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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拓展投资空间”。“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是我国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目前距离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是城镇化对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正因如此，“十四五”将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主动顺应发展趋势，积极拓展投资空间，重点从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聚焦城镇化建设补短板、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三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发挥新型城镇化在拓展投资空间上的重要作用。
一、“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继续保持不断提升的态势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体的城镇化率也会随之提升。从跨国数据看，当某一经济体从较低收入类别跃升至较高收入类别的过程中，城镇化率将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见图1）。在全球范围内，世界银行按不同人均收入将全球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中上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四类。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GNI）首次超过1万美元，处于中上收入经济体行列。“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争取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预计到2025年人均GNI超过1.3万美元（按当前价计），在数值上满足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条件（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为12535美元以上）。为此，“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也将继续保持不断提升的态势。
相比全球人口大国的城镇化水平，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是偏低的，“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具有较大提升潜力。针对我国是人口大国的发展实际，以2018年总人口超过5000万人且人均GNI超过9000美元的经济体作为对标，全球符合条件的有13个经济体（见表1）。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是最低的（为59.2%），而其他经济体的城镇化率都在70%以上。特别是与我国人均GNI水平近似（即人均GNI处在1万美元上下）的经济体相比，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巴西4国的城镇化率也高出我国15个百分点以上。目前，我国处于中上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该类别经济体的平均城镇化率达到66.2%，也高出同期我国城镇化率近7个百分点。可见，“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有较大的提升潜力，至少将到2025年城镇化率才能赶上目前中上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大省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加快城镇化率提升的“主战场”，特别是河南、四川两地具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空间和潜力。从地区数据看，我国仍有不少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省份不仅大多集中于中西部地区，而且也是人口大省。以2019年常住人口超过5000万人的省份作为筛选对象，全国符合条件的有10个省份（见表2）。其中，安徽、湖南、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人均GDP和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河南、四川两地的城镇化率较低，仅为2013年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两地常住人口则接近2亿人。
二、“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带动具有较大空间和潜力
新型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带动具有较大空间和潜力，主要表现为城镇化率越高，人均资本存量也就越多;同时，城镇化率越深入，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幅度也就越大。
从国内看，城镇化带动投资需求主要可分为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城镇公共服务的投资需求、城镇住房的投资需求3个部分。基于全国的城镇投资数据，历年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房地产开发的投资规模合计占到同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50%左右，其中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占比分别为27%、4%、20%。进入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正式迈入50%的门槛，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带动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等资本存量也逐年快速累积（见图2）。经估算，2011—2019年期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1.2个百分点，同期的城镇各类资本存量年均增长达11.4%。截至2019年底，我国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等资本存量分别达到78万亿元、11.6万亿元、57.8万亿元。
从全球看，依据1960—2017年全球156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城镇化率与人均资本存量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一是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人均资本存量也同时走高，尤其是在城镇化率进入60%之后，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幅度将会越大。二是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带动效应明显，一般情形下，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经济体的人均资本存量增加1.3%。三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需求的效应将日益显著，城镇化率在进入60%之后，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同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加3.5%，该带动效应约为城镇化率处于50%—60%阶段的2倍。
三、政策建议
（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建议深化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政策等改革，重点聚焦在城镇稳定居住就业的存量农业转移人口，进一步扩大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多措并举消除各种后顾之忧，让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进、进得来、能扎根，切实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一是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放宽户籍准入限制，完善差别化落户政策，推动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便捷落户。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开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城市落户限制，精简特大超大城市积分落户项目，提高居住、就业、社保缴纳年限积分所占比重，取消积分落户数量限制。探索都市圈内城市积分年限互认。加快居住证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增加居住证服务项目。簡化户籍迁移手续，建立线上审核系统，提高落户便利度。
二是下大力气推动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出台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国家基础标准和地方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探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化管理，根据经济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扩大清单范围。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依托信息化管理手段，逐步完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补贴办法。增加人口流入地的教育投入和中小学教师编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在流入地享有普惠性托育和学前教育，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建立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社保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效率，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完善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制度。扩大公租房、租赁补贴和住房公积金对农业转移人口覆盖范围，通过盘活城市存量房产、健全公租房退出机制等方式改善居住条件。 三是进一步完善“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政策。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担市民化支出成本的机制，提高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积极性。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转移支付要考虑常住人口因素。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在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年度指标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合理用地需求，强化人口流入较多城市的市政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保障。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吸纳落户较多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补助机制。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建立健全“三权”自愿有偿市场化退出渠道，充分调动农民进城落户积极性。
（二）聚焦城镇化建设补短板
建议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注重补齐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等城镇化建设领域的短板弱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强大支撑。
一是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规划引导，尽快完成城市群和都市圈规划，并根据城市发展规律合理确定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范围。强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现代交通、信息、电力、管道等基础设施网络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发挥基础设施网络对城镇合理布局和分工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依托能级较高的中心城市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以轨道交通为重点健全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推进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向周边城镇合理延伸，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便捷通勤、同城化发展。在统一市场、公平竞争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城市间分工协作关系，在优化并发挥好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支持大中城市承接产业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二是扩大市政设施投资，提高城镇运行效率。以中小城市、县城为重点，加强环境卫生设施、城市道路、市政管网和排水防涝设施、公共停车场等设施建设，加快补齐市政设施与生态环境设施短板，逐一解决城市道路拥堵、停车难、出行不便、排水排涝不畅、公厕不足、黑臭水体、垃圾处置等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质量不高、市民关注度高的环境卫生设施与市政设施短缺问题，加大城市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救治处置能力建设，加快推进供水、供气管网全覆盖和城镇路面电网、通信网架空线入地，不断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
三是扩大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全面提升面向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水平和质量。加大财政对吸纳转移人口随迁子女较多城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的投入力度，扩大公立中小学、公办幼儿园资源供给，重点加大转移人口集中居住区域的供给力度，确保义务教育、幼儿教育的常住人口全覆盖，切实保障转移人口子女接受到公平、均等的义务教育与幼儿教育。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资力度，扩大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强化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统筹新老居民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托育设施、文化设施、体育健身场所设施、公园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强化转移人口集中居住区生活设施配套，打造便捷生活服务圈。
四是着力改善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和新市民住房问题。加大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力度，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环境，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人口净流入较多、住房保障需求较大的大中城市，加大公租房保障力度，发展一定数量的政策性租赁住房，促进解决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新落户的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阶段性住房困难。支持共有产权住房建设，帮助城镇无房常住人口中有一定支付能力、买不起商品住房的群体拥有产权住房。
（三）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
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巨大投融资需求，建议亟须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改革，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放开市场准入，激发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创新金融服务，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推进城镇可持续性发展。
一是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落实“非禁即入”投资政策，重点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放开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投资限制，破除制约社会资本进入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壁垒，鼓励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和运营市政公用设施，扩大市政公用设施服务的市场化供给。
二是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确定机制，一般债务限额与税收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专项债务限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项目收益相匹配。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合理处置存量债务的前提下，完善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投融资工具，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增加中长期政府债券品种，构建以地方政府债券为主导的融资体系，稳定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由省级政府统筹安排财政资金投入、政府投資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加大对薄弱领域、财政困难城市补短板项目的支持力度。
三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注重依托资本市场，拓宽投资项目融资渠道，推动市政公用企业上市和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稳妥推进基础设施REITs工作，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实现基础设施再融资，形成良性投资循环。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规范PPP项目运作，更多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市政设施项目投资和运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城乡融合典型项目、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项目等。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和职能定位，加大对城镇棚户区改造、生态环保、城乡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和工程的资金支持力度，对投资运营企业进行综合授信，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规模和力度。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副研究员）
一、“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继续保持不断提升的态势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体的城镇化率也会随之提升。从跨国数据看，当某一经济体从较低收入类别跃升至较高收入类别的过程中，城镇化率将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见图1）。在全球范围内，世界银行按不同人均收入将全球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中上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四类。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GNI）首次超过1万美元，处于中上收入经济体行列。“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争取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预计到2025年人均GNI超过1.3万美元（按当前价计），在数值上满足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条件（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为12535美元以上）。为此，“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也将继续保持不断提升的态势。
相比全球人口大国的城镇化水平，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是偏低的，“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具有较大提升潜力。针对我国是人口大国的发展实际，以2018年总人口超过5000万人且人均GNI超过9000美元的经济体作为对标，全球符合条件的有13个经济体（见表1）。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是最低的（为59.2%），而其他经济体的城镇化率都在70%以上。特别是与我国人均GNI水平近似（即人均GNI处在1万美元上下）的经济体相比，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巴西4国的城镇化率也高出我国15个百分点以上。目前，我国处于中上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该类别经济体的平均城镇化率达到66.2%，也高出同期我国城镇化率近7个百分点。可见，“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有较大的提升潜力，至少将到2025年城镇化率才能赶上目前中上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大省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加快城镇化率提升的“主战场”，特别是河南、四川两地具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空间和潜力。从地区数据看，我国仍有不少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省份不仅大多集中于中西部地区，而且也是人口大省。以2019年常住人口超过5000万人的省份作为筛选对象，全国符合条件的有10个省份（见表2）。其中，安徽、湖南、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人均GDP和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河南、四川两地的城镇化率较低，仅为2013年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两地常住人口则接近2亿人。
二、“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带动具有较大空间和潜力
新型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带动具有较大空间和潜力，主要表现为城镇化率越高，人均资本存量也就越多;同时，城镇化率越深入，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幅度也就越大。
从国内看，城镇化带动投资需求主要可分为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城镇公共服务的投资需求、城镇住房的投资需求3个部分。基于全国的城镇投资数据，历年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房地产开发的投资规模合计占到同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50%左右，其中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占比分别为27%、4%、20%。进入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正式迈入50%的门槛，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带动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等资本存量也逐年快速累积（见图2）。经估算，2011—2019年期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1.2个百分点，同期的城镇各类资本存量年均增长达11.4%。截至2019年底，我国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等资本存量分别达到78万亿元、11.6万亿元、57.8万亿元。
从全球看，依据1960—2017年全球156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城镇化率与人均资本存量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一是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人均资本存量也同时走高，尤其是在城镇化率进入60%之后，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幅度将会越大。二是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带动效应明显，一般情形下，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经济体的人均资本存量增加1.3%。三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需求的效应将日益显著，城镇化率在进入60%之后，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同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加3.5%，该带动效应约为城镇化率处于50%—60%阶段的2倍。
三、政策建议
（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建议深化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政策等改革，重点聚焦在城镇稳定居住就业的存量农业转移人口，进一步扩大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多措并举消除各种后顾之忧，让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进、进得来、能扎根，切实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一是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放宽户籍准入限制，完善差别化落户政策，推动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便捷落户。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开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城市落户限制，精简特大超大城市积分落户项目，提高居住、就业、社保缴纳年限积分所占比重，取消积分落户数量限制。探索都市圈内城市积分年限互认。加快居住证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增加居住证服务项目。簡化户籍迁移手续，建立线上审核系统，提高落户便利度。
二是下大力气推动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出台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国家基础标准和地方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探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化管理，根据经济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扩大清单范围。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依托信息化管理手段，逐步完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补贴办法。增加人口流入地的教育投入和中小学教师编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在流入地享有普惠性托育和学前教育，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建立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社保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效率，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完善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制度。扩大公租房、租赁补贴和住房公积金对农业转移人口覆盖范围，通过盘活城市存量房产、健全公租房退出机制等方式改善居住条件。 三是进一步完善“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政策。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担市民化支出成本的机制，提高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积极性。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转移支付要考虑常住人口因素。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在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年度指标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合理用地需求，强化人口流入较多城市的市政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保障。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吸纳落户较多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补助机制。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建立健全“三权”自愿有偿市场化退出渠道，充分调动农民进城落户积极性。
（二）聚焦城镇化建设补短板
建议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注重补齐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等城镇化建设领域的短板弱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强大支撑。
一是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规划引导，尽快完成城市群和都市圈规划，并根据城市发展规律合理确定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范围。强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现代交通、信息、电力、管道等基础设施网络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发挥基础设施网络对城镇合理布局和分工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依托能级较高的中心城市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以轨道交通为重点健全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推进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向周边城镇合理延伸，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便捷通勤、同城化发展。在统一市场、公平竞争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城市间分工协作关系，在优化并发挥好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支持大中城市承接产业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二是扩大市政设施投资，提高城镇运行效率。以中小城市、县城为重点，加强环境卫生设施、城市道路、市政管网和排水防涝设施、公共停车场等设施建设，加快补齐市政设施与生态环境设施短板，逐一解决城市道路拥堵、停车难、出行不便、排水排涝不畅、公厕不足、黑臭水体、垃圾处置等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质量不高、市民关注度高的环境卫生设施与市政设施短缺问题，加大城市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救治处置能力建设，加快推进供水、供气管网全覆盖和城镇路面电网、通信网架空线入地，不断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
三是扩大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全面提升面向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水平和质量。加大财政对吸纳转移人口随迁子女较多城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的投入力度，扩大公立中小学、公办幼儿园资源供给，重点加大转移人口集中居住区域的供给力度，确保义务教育、幼儿教育的常住人口全覆盖，切实保障转移人口子女接受到公平、均等的义务教育与幼儿教育。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资力度，扩大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强化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统筹新老居民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托育设施、文化设施、体育健身场所设施、公园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强化转移人口集中居住区生活设施配套，打造便捷生活服务圈。
四是着力改善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和新市民住房问题。加大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力度，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环境，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人口净流入较多、住房保障需求较大的大中城市，加大公租房保障力度，发展一定数量的政策性租赁住房，促进解决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新落户的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阶段性住房困难。支持共有产权住房建设，帮助城镇无房常住人口中有一定支付能力、买不起商品住房的群体拥有产权住房。
（三）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
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巨大投融资需求，建议亟须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改革，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放开市场准入，激发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创新金融服务，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推进城镇可持续性发展。
一是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落实“非禁即入”投资政策，重点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放开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投资限制，破除制约社会资本进入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壁垒，鼓励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和运营市政公用设施，扩大市政公用设施服务的市场化供给。
二是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确定机制，一般债务限额与税收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专项债务限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项目收益相匹配。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合理处置存量债务的前提下，完善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投融资工具，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增加中长期政府债券品种，构建以地方政府债券为主导的融资体系，稳定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由省级政府统筹安排财政资金投入、政府投資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加大对薄弱领域、财政困难城市补短板项目的支持力度。
三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注重依托资本市场，拓宽投资项目融资渠道，推动市政公用企业上市和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稳妥推进基础设施REITs工作，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实现基础设施再融资，形成良性投资循环。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规范PPP项目运作，更多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市政设施项目投资和运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城乡融合典型项目、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项目等。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和职能定位，加大对城镇棚户区改造、生态环保、城乡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和工程的资金支持力度，对投资运营企业进行综合授信，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规模和力度。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