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入复旦新闻系念书，每天紧张学习，过得倒也充实。
　　然而，毕竟是成了家的人。妻子杨乔勋（昵称杨乔）带着4岁儿子詹越，远在四川金沙江边，相依为命，艰苦度日。娘儿俩成了我心中难以割舍的牵挂。
　　记得临别之际，杨乔背着儿子，到车站送行，眼圈红红的，泪水随时就要落下。我的心也十分酸楚，说不出的难受。杨乔说，到了上海，注意身体，莫要怕花钱，记得给我写信……我点点头，还未开口，车已经开了！
　　到了复旦，分了宿舍，安置妥贴，便伏在桌上，给杨乔写信。
　　自此，復旦-四川，四川-复旦，鸿雁传书，每逢隔周星期四，总会收到杨乔来信，同样时间，下周星期四，杨乔总会收到我的回信。
　　宿舍里的同学习惯了，凡有信来，总是第一时间交给我，笑笑，喂小詹，幸福时光到啦！杨乔也会定时到邮局取信，她说，收信的那天，心儿在歌唱！老远就会听到邮局门市王大姐高喊：乔娃，你的长篇小说到了！
　　就这么着，复旦四年，我俩通信四年，逐渐形成了长年不变的“法定日”。鸿雁传情，从未间断。定时通信，互诉衷肠，谈学习，谈工作，谈家庭，谈未来，谈人生，谈哲理……总有说不完的话！一般写信，也有一页两页，我们写信，起码五六页，有时甚至十几页！
　　写着写着，我俩的语言风格越来越接近，后来，连字体都越来越像了！接到杨乔来信，宿舍同学觉得奇怪，国枢呀，怎么你爱人写的字，同你的简直一模一样？我笑笑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所以才结为夫妻嘛！
　　有意思的是，儿子詹越受到感染，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他，妈妈回信之际，也给爸爸写了封信。看着詹越来信，心里非常温暖。
　　1982年春，大学毕业，分到北京。第二年冬，承蒙组织关心，杨乔和詹越调到北京，从不间断的“两地书”，终于画上句号。
　　我给杨乔的信，杨乔给我的信，至今我们还保留着，数了数，有200多封！专门装在两个抽屉里。有时拿出来看看，思绪便又回到当年，回到那个永远单纯、永远朴实、永远牵挂着彼此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