不过，在他丰硕的文学成果当中，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当属四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了。
叶君健何以与安徒生的童话结上缘？1983年他回答一位友人说：“世界文学名作那么多，您怎么想花这么多的精力去译安徒生童话？”
他说：“安徒生父母是鞋匠和洗衣匠，他从小家境贫寒，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文学有一颗赤诚和执着的心。我也是出身寒门，走上文学道路也经历了艰难坎坷的历程，类似的身世，使我在读安徒生作品时，仿佛较容易地体察出他观察社会和生活的那种感受。”叶君健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当然，真正吸引我的还是那些童话的艺术感染力。安徒生的童话，不同于传统童话那种主要是对民间故事的复述，而是作者基于对人生的观察和感悟而形成的独立创作。他的童话，既有美丽的幻想，更有深邃的内涵。他运用童话的形式，表述对穷人的同情，对劳动的颂扬，并不失夸张地揭露上层社会的丑恶，使人往往在苦笑之中产生种种联想。”安徒生童话不仅主题鲜明，运用语言更有独到之处，这也许同他当过演员、写过剧本、具有舞台语言的经历有点关系，所以作品中总是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情。正是这种幻想童话、政治讽刺、诗歌语言三者结合的现代童话，激起了他的共鸣和喜爱，促使他下决心去翻译它、研究它。
从三十年代初学习英文开始接触安徒生童话算起，到用丹麦文翻译四卷本全集，叶君健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叶君健到英国战时宣传部工作，向英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配合英国准备开辟欧陆第二战场的国内动员。
大战结束后，叶君健到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结识了一些北欧的学生。寒暑假期间，他们常常邀请叶君健到他们的国家度假。从1947年开始，几乎每个寒暑假他都去瑞典或丹麦，住在他们的家中。丹麦去的次数最多，有两个家庭几乎把叶君健看成是他们的成员。叶君健每天看丹麦报纸和安徒生的童话。发现过去英文或法文译本，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于是，他决定把《安徒生童话》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安徒生童话在世界上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在有些文字中还出现了好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译本。有的译本，流传了下来；有的译本经过时间的考验已经自动消亡。叶君健译本与美国译本同被评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译本”。1988年，叶君健获丹麦女王玛珈丽特二世颁赠的“丹麦国旗勋章”。这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也是安徒生与叶君健作为作者与译者，因一部作品先后获得同样勋章的唯一先例。叶君健为翻译《安徒生童话》所做出的贡献，在中国和丹麦的文坛放射光芒。
史坛巨子 冯德清、冯天瑜
家居红安的冯德清（1897—1979），26岁入读武昌师范大学，师从黄侃先生。两年后，即1925年，又投考清华大学研究院，录取为第一期学员。
在清华，冯德清深受导师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的青睐与栽培。在冯德清毕业之际，梁、王两位导师题字相赠。
梁启超送冯德清的是一幅楹联：“遥山向晚更碧，秋云不雨常阴”，是集北宋词人周邦彦、孙洙句而成。
王国维录写了陶渊明《饮酒》第二十首的前半部分相赠。诗句为：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显然，王国维选择陶诗相赠学生，具有特别的深意。王国维是借陶渊明称颂孔子修定诗书礼乐维护传统价值，既期望冯德清弟子不懈努力，同时，身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也是王国维的自许。
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具体指导冯德清研究时，开过一张书单，内含《蓬莱馆地理丛书》、《元史译文证补》等。冯德清常常聆听王国维的亲切教诲，以期指点迷津。他曾随手记录王国维与他交谈的史料，如“保塞之民”、“冉闵杀匈奴”等。这张随手记录的纸张和书单，冯德清保藏了几十年。
冯德清清华毕业后，辗转乌鲁木齐、西安等地教书。最终叶落归根，仍回湖北，任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冯德清之子冯天瑜回忆说：“梁、王二先生赠先父条幅长年悬挂我家堂屋，先父又时常谈及二先生道德文章及种种逸事，故自幼我们兄弟对这两位学术大师有一种家中长老的亲切感。”
冯天瑜于1942年3月生，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年，冯天瑜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1998年至2001年在日本讲学三年，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目前他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拟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冯天瑜是一个在学问上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人。他的优秀品质决定了他今天在学术上的建树。现在冯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重心，相继承担国家、国家教育部和省级重点项目、国际资助重大科研课题、企业委托课题等45项。自1996年以来，研究中心已正式出版学术著作58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28篇，其中国内刊物319篇，国外刊物9篇，并成功地举办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有较大反响。
他主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日益增多。美国斯坦福大学墨子刻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工藤元男教授、日本爱媛大学藤田胜久教授、韩国明智大学校郑哲雄教授、台湾大学周凤五教授、台湾清华大学林安梧教授等先后来“中心”做访问研究。“中心”还接受来自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及多名国外高级访问学者。可以说，“中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国际性的重要学术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