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华灯初上的北京城，整个儿被浑浊的灰霾封锁，于阳台上极目眺望，视线受困于天地之间一片灰朦朦的暮色，不能及于远方。
“天气好的话，晚上可以看到国贸和中央电视台，今天这种天气是看不到的。”每天上班，王一坤都会打开阳台上的窗子，拍一些照片存入电脑，隔两周在微博上发布一次，他为此起了个名字叫“环境监测双周报”。至今已经进行了6周。
王一坤意欲通过不间断发布照片，吸引更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城市环境问题上来。像他这样以实际行动对周身环境表达关切的个体，目前正陆续出现。他们对日益不佳的城市空气怀有不安，遂主动发起了个人视角的环境评价。
“每个人能起的作用，确实很微小，但是不能因善小而不为。每个人都做一点点，加在一起也是很可观的，就像每个人去污染一样。”卢为薇说，“我觉得污染就是靠每个人累积出来的，所以你有责任和义务去替自己赎罪。”
卢为薇是《北京蓝天视觉日记》的作者之一，和王一坤一样，2010年她坚持完成了为期一年的用镜头记录北京蓝天数量的工作。从他们的微视角中投射出来的信息是明确的：污染的威胁，或使我们今后的每一口呼吸都将变得奢侈。在严酷现实面前，是时候拿出自己的态度了。
为了一个共同目标
以影像方式呈现城市天气，在王一坤看来是件有趣的事。通过固定在同一角度同一时段的长周期拍摄，给受众造成一种视觉刺激，让他们直击到原来自己每天竟是生活在那样一种混沌之中。
拍摄几张照片虽是举手之劳，但也挺考验毅力。王一坤把拍摄时段设定在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之间，每天都拍，一次不落。某次到唐山出差，当天去当天回，匆匆忙忙，就为了赶回阳台上拍照。还有一次因事去798，回程发现相机没电了，就赶紧借上电池打个车回来拍。然而转眼就到春节了，让人头疼的是，为了拍照究竟要不要回家过年，到现在他还没有想出一个两全办法。
之前的卢为薇倒没有这种困扰。拍了两个月，感觉就很习惯了。每一天，他们会出现在不同地点，平时外出拍摄，见人就讲在这件事上自己将坚持一年。这用意既是在向别人作庄重承诺，也是在自我策励。
“坚持一年，这话我甚至对100个人说出来了，我肯定要做到，拍了364天都是没有意义的。”户外拍摄，需要许许多多路人当主角，要求别人照自己的意图来合作，这涉及与陌生人的沟通，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难免屡遭拒绝，便有忐忑，她也不曾退缩过。
“太赶时间的人会缺乏对生活的思考，很有必要哪怕是被迫停下脚步去思考一些事情，去想一下所生存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又变成什么样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卢为薇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不理想，虽然当时并不懂得污染不污染，但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冬天里咳嗽会很厉害。随着城市发展，北京这些年新增人口规模不断膨胀，大趋势面前她也是心灰意冷，觉得这个城市的环境是好不了了。不愿意提心吊胆坐在那里被动呼吸，这两年冬天，她会“逃”出去进行一次时间较长的旅行，以企避开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段，清一清肺部。
“我觉得环境意识大家都有，因为每个人都是被迫呼吸这样的空气，没有人舒服得了。但你让做点儿什么，他可能感到很绝望，觉得自己停下来也于事无补。”
贵在坚持。他们的行为最终产生了良好的舆论反馈。《蓝天日记》完成之后，北京本埠一份报纸将当年最感动社区人物荣誉授予他们，据说北京环保局的一位领导也投了他们一票。官方态度比想象中要好，尽管他们的记录显示北京的蓝天数比同期官方承诺的要少，担心会弄得对方尴尬，但与环保局经常性的沟通也让她把心放宽了，意识到希望空气越来越好，这个目标是一致的。
“谁也不是说为了刁难谁，而是为了更多的蓝天，互相提醒互相监督，往共同一个方向努力。只是大家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大环境与小环境
有关PM2.5的争议由于官方将之圈入适用标准而平息，但是经此一事，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与诉求却越来越无可避免。
“花这么多精力去争这个事儿，不如真正行动起来，做点儿对环境认识有帮助的工作，能为老百姓做点减少空气对健康损害的事儿，比如公布一些空气净化器方面的研究信息。空气污染格外严重时，提醒老人不要外出散步，孩子不上操，这些东西都是值得研究的。”
每一个人的呼吸，都是在具体环境中发生，信息预警服务在局部环境中因其具有高度指向性而相对实用。也正因为此，早在2009年就有人尝试去填充这一缺陷。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王忠君副教授当时就四下动员，想在户外推动一套“游憩机会谱”的建设，进展微弱。
北京是个多公园的城市，人们也喜欢在公园休闲，这个机会谱乃是一种局部环境评价机制，做法是以公园为对象进行空气负氧离子、PM值、细菌含量等物质监测，定期发布这些数值。
“天气不还有预报么？一个公园里面，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空气质量、环境质量都是有差别的，在这种微环境下，我们想向人们推荐在哪些时段哪些地点适合开展哪些活动。”王忠君说，“人是生活在作为微环境的家里、公园，小气候对人们的影响其实更大。”
他找过不少公园沟通此事，希望他们配合，但他们多半对生态效益并不关注，亦不太理解他的做法。唯有圆明园公园一家为他们开了方便之门。王忠君带着几个学生每月去做一次环境监测。一年后，公园管理层人事变动，此项工作随即终止。
两年过去，王忠君的心愿没有打消。他有意进一步研究积累，然后在适当阶段推动这方面的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出台，以使日后有充分依据去游说推广。这位来自东北林区的森林旅游专业博士，总深信一点，“我们是改变不了大的环境，但我们可以适应自然，可以营造出一个大气环流下面的小环境。”
理论上，栽什么树，种什么花，山水石怎么搭配更合理，这其中的生态效益对现代城市不容忽视。以公园和绿地布局为例，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政府亦明文规定，城市人均公园绿地不能少于8到10平方米，出门500米必有绿地，但就实际运作来看，绿地安排往往流于见缝插针的点缀。
“不要口号喊得很大，实际上又很难落实。我倒觉得慢慢回到平常生活，从点滴做起，关注我们所生活的小环境，比远远关心大熊猫、关心大气环流重要。”王忠君说。
时至今日，原本透明无味的空气竟然生出不少颜色，在同一片空间下生存的人们，能否发生同呼吸共命运的清醒与振作？这是一个艰难命题。中国社会不缺环保理念说教，但现实情境中有些观念与认知偏差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摇动。
“一定是要在利益的推动下，产生共鸣时，这件事才能进行下去，说得狠一点，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只有当每一个人真正感觉到环境危害时，才会改变。”王一坤说。
他自己就是这样。若非之前学校老师布置了一次作业，要求他们用镜头捕捉社会问题，王一坤可能不会很快被触发。他去到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举目所见，面积浩瀚的一个填埋场气味扑鼻、污物横陈，可谓触目惊心。置身其中的王一坤受到严重刺激，自那以后，他决定要少用垃圾袋。进行环境监测后，不断对自己普及一些知识，他也才对环境问题有了更为纵深的理解。
“北京工厂是没有了，但汽车增加了很多，2007年到现在，北京的汽车快翻倍了。2010年12月最后一周，卖了相当于平常两个月的车子。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最管用的办法，还是政府制定非常强硬的政策去控制。”
他们并不迷信权力，但当前公权力所能发挥的效用无可怀疑，因其能自根本上使一些扭曲得到改观。明了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可以找到优势互补的切入点。王忠君就已入手这样做。
“过去园林规划和城市规划实际是拍脑袋的。路为什么那么修？树为什么只种这几种？在北方哪些植物释氧能力更强？哪些杀菌更强？什么是呼吸区？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支撑。”
“天气好的话，晚上可以看到国贸和中央电视台，今天这种天气是看不到的。”每天上班，王一坤都会打开阳台上的窗子，拍一些照片存入电脑，隔两周在微博上发布一次，他为此起了个名字叫“环境监测双周报”。至今已经进行了6周。
王一坤意欲通过不间断发布照片，吸引更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城市环境问题上来。像他这样以实际行动对周身环境表达关切的个体，目前正陆续出现。他们对日益不佳的城市空气怀有不安，遂主动发起了个人视角的环境评价。
“每个人能起的作用，确实很微小，但是不能因善小而不为。每个人都做一点点，加在一起也是很可观的，就像每个人去污染一样。”卢为薇说，“我觉得污染就是靠每个人累积出来的，所以你有责任和义务去替自己赎罪。”
卢为薇是《北京蓝天视觉日记》的作者之一，和王一坤一样，2010年她坚持完成了为期一年的用镜头记录北京蓝天数量的工作。从他们的微视角中投射出来的信息是明确的：污染的威胁，或使我们今后的每一口呼吸都将变得奢侈。在严酷现实面前，是时候拿出自己的态度了。
为了一个共同目标
以影像方式呈现城市天气，在王一坤看来是件有趣的事。通过固定在同一角度同一时段的长周期拍摄，给受众造成一种视觉刺激，让他们直击到原来自己每天竟是生活在那样一种混沌之中。
拍摄几张照片虽是举手之劳，但也挺考验毅力。王一坤把拍摄时段设定在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之间，每天都拍，一次不落。某次到唐山出差，当天去当天回，匆匆忙忙，就为了赶回阳台上拍照。还有一次因事去798，回程发现相机没电了，就赶紧借上电池打个车回来拍。然而转眼就到春节了，让人头疼的是，为了拍照究竟要不要回家过年，到现在他还没有想出一个两全办法。
之前的卢为薇倒没有这种困扰。拍了两个月，感觉就很习惯了。每一天，他们会出现在不同地点，平时外出拍摄，见人就讲在这件事上自己将坚持一年。这用意既是在向别人作庄重承诺，也是在自我策励。
“坚持一年，这话我甚至对100个人说出来了，我肯定要做到，拍了364天都是没有意义的。”户外拍摄，需要许许多多路人当主角，要求别人照自己的意图来合作，这涉及与陌生人的沟通，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难免屡遭拒绝，便有忐忑，她也不曾退缩过。
“太赶时间的人会缺乏对生活的思考，很有必要哪怕是被迫停下脚步去思考一些事情，去想一下所生存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又变成什么样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卢为薇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不理想，虽然当时并不懂得污染不污染，但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冬天里咳嗽会很厉害。随着城市发展，北京这些年新增人口规模不断膨胀，大趋势面前她也是心灰意冷，觉得这个城市的环境是好不了了。不愿意提心吊胆坐在那里被动呼吸，这两年冬天，她会“逃”出去进行一次时间较长的旅行，以企避开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段，清一清肺部。
“我觉得环境意识大家都有，因为每个人都是被迫呼吸这样的空气，没有人舒服得了。但你让做点儿什么，他可能感到很绝望，觉得自己停下来也于事无补。”
贵在坚持。他们的行为最终产生了良好的舆论反馈。《蓝天日记》完成之后，北京本埠一份报纸将当年最感动社区人物荣誉授予他们，据说北京环保局的一位领导也投了他们一票。官方态度比想象中要好，尽管他们的记录显示北京的蓝天数比同期官方承诺的要少，担心会弄得对方尴尬，但与环保局经常性的沟通也让她把心放宽了，意识到希望空气越来越好，这个目标是一致的。
“谁也不是说为了刁难谁，而是为了更多的蓝天，互相提醒互相监督，往共同一个方向努力。只是大家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大环境与小环境
有关PM2.5的争议由于官方将之圈入适用标准而平息，但是经此一事，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与诉求却越来越无可避免。
“花这么多精力去争这个事儿，不如真正行动起来，做点儿对环境认识有帮助的工作，能为老百姓做点减少空气对健康损害的事儿，比如公布一些空气净化器方面的研究信息。空气污染格外严重时，提醒老人不要外出散步，孩子不上操，这些东西都是值得研究的。”
每一个人的呼吸，都是在具体环境中发生，信息预警服务在局部环境中因其具有高度指向性而相对实用。也正因为此，早在2009年就有人尝试去填充这一缺陷。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王忠君副教授当时就四下动员，想在户外推动一套“游憩机会谱”的建设，进展微弱。
北京是个多公园的城市，人们也喜欢在公园休闲，这个机会谱乃是一种局部环境评价机制，做法是以公园为对象进行空气负氧离子、PM值、细菌含量等物质监测，定期发布这些数值。
“天气不还有预报么？一个公园里面，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空气质量、环境质量都是有差别的，在这种微环境下，我们想向人们推荐在哪些时段哪些地点适合开展哪些活动。”王忠君说，“人是生活在作为微环境的家里、公园，小气候对人们的影响其实更大。”
他找过不少公园沟通此事，希望他们配合，但他们多半对生态效益并不关注，亦不太理解他的做法。唯有圆明园公园一家为他们开了方便之门。王忠君带着几个学生每月去做一次环境监测。一年后，公园管理层人事变动，此项工作随即终止。
两年过去，王忠君的心愿没有打消。他有意进一步研究积累，然后在适当阶段推动这方面的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出台，以使日后有充分依据去游说推广。这位来自东北林区的森林旅游专业博士，总深信一点，“我们是改变不了大的环境，但我们可以适应自然，可以营造出一个大气环流下面的小环境。”
理论上，栽什么树，种什么花，山水石怎么搭配更合理，这其中的生态效益对现代城市不容忽视。以公园和绿地布局为例，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政府亦明文规定，城市人均公园绿地不能少于8到10平方米，出门500米必有绿地，但就实际运作来看，绿地安排往往流于见缝插针的点缀。
“不要口号喊得很大，实际上又很难落实。我倒觉得慢慢回到平常生活，从点滴做起，关注我们所生活的小环境，比远远关心大熊猫、关心大气环流重要。”王忠君说。
时至今日，原本透明无味的空气竟然生出不少颜色，在同一片空间下生存的人们，能否发生同呼吸共命运的清醒与振作？这是一个艰难命题。中国社会不缺环保理念说教，但现实情境中有些观念与认知偏差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摇动。
“一定是要在利益的推动下，产生共鸣时，这件事才能进行下去，说得狠一点，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只有当每一个人真正感觉到环境危害时，才会改变。”王一坤说。
他自己就是这样。若非之前学校老师布置了一次作业，要求他们用镜头捕捉社会问题，王一坤可能不会很快被触发。他去到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举目所见，面积浩瀚的一个填埋场气味扑鼻、污物横陈，可谓触目惊心。置身其中的王一坤受到严重刺激，自那以后，他决定要少用垃圾袋。进行环境监测后，不断对自己普及一些知识，他也才对环境问题有了更为纵深的理解。
“北京工厂是没有了，但汽车增加了很多，2007年到现在，北京的汽车快翻倍了。2010年12月最后一周，卖了相当于平常两个月的车子。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最管用的办法，还是政府制定非常强硬的政策去控制。”
他们并不迷信权力，但当前公权力所能发挥的效用无可怀疑，因其能自根本上使一些扭曲得到改观。明了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可以找到优势互补的切入点。王忠君就已入手这样做。
“过去园林规划和城市规划实际是拍脑袋的。路为什么那么修？树为什么只种这几种？在北方哪些植物释氧能力更强？哪些杀菌更强？什么是呼吸区？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