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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在我的心里，她不仅仅是另一半，也不仅仅是贤内助，她是我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伴侣。”
——何振梁
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何老这样描述与夫人梁丽娟的结合：“这辈子我做了两个正确选择：一个是入党；一个就是与丽娟结婚。前者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是与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骄傲相联结的，后者使我找到了漫长人生征途的忠实伴侣。”
回忆起当年的相恋，梁老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的神情：“我是1951年在团中央国际部工作时，与同在这里共事的何振梁认识的。我比振梁大两岁，当时是团支部书记，振梁是团支部宣传委员。也许我们两人性格、兴趣各方面共同的东西太多了，在愉快地合作了一年多以后，振梁忽然觉得我就是他最理想的终生伴侣。他大胆地向我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我们毕生美满的爱情生活就是这样有趣地开始的……星期天，依旧是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图书阅览室泡一天。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没有油盐酱醋，宁愿吃烙饼、烤白薯过周末。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永远没有闲得无聊的日子。谁都确信自己在另一个人的心中，永远占有最好的位置。
我们两个很多想法相同，孩子出生前性别未明，就已经为孩子们取好了名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太阳和真理。”
“文革”中，梁丽娟先被打成“叛徒”、“特务”，没过多久何振梁也被打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和“反革命”。此后，梁丽娟带着女儿去了河南潢川干校；何振梁则带着儿子去了山西屯留，一家人天各一方，直到1971年落实政策后，何振梁才调回北京。
梁老说，何振梁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爸爸、好爷爷，我们两人连长相都很相似，在家里两人常常异口同声地说同一句话。梁丽娟原是人民日报记者，早些年，报社派她去英国工作，她征求何振梁的意见，何振梁非常支持，一口答应她去英国。在那几年里，何振梁把家管得好好的。1986年离休以后，梁丽娟就将自己后半辈的余生，与何振梁从事的申奥工作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环绕地球的“夫人外交”
蒙特卡洛，何振梁的伤心之地。1993年9月23日，北京遗憾地以两票之差负于悉尼，与2000年奥运会擦肩而过。43票，这是当年北京最后的得票数，为了这43票，何振梁夫妇走遍世界各地，遍访拥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为北京争取宝贵的支持。那段时间，何老夫妇空中旅程累计可环绕地球16圈，为提防频繁空中旅行带来的不测，老两口立下了“遗嘱”。
为了争取到委员夫人们的支持，当时的北京奥申委别出心裁地成立了“夫人工作小组”。何老笑着说：“枕头边的话有时候比任何人的话都重要，所以夫人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于是，夫人梁丽娟便肩负起了这项重要的任务。夫人们说，如果夫人有投票权的话，北京不会落选。
梁老在谈起与国际奥委会委员夫人们交往时说：在国外，当何振梁必须泡在会场里时，她就去参加一些何振梁顾不上的活动，尽可能地同委员们的夫人打成一片。在与委员夫人们的接触中，她不谈申奥的事，而是与她们谈家庭、谈孩子，在拉家常中增进了解。在出去旅游时，她总是有意识地带上照相机，给她们拍照留影，然后把相片寄过去。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使她们成了好朋友。
1993年9月23日投票决定申办权那天，何振梁心理压力极大。梁老说：“振梁的心脏不好，我怕他经受不了宣布结果时那一刻的心理压力。一早起来我不仅给振梁口服和外贴了防止心脏发病的药，还在振梁口袋里放上急救的口服药和喷雾剂。为了预防万一发生什么情况需要紧急处理，头一天我又把一份急救药交给了与我们交情甚笃的日本委员猪谷，请他在会场里帮忙照顾。”
梁丽娟不无感叹地说：“那天大会后，振梁拖着身心交瘁的身子，穿过拥挤的人群，感谢委员们的抚慰。然后，他还要和工作人员交流情况。回到房间后，他反复对自己说，坚持住，决不能垮下。到了深夜，当北京的女儿哭着来电话说她难以接受这个结果，要我们多保重并说她爱我们时，振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了起来。”
喜极而泣的最佳搭档
1998年，时隔5年，北京再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承办2008年奥运会。何振梁利用他本身是委员的特殊有利条件去访问委员，当面做争取委员的工作。仅那年2月到6月，他们夫妇就到过20个国家和地区，同49个委员面对面地进行了亲切交谈。
“有人说你跟着老伴到处跑、到处看不是挺好嘛!对他们的误解我只能一笑。我老伴被称为‘最年长的志愿者’。我得过心肌梗塞，随身带着药。第二次申办我们是拼了老命的，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为祖国出力。我们在莫斯科，分分秒秒都在做委员的工作，在最后的关头，有些委员还在犹豫，所以我们还要做他们的工作。每天早上7时我们先淋浴，让自己清醒一点，吃早饭是一个竞争的关头，到了餐厅，你要到这张桌上做工作，到那张桌上做工作。吃完早饭在去会所的路上也是做工作的时候。”在何振梁的眼中，梁丽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完美妻子，他深情地说：“应该说，娟子有娟子的事业，但为了支持我，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未能达到她预期的冲刺目标，除了她对整个家庭的支持外，她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
何老还说：“我太太出去从来不戴首饰，也不打扮，就这么实实在在。但她却获得各国体坛领导人的夫人的尊敬，特别是历任国际奥委会领导人的夫人对她尤为尊重。在这些夫人眼中，她不仅学识超人，而且待人非常真诚，这对我的工作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梁丽娟与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夫人比比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比比斯去世以后，萨马兰奇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梁丽娟接连写了三封长信，由丈夫翻译成法文寄给萨马兰奇。萨马兰奇阅后深为梁丽娟的真诚感动，在复信信尾署名不是“萨马兰奇”，而是“胡安·安东尼奥”，这是萨马兰奇的小名，一般只有家人才如此称呼，可见梁丽娟在萨马兰奇心目中的地位。
2001年7月13日，北京在莫斯科把第29届奥运会拥入怀抱。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愿望终于实现的那一瞬间，何振梁激动得热泪盈眶。作为妻子，梁丽娟最懂得丈夫此时的心情：“8年前振梁强忍着泪水，强迫自己微笑来面对世界媒体，为的是要表现出中国人不会被失败打垮的气度，而这次振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任其流淌，完全是自由奔放地流泪。申奥成功，振梁这辈子没有遗憾了。”说起“7·13”那激动人心的一刻，两位老人的脸上同时荡漾起了微笑。
心愿虽了人未歇
2007年3月27日，举世无双的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镶玉”，一揭开盖头就惊艳全球。要知道，这其中凝结着何老的智慧和心血。他说：“当时设计人员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说一定要有中国特色。他们犯难，说照规定奖牌一定要金银铜制成啊。”结果，何老的点拨让他们有了灵感：“我说，规定要金银铜，没说只能有金银铜啊，我们可以添加一些中国独一无二的元素在里面。”
何老目前就和老伴梁丽娟住在一起，他们的一双儿女各有住处，因为怕影响到二老的工作，再加上知道二老喜好清静，平时也就偶尔来探访一下而已，与双亲还是以电话方式联系居多。外人如果不与何老预约，能打通他家电话的，只能说实属“机缘巧合”，因为两位老人时常要在国内外飞来飞去，就算待在北京也是应酬不断，一星期三天外出开会，三天外出讲课，剩下的一天还得计划和准备下一周的各种行程和工作，总也抽不出一个休息目来。
2008年，奥林匹克之火将在北京熊熊燃烧。2008年8月8日，何振梁最想做的一件事又是什么?除了能在2008年8月8日那天健健康康地出席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何老还有个心愿，“假如身体能够好一点的话，并且北京奥组委允许的话，我想假如我能够举着火炬跑一段，这将是我的梦想。”
——何振梁
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何老这样描述与夫人梁丽娟的结合：“这辈子我做了两个正确选择：一个是入党；一个就是与丽娟结婚。前者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是与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骄傲相联结的，后者使我找到了漫长人生征途的忠实伴侣。”
回忆起当年的相恋，梁老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的神情：“我是1951年在团中央国际部工作时，与同在这里共事的何振梁认识的。我比振梁大两岁，当时是团支部书记，振梁是团支部宣传委员。也许我们两人性格、兴趣各方面共同的东西太多了，在愉快地合作了一年多以后，振梁忽然觉得我就是他最理想的终生伴侣。他大胆地向我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我们毕生美满的爱情生活就是这样有趣地开始的……星期天，依旧是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图书阅览室泡一天。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没有油盐酱醋，宁愿吃烙饼、烤白薯过周末。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永远没有闲得无聊的日子。谁都确信自己在另一个人的心中，永远占有最好的位置。
我们两个很多想法相同，孩子出生前性别未明，就已经为孩子们取好了名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太阳和真理。”
“文革”中，梁丽娟先被打成“叛徒”、“特务”，没过多久何振梁也被打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和“反革命”。此后，梁丽娟带着女儿去了河南潢川干校；何振梁则带着儿子去了山西屯留，一家人天各一方，直到1971年落实政策后，何振梁才调回北京。
梁老说，何振梁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爸爸、好爷爷，我们两人连长相都很相似，在家里两人常常异口同声地说同一句话。梁丽娟原是人民日报记者，早些年，报社派她去英国工作，她征求何振梁的意见，何振梁非常支持，一口答应她去英国。在那几年里，何振梁把家管得好好的。1986年离休以后，梁丽娟就将自己后半辈的余生，与何振梁从事的申奥工作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环绕地球的“夫人外交”
蒙特卡洛，何振梁的伤心之地。1993年9月23日，北京遗憾地以两票之差负于悉尼，与2000年奥运会擦肩而过。43票，这是当年北京最后的得票数，为了这43票，何振梁夫妇走遍世界各地，遍访拥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为北京争取宝贵的支持。那段时间，何老夫妇空中旅程累计可环绕地球16圈，为提防频繁空中旅行带来的不测，老两口立下了“遗嘱”。
为了争取到委员夫人们的支持，当时的北京奥申委别出心裁地成立了“夫人工作小组”。何老笑着说：“枕头边的话有时候比任何人的话都重要，所以夫人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于是，夫人梁丽娟便肩负起了这项重要的任务。夫人们说，如果夫人有投票权的话，北京不会落选。
梁老在谈起与国际奥委会委员夫人们交往时说：在国外，当何振梁必须泡在会场里时，她就去参加一些何振梁顾不上的活动，尽可能地同委员们的夫人打成一片。在与委员夫人们的接触中，她不谈申奥的事，而是与她们谈家庭、谈孩子，在拉家常中增进了解。在出去旅游时，她总是有意识地带上照相机，给她们拍照留影，然后把相片寄过去。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使她们成了好朋友。
1993年9月23日投票决定申办权那天，何振梁心理压力极大。梁老说：“振梁的心脏不好，我怕他经受不了宣布结果时那一刻的心理压力。一早起来我不仅给振梁口服和外贴了防止心脏发病的药，还在振梁口袋里放上急救的口服药和喷雾剂。为了预防万一发生什么情况需要紧急处理，头一天我又把一份急救药交给了与我们交情甚笃的日本委员猪谷，请他在会场里帮忙照顾。”
梁丽娟不无感叹地说：“那天大会后，振梁拖着身心交瘁的身子，穿过拥挤的人群，感谢委员们的抚慰。然后，他还要和工作人员交流情况。回到房间后，他反复对自己说，坚持住，决不能垮下。到了深夜，当北京的女儿哭着来电话说她难以接受这个结果，要我们多保重并说她爱我们时，振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了起来。”
喜极而泣的最佳搭档
1998年，时隔5年，北京再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承办2008年奥运会。何振梁利用他本身是委员的特殊有利条件去访问委员，当面做争取委员的工作。仅那年2月到6月，他们夫妇就到过20个国家和地区，同49个委员面对面地进行了亲切交谈。
“有人说你跟着老伴到处跑、到处看不是挺好嘛!对他们的误解我只能一笑。我老伴被称为‘最年长的志愿者’。我得过心肌梗塞，随身带着药。第二次申办我们是拼了老命的，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为祖国出力。我们在莫斯科，分分秒秒都在做委员的工作，在最后的关头，有些委员还在犹豫，所以我们还要做他们的工作。每天早上7时我们先淋浴，让自己清醒一点，吃早饭是一个竞争的关头，到了餐厅，你要到这张桌上做工作，到那张桌上做工作。吃完早饭在去会所的路上也是做工作的时候。”在何振梁的眼中，梁丽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完美妻子，他深情地说：“应该说，娟子有娟子的事业，但为了支持我，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未能达到她预期的冲刺目标，除了她对整个家庭的支持外，她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
何老还说：“我太太出去从来不戴首饰，也不打扮，就这么实实在在。但她却获得各国体坛领导人的夫人的尊敬，特别是历任国际奥委会领导人的夫人对她尤为尊重。在这些夫人眼中，她不仅学识超人，而且待人非常真诚，这对我的工作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梁丽娟与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夫人比比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比比斯去世以后，萨马兰奇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梁丽娟接连写了三封长信，由丈夫翻译成法文寄给萨马兰奇。萨马兰奇阅后深为梁丽娟的真诚感动，在复信信尾署名不是“萨马兰奇”，而是“胡安·安东尼奥”，这是萨马兰奇的小名，一般只有家人才如此称呼，可见梁丽娟在萨马兰奇心目中的地位。
2001年7月13日，北京在莫斯科把第29届奥运会拥入怀抱。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愿望终于实现的那一瞬间，何振梁激动得热泪盈眶。作为妻子，梁丽娟最懂得丈夫此时的心情：“8年前振梁强忍着泪水，强迫自己微笑来面对世界媒体，为的是要表现出中国人不会被失败打垮的气度，而这次振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任其流淌，完全是自由奔放地流泪。申奥成功，振梁这辈子没有遗憾了。”说起“7·13”那激动人心的一刻，两位老人的脸上同时荡漾起了微笑。
心愿虽了人未歇
2007年3月27日，举世无双的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镶玉”，一揭开盖头就惊艳全球。要知道，这其中凝结着何老的智慧和心血。他说：“当时设计人员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说一定要有中国特色。他们犯难，说照规定奖牌一定要金银铜制成啊。”结果，何老的点拨让他们有了灵感：“我说，规定要金银铜，没说只能有金银铜啊，我们可以添加一些中国独一无二的元素在里面。”
何老目前就和老伴梁丽娟住在一起，他们的一双儿女各有住处，因为怕影响到二老的工作，再加上知道二老喜好清静，平时也就偶尔来探访一下而已，与双亲还是以电话方式联系居多。外人如果不与何老预约，能打通他家电话的，只能说实属“机缘巧合”，因为两位老人时常要在国内外飞来飞去，就算待在北京也是应酬不断，一星期三天外出开会，三天外出讲课，剩下的一天还得计划和准备下一周的各种行程和工作，总也抽不出一个休息目来。
2008年，奥林匹克之火将在北京熊熊燃烧。2008年8月8日，何振梁最想做的一件事又是什么?除了能在2008年8月8日那天健健康康地出席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何老还有个心愿，“假如身体能够好一点的话，并且北京奥组委允许的话，我想假如我能够举着火炬跑一段，这将是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