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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适逢张大千诞辰120周年。4月1日至6月25日期间，台北故宫博物院携手台北历史博物馆推出“巨匠的剪影——张大千120岁纪念大展”，以此纪念这位中国画坛的“五百年来第一人”。
张大千为四川内江人，名爰，字季爰，别署大千居士，斋名大风堂。他的一生充满传奇，曾赴东瀛学习，一度入寺为僧，战火中还远赴敦煌临摹壁画，1949年后旅居海外，在亚、欧、美洲均举办过画展。
张大千长年沉浸于古代诸名家，尽收传统笔墨技法之精髓，从山水到人物、花鸟、畜兽等画科，无一不精。热衷于古书画的研究、学习与收藏，使他成为重要的鉴赏家，对中国绘画史也能提出精辟见解，晚年更发展出气势撼人的泼墨泼彩，开拓传统水墨的新境界。长达60多年的画龄，加上勤于创作，使其传世作品数量空前庞大，为世人留下可观的文化资产。
在中国近代画坛上，论综合成就，恐怕没有一个超过张大千的。他诗书画印样样精通，是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又有着极高的情商，为人仗义豪爽，人情练达，三教九流都能谈得来。把视野再放大，也可以看到，往往在被历史潮流裹挟的重大关口，他也总能凭自己判断作出最有利的选择——这一切已被历史证明。所以，他已经比单纯作为一个画家的境界要高了，徐悲鸿称赞其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实非过誉。
张大千是当今艺术市场上作品拍卖价格极高的艺术家，也是兼容传统与创新的20世纪国画大师。他的足迹虽然遍及中国和欧美日，但是晚年定居台北“摩耶精舍”，将许多重要的作品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先生逝世后，“摩耶精舍”交由台北故宫管理，并且成立了张大千纪念馆，所以张大千与台北故宫渊源颇深。在其诞辰百年之际，台北故宫举办了“张大千、毕加索东西艺术联展”，轰动一时。
此次展览遴选了张大千及其旧藏书画精品87件、张大千自用印等173件文物精品，通过8个不同主题，全面反映张大千从敦煌临摹到摹古创新，再到泼墨泼彩，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与精神。
张大千120周年大展海报的重要作品，是其晚年泼墨泼彩之作《山高水长》，由其好友张群捐赠予台北故宫。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将中国画带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张大千一生中，对其影响最深的老师当属曾熙、李瑞清。在今天，提起他们，很多人也许会感到并不熟悉，但在清末民初的上海，这两人可谓是“大佬”级人物。1917年，在众多上海书画界名人的见证下，张大千拜曾熙为师。不久，曾熙又介绍张大千拜好友李瑞清为师。在二位老师的带领下，张大千开始进入上流的文人圈子。
曾李二人精于鉴赏、且极富收藏，在二人的影响下，张大千年轻时就阅遍无数古畫。据研究张大千的专家学者傅申介绍，1920年秋，张大千曾经跟随两位老师前往当时上海书画大收藏家狄平子的平等阁观画，看到了一百数十幅宋元明清的作品。二十年后，张大千对于这些作品依然记忆犹新。
曾熙喜欢石涛，李瑞清喜欢八大，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张大千开始向传统学习，遍学石涛、八大山人以及元明大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山水画大师。可以说，没有曾熙与李瑞清对张大千的指导与提携，就没有日后张大千的艺术成就。所以当张大千谈及两位恩师对他的影响时，曾说道：“对老师来说，哪里敢说是影响，简直是受益甚多呀！”
张大千对恩师的书法既追慕又痴迷，他不仅花重金收藏了大量恩师的作品，书法上也秉承了两位恩师“碑帖分途”的理念，并结合一定的北碑用笔，加之自身的造型能力，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个人书风。此次展览特意展示了曾熙、李瑞清、张大千师徒三人的书法创作。
1927年，张群和张大千因画结缘，并发现在艺事方面两人最为契合，并因此维系了终身情谊。无论张大千是敦煌摹古，还是旅居巴西，张群对他的关心与资助都未曾中断过。张群还是张大千的救命恩人。1949年，张大千准备从成都远走海外，但机票难求，还是在张群的相助下，张大千才得以成行，也是这一张机票，几乎改变了大千后半生的命运。
除了自己支持张大千，张群还通令大千身旁亲友帮忙照护“均宜节省此老之精力，为国家珍惜一代之大师。”甚至，在张大千逝世后，张群还以95岁高龄亲自为老友治丧，“这是我早就对张大千约定的诺言”，并支付丧礼费用、处理遗产。
“我和大千友情深厚，是喜欢他的画，他的才。同宗更增浓了感情，可是我更珍视的是他的性格、他的为人。”张群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张大千也曾经说过张群多年以来都是最照顾他的。1968年，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为庆贺张群80大寿精心创作的《长江万里图》长卷，奠定了张氏在中国山水画上不可憾动的地位。
师友之外，家学自然是张大千成为艺术大家的另一重要原因。张大千自幼随母亲曾友贞习画，学习诗文书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耄耋图》是张大千母亲曾友贞极其罕见的作品，1982年5月第二个礼拜日，正是母亲节，服务中山文奖会的收藏家李叶霜，是曾当“内政部长”黄季陆的女婿，喜爱中国字画，经常出入骨董商店寻宝。他在牯岭街旧书店发现张大千慈母曾友贞画的《耄耋图》印刷图片，店长只知道是一幅白狸猫躺卧的图画，不知画者是谁，只以普通价卖给李叶霜;这对书念得多又追根究底的李叶霜来说真是喜出望外，此乃当时鼎名誉世大师之母的杰作，他直奔外双溪摩耶精舍，请张大千先生过目求证。张大千看到慈母《耄耋图》手泽，激动颤抖，泪水夺眶而出，当下拜托在场香港《大成杂志》主编沈苇窗、台湾《国语日报》总编羊汝德、东京李天海跟乐恕人，分别在港、台、日三地寻找，张大千说：“此画应该还在民间，打听到时要钱给钱，要画换画！不顾一切、何种代价，就是要取得。”可惜隔年沉苇窗（1918-1995）才在香港寻获此画，无奈张大千刚过世，便依其心愿挂于摩耶精舍中。 1927年曾熙画《眉寿无疆》为张大千母亲祝寿，题中对于自己所使用的金文“眉”字考证一番，从宋代到清代诸家皆无异议，特别指出清末金石学家刘心源（1848-1917）的误释。张大千事奉母亲至为孝顺，对于老师曾熙也是极为尊敬，故此梅画虽然逸笔草草，对张大千却是具有不同意义，此画后来就与摩耶精舍一同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张大千影响最大的家人还有他的二哥张善孖，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没有张善孖，就没有张大千。作为家人，张善孖最早发现张大千的绘画天赋和才能，10岁起，他就开始教张大千绘制人物和走兽，留学日本期间，张善孖又毫不吝啬地把国画技法、补款、题字、钤印等知识传授给张大千，此外还四处为他寻求所需的金石书画及参考资料。就连拜师曾熙，也是在张善孖的支持和引荐下进行的。
张善孖对其弟的支持，还表现在不断携张大千出入上海滩的文人雅集，利用各种场合，把八弟引荐给艺苑前辈名流，诸如陈散原，傅增湘，黄宾虹，齐白石，柳亚子，叶恭绰，谢玉岑，郎静山等。正如张大千所说：“我之所以绘画有所成就，是要感谢二家兄的教导。”
而对张善孖来说，张大千既是他引以为豪的八弟，又是画坛上不可多得的知己。他们共同拜在曾熙、李瑞清门下，只是张大千喜欢山水，张善孖痴迷画虎，此次展览中，《草泽巨虎》是张善孖的画虎代表。
“大千师友”部分，展示了曾熙、李瑞清、张善孖、张岳军这些对张大千影响至深的恩师、家人、伯乐的书画创作和信函，向观众再现了张大千不同凡响的朋友圈。
1928年，在恩师门下十年之久的张大千已小有所成，曾熙在给张大千《临石涛山水图卷》题跋时曾写道：“季爰写石涛，能摄石涛之魂魄至腕下，其才不在石涛下。”从清代石涛入手，张大千走上了一条追踪明人、元人、宋人、唐人画迹的“摹古”之路。
历史上许多人临摹的画一般只能临其貌，并未能深入其境;而张大千的伪古直达神似乱真。为了考验自己的伪古作品能否达到乱真的程度，他请黄宾虹、张葱玉、罗振玉、吴湖帆、溥儒、陈半丁、叶恭绰等鉴赏名家及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专家鉴定，并留下了许许多多趣闻轶事。张大千许多伪作的艺术价值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古代名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摹古之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来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巨然茂林叠嶂图》等等。而今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传为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到底是否为张大千伪作，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张大千这种超乎常人，甚至可以说“可怕”的摹古能力，让他被学术界的一些人所诟病，认为他人品有问题。“你讲他人品有问题就是人品有问题，造假本来就是一个瑕疵。但是，他的造假也是为了追求画艺。”
当然，傅申并不否认张大千摹古赚钱的目的。“因为哥哥经营的轮船公司破产，张大千需要钱养家。此外，他很喜欢古画收藏，也常常拿自己的画来换古画。但全靠他自己卖画，钱是不够的。”
张大千每一个阶段都会造一些仿古的画。“大千摹古”以今古对照的方式展出对张大千影响极深的古代书画作品，以及张大千摹古风格的作品，其中包括《张大千彷沉周蜀葵图》《张大千彷石涛山水》《张大千彷巨然夏山图》《张大千画松林亭子》等。其中传为董源的《江堤晚景》，是张大千先生捐赠给故宫的青绿山水大轴，同时也是台北故宫国宝级的文物。
如果仅临摹古画，张大千觉得自己的“师古”之路并不完整，他还要去敦煌“取经”。1941年3月，张大千携夫人、子侄及学生数人，开始了向往已久的敦煌之旅。这次旅行也成为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是其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作为国内首个来敦煌的著名画家，为了一点不差地临摹下壁画，张大千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专程到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工制作画布，同时又在当地购买了数百斤的藏蓝（石青）、藏绿（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还使用大量金粉、珍珠、翡翠等贵重原料。为此，张大千债台高筑，粗记耗资5000两黄金，动用78辆驴车才把东西运至敦煌。
1941年至1943年，耗时两年零七个月，张大千摹得各朝壁画340幅。“临摹壁画的原则是要一点不差地描绘，绝对不能参渗入自己的思想，这是我一再告知门生们的工作信条。临摹的每幅壁画，我都要题记色彩尺寸，全部求真。”张大千说。临摹壁画使他突破了宋、元画风的限制，上溯唐代、北朝高古的气息。此后大千的艺术思想、创作手法产生重大转变，例如：重视佛像与人物画、重视线条、追求复古的勾染、变小巧为伟大、变苟简为精密、女人都变为健美等等，开创出精丽、雄健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本次展出《摹释迦说法图》《摹榆林窟唐菩萨立像》《摹宋代伎乐》等人物画，体现其生动、流暢的线描，浓艳、端庄的色彩，精神饱满的人物形象。这些佳作不仅再现了古代壁画的神韵，同时也见证了大千如何化古为新，独辟蹊径。
这趟敦煌之行让张大千满载而归，1943年至1957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分别在兰州、成都、上海、重庆、印度、日本东京等地展出，引起“敦煌热”。这批作品也让众多藏家纷纷高价求购，但张大千宁可卖摹古作品还债，也不愿卖其中的任何一幅：“我们费尽千辛万苦临摹来的300多幅敦煌壁画我一幅都没卖，不管求购者愿出多么高的价钱，其原因就是我早已决定今后要把这批摹品全部献给国家……”
1955年，张大千的家人将其留下的临摹敦煌壁画及白描画等作品及文献220件全部交给国家，由四川省博物馆收藏。而张大千离开大陆时携带的62幅作品，也于1968年11月，托张群全数赠与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1955年，迁居海外的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郊外，发现了一块颇似成都平原的小盆地，而且价钱也不贵，就把它买了下来，并在上面修了一座纯粹的中国式园林“八德园”。
接下来的17年间，张大千几乎把他卖画的所有收入，都投入到“八德园”的修建中去了，他拔除了原本长在这里的玫瑰，在园里种上了松、柏、杉、竹、桃李、柑橘、樱桃、柿子、牡丹梅花等中国文人喜欢的物种，又收罗了大量奇石，作为山水画的灵感，还特意为废弃的毛笔修建了一个“笔冢”。这里是张大千休息、作画的理想之地，也寄托他对祖国的无限情思。
因为造八德园，张大千在搬石头的时候，不小心使眼睛的微血管破裂，随后又患了糖尿病，他的一只眼睛就坏了，从那之后，他开始戴着一边是黑色的眼镜创作，只是作品不再像之前那么精工细作。1957年，张大千赴巴黎举行个展，在那里，他见到了毕加索，并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作品风格大变，发展出了泼墨、泼彩等技法，并将中国绘画带入了前所未臻的境地。
创作于1956年的《大千狂涂册》，正是张大千这一时期新风格转折的代表作，笔墨豪迈简洁，率意淋漓。十余年之后，在1977年，为贺挚友张群88岁生日，张大千用泼墨、泼彩技法创作了一幅《山高水长》，与张大千之前的传统山水不同，这件作品不太追求画面的细节，重视画面的整体感和速度感，笔墨苍润，画面效果薄而透明，近似水彩，既带有创意又不失传统，是张大千泼彩技巧纯熟后的得心应手佳作。不仅如此，张大千还创作了《墨荷四联屏》《瑞士瓦浪湖》《集黄山谷辛稼轩联》等巨幅佳作。
张大千是近代最喜欢替自己写像的画家，据张大千研究学者傅申估计，其毕生所创作的自画像不下百幅。此次展览共展出十件，其中《我与我的小猴儿》画的是张大千与他最钟爱的黑猿，《五十九岁自画像》中的张大千是一个正在展卷阅读的古代高士，《乞食图》又将自己装扮成托钵化缘的乞丐，《锺馗》中张大千把自己化身为宗教神祇。
这些自画像中，钟馗自画像张大千画得最多，《锺馗》是张大千在1947年端午节为好友陈定山创作的。画中人作钟馗扮相，头戴乌纱帽，双手握剑，满脸的络腮胡，分明就是张大千本人的侧写。
此外还有一幅自画像最为奇特，《大千居士自写乞食图》中，张大千右手拖着一根竹筇（俗称讨饭棍），左手托着一只破钵（又称要饭碗），作求乞状。自古以来，谁会将自己画成乞丐？张大千在此之前也从未这样画过。1972年，刚从巴西迁居美国的张大千，又开始修建自己的新园子“环荜庵”，花钱大手大脚的他又没钱了，没办法，只能多办画展。因此他才创作了这件作品，把自己的卖画生涯比作“乞食生涯”。
据傅申介绍，张大千的自画像，基本上都是随画随送，只有这件作品随身携带。迁居台湾后，他将这幅自画像，送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慰堂。张大千逝世后，台北故宫博物院后任院长秦孝仪，接管张大千故居摩耶精舍，重新规划庭园时，就把《大千自写乞食图》摹刻在石碑上，置于巨石梅丘旁，供游客长期瞻仰。而此次展览中，就有张大千这张独一无二的自画像。
张大千在美国“环荜庵”住了不到六年，因年老思念家乡，加上好友相邀，便决定定居台湾。1977年，他开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对面，建造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站“摩耶精舍”。摩耶一词来自佛教典故，相传，摩耶是释迦牟尼的母亲，据说有三千大千世界在腹中，正因此张大千把自己的住所取名“摩耶精舍”。
因为是自己最后的家，张大千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设计，庭院里每一块石头的摆放、每一棵树的栽种、每一株花的位置，都是自己决定的。
园林建好后，张大千常常在这里创作，每每创作完成，喜欢热闹的他总会喊一些朋友过来，聊天、喝茶、作画，然后再品尝张大千亲自研究圈定的菜肴。《苏花揽胜》《阿里山晓望》描绘的是台湾的迷人风光。
张大千去世前，他就已经选好了自己的墓地，就在庭院内，这里有他喜欢的梅树。为此，他还專门从巴西运了一块巨石，亲自书写“梅丘”二字，作为墓园的名字。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逝世，亲朋尊其所愿，将他安葬在故居摩耶精舍院内，墓旁矗立着写有“梅丘”二字的石碑，墓志铭记录了张大千84年的人生足迹。至于摩耶精舍，也遵照张大千的遗愿，与他的全部画作一起捐出，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并提供免费参观和讲解服务。
张大千为四川内江人，名爰，字季爰，别署大千居士，斋名大风堂。他的一生充满传奇，曾赴东瀛学习，一度入寺为僧，战火中还远赴敦煌临摹壁画，1949年后旅居海外，在亚、欧、美洲均举办过画展。
张大千长年沉浸于古代诸名家，尽收传统笔墨技法之精髓，从山水到人物、花鸟、畜兽等画科，无一不精。热衷于古书画的研究、学习与收藏，使他成为重要的鉴赏家，对中国绘画史也能提出精辟见解，晚年更发展出气势撼人的泼墨泼彩，开拓传统水墨的新境界。长达60多年的画龄，加上勤于创作，使其传世作品数量空前庞大，为世人留下可观的文化资产。
在中国近代画坛上，论综合成就，恐怕没有一个超过张大千的。他诗书画印样样精通，是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又有着极高的情商，为人仗义豪爽，人情练达，三教九流都能谈得来。把视野再放大，也可以看到，往往在被历史潮流裹挟的重大关口，他也总能凭自己判断作出最有利的选择——这一切已被历史证明。所以，他已经比单纯作为一个画家的境界要高了，徐悲鸿称赞其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实非过誉。
张大千是当今艺术市场上作品拍卖价格极高的艺术家，也是兼容传统与创新的20世纪国画大师。他的足迹虽然遍及中国和欧美日，但是晚年定居台北“摩耶精舍”，将许多重要的作品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先生逝世后，“摩耶精舍”交由台北故宫管理，并且成立了张大千纪念馆，所以张大千与台北故宫渊源颇深。在其诞辰百年之际，台北故宫举办了“张大千、毕加索东西艺术联展”，轰动一时。
此次展览遴选了张大千及其旧藏书画精品87件、张大千自用印等173件文物精品，通过8个不同主题，全面反映张大千从敦煌临摹到摹古创新，再到泼墨泼彩，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与精神。
张大千120周年大展海报的重要作品，是其晚年泼墨泼彩之作《山高水长》，由其好友张群捐赠予台北故宫。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将中国画带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大千师友
在张大千一生中，对其影响最深的老师当属曾熙、李瑞清。在今天，提起他们，很多人也许会感到并不熟悉，但在清末民初的上海，这两人可谓是“大佬”级人物。1917年，在众多上海书画界名人的见证下，张大千拜曾熙为师。不久，曾熙又介绍张大千拜好友李瑞清为师。在二位老师的带领下，张大千开始进入上流的文人圈子。
曾李二人精于鉴赏、且极富收藏，在二人的影响下，张大千年轻时就阅遍无数古畫。据研究张大千的专家学者傅申介绍，1920年秋，张大千曾经跟随两位老师前往当时上海书画大收藏家狄平子的平等阁观画，看到了一百数十幅宋元明清的作品。二十年后，张大千对于这些作品依然记忆犹新。
曾熙喜欢石涛，李瑞清喜欢八大，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张大千开始向传统学习，遍学石涛、八大山人以及元明大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山水画大师。可以说，没有曾熙与李瑞清对张大千的指导与提携，就没有日后张大千的艺术成就。所以当张大千谈及两位恩师对他的影响时，曾说道：“对老师来说，哪里敢说是影响，简直是受益甚多呀！”
张大千对恩师的书法既追慕又痴迷，他不仅花重金收藏了大量恩师的作品，书法上也秉承了两位恩师“碑帖分途”的理念，并结合一定的北碑用笔，加之自身的造型能力，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个人书风。此次展览特意展示了曾熙、李瑞清、张大千师徒三人的书法创作。
1927年，张群和张大千因画结缘，并发现在艺事方面两人最为契合，并因此维系了终身情谊。无论张大千是敦煌摹古，还是旅居巴西，张群对他的关心与资助都未曾中断过。张群还是张大千的救命恩人。1949年，张大千准备从成都远走海外，但机票难求，还是在张群的相助下，张大千才得以成行，也是这一张机票，几乎改变了大千后半生的命运。
除了自己支持张大千，张群还通令大千身旁亲友帮忙照护“均宜节省此老之精力，为国家珍惜一代之大师。”甚至，在张大千逝世后，张群还以95岁高龄亲自为老友治丧，“这是我早就对张大千约定的诺言”，并支付丧礼费用、处理遗产。
“我和大千友情深厚，是喜欢他的画，他的才。同宗更增浓了感情，可是我更珍视的是他的性格、他的为人。”张群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张大千也曾经说过张群多年以来都是最照顾他的。1968年，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为庆贺张群80大寿精心创作的《长江万里图》长卷，奠定了张氏在中国山水画上不可憾动的地位。
师友之外，家学自然是张大千成为艺术大家的另一重要原因。张大千自幼随母亲曾友贞习画，学习诗文书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耄耋图》是张大千母亲曾友贞极其罕见的作品，1982年5月第二个礼拜日，正是母亲节，服务中山文奖会的收藏家李叶霜，是曾当“内政部长”黄季陆的女婿，喜爱中国字画，经常出入骨董商店寻宝。他在牯岭街旧书店发现张大千慈母曾友贞画的《耄耋图》印刷图片，店长只知道是一幅白狸猫躺卧的图画，不知画者是谁，只以普通价卖给李叶霜;这对书念得多又追根究底的李叶霜来说真是喜出望外，此乃当时鼎名誉世大师之母的杰作，他直奔外双溪摩耶精舍，请张大千先生过目求证。张大千看到慈母《耄耋图》手泽，激动颤抖，泪水夺眶而出，当下拜托在场香港《大成杂志》主编沈苇窗、台湾《国语日报》总编羊汝德、东京李天海跟乐恕人，分别在港、台、日三地寻找，张大千说：“此画应该还在民间，打听到时要钱给钱，要画换画！不顾一切、何种代价，就是要取得。”可惜隔年沉苇窗（1918-1995）才在香港寻获此画，无奈张大千刚过世，便依其心愿挂于摩耶精舍中。 1927年曾熙画《眉寿无疆》为张大千母亲祝寿，题中对于自己所使用的金文“眉”字考证一番，从宋代到清代诸家皆无异议，特别指出清末金石学家刘心源（1848-1917）的误释。张大千事奉母亲至为孝顺，对于老师曾熙也是极为尊敬，故此梅画虽然逸笔草草，对张大千却是具有不同意义，此画后来就与摩耶精舍一同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张大千影响最大的家人还有他的二哥张善孖，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没有张善孖，就没有张大千。作为家人，张善孖最早发现张大千的绘画天赋和才能，10岁起，他就开始教张大千绘制人物和走兽，留学日本期间，张善孖又毫不吝啬地把国画技法、补款、题字、钤印等知识传授给张大千，此外还四处为他寻求所需的金石书画及参考资料。就连拜师曾熙，也是在张善孖的支持和引荐下进行的。
张善孖对其弟的支持，还表现在不断携张大千出入上海滩的文人雅集，利用各种场合，把八弟引荐给艺苑前辈名流，诸如陈散原，傅增湘，黄宾虹，齐白石，柳亚子，叶恭绰，谢玉岑，郎静山等。正如张大千所说：“我之所以绘画有所成就，是要感谢二家兄的教导。”
而对张善孖来说，张大千既是他引以为豪的八弟，又是画坛上不可多得的知己。他们共同拜在曾熙、李瑞清门下，只是张大千喜欢山水，张善孖痴迷画虎，此次展览中，《草泽巨虎》是张善孖的画虎代表。
“大千师友”部分，展示了曾熙、李瑞清、张善孖、张岳军这些对张大千影响至深的恩师、家人、伯乐的书画创作和信函，向观众再现了张大千不同凡响的朋友圈。
集古得新
1928年，在恩师门下十年之久的张大千已小有所成，曾熙在给张大千《临石涛山水图卷》题跋时曾写道：“季爰写石涛，能摄石涛之魂魄至腕下，其才不在石涛下。”从清代石涛入手，张大千走上了一条追踪明人、元人、宋人、唐人画迹的“摹古”之路。
历史上许多人临摹的画一般只能临其貌，并未能深入其境;而张大千的伪古直达神似乱真。为了考验自己的伪古作品能否达到乱真的程度，他请黄宾虹、张葱玉、罗振玉、吴湖帆、溥儒、陈半丁、叶恭绰等鉴赏名家及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专家鉴定，并留下了许许多多趣闻轶事。张大千许多伪作的艺术价值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古代名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摹古之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来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巨然茂林叠嶂图》等等。而今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传为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到底是否为张大千伪作，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张大千这种超乎常人，甚至可以说“可怕”的摹古能力，让他被学术界的一些人所诟病，认为他人品有问题。“你讲他人品有问题就是人品有问题，造假本来就是一个瑕疵。但是，他的造假也是为了追求画艺。”
当然，傅申并不否认张大千摹古赚钱的目的。“因为哥哥经营的轮船公司破产，张大千需要钱养家。此外，他很喜欢古画收藏，也常常拿自己的画来换古画。但全靠他自己卖画，钱是不够的。”
张大千每一个阶段都会造一些仿古的画。“大千摹古”以今古对照的方式展出对张大千影响极深的古代书画作品，以及张大千摹古风格的作品，其中包括《张大千彷沉周蜀葵图》《张大千彷石涛山水》《张大千彷巨然夏山图》《张大千画松林亭子》等。其中传为董源的《江堤晚景》，是张大千先生捐赠给故宫的青绿山水大轴，同时也是台北故宫国宝级的文物。
临摹敦煌
如果仅临摹古画，张大千觉得自己的“师古”之路并不完整，他还要去敦煌“取经”。1941年3月，张大千携夫人、子侄及学生数人，开始了向往已久的敦煌之旅。这次旅行也成为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是其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作为国内首个来敦煌的著名画家，为了一点不差地临摹下壁画，张大千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专程到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工制作画布，同时又在当地购买了数百斤的藏蓝（石青）、藏绿（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还使用大量金粉、珍珠、翡翠等贵重原料。为此，张大千债台高筑，粗记耗资5000两黄金，动用78辆驴车才把东西运至敦煌。
1941年至1943年，耗时两年零七个月，张大千摹得各朝壁画340幅。“临摹壁画的原则是要一点不差地描绘，绝对不能参渗入自己的思想，这是我一再告知门生们的工作信条。临摹的每幅壁画，我都要题记色彩尺寸，全部求真。”张大千说。临摹壁画使他突破了宋、元画风的限制，上溯唐代、北朝高古的气息。此后大千的艺术思想、创作手法产生重大转变，例如：重视佛像与人物画、重视线条、追求复古的勾染、变小巧为伟大、变苟简为精密、女人都变为健美等等，开创出精丽、雄健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本次展出《摹释迦说法图》《摹榆林窟唐菩萨立像》《摹宋代伎乐》等人物画，体现其生动、流暢的线描，浓艳、端庄的色彩，精神饱满的人物形象。这些佳作不仅再现了古代壁画的神韵，同时也见证了大千如何化古为新，独辟蹊径。
这趟敦煌之行让张大千满载而归，1943年至1957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分别在兰州、成都、上海、重庆、印度、日本东京等地展出，引起“敦煌热”。这批作品也让众多藏家纷纷高价求购，但张大千宁可卖摹古作品还债，也不愿卖其中的任何一幅：“我们费尽千辛万苦临摹来的300多幅敦煌壁画我一幅都没卖，不管求购者愿出多么高的价钱，其原因就是我早已决定今后要把这批摹品全部献给国家……”
1955年，张大千的家人将其留下的临摹敦煌壁画及白描画等作品及文献220件全部交给国家，由四川省博物馆收藏。而张大千离开大陆时携带的62幅作品，也于1968年11月，托张群全数赠与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泼彩变革
1955年，迁居海外的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郊外，发现了一块颇似成都平原的小盆地，而且价钱也不贵，就把它买了下来，并在上面修了一座纯粹的中国式园林“八德园”。
接下来的17年间，张大千几乎把他卖画的所有收入，都投入到“八德园”的修建中去了，他拔除了原本长在这里的玫瑰，在园里种上了松、柏、杉、竹、桃李、柑橘、樱桃、柿子、牡丹梅花等中国文人喜欢的物种，又收罗了大量奇石，作为山水画的灵感，还特意为废弃的毛笔修建了一个“笔冢”。这里是张大千休息、作画的理想之地，也寄托他对祖国的无限情思。
因为造八德园，张大千在搬石头的时候，不小心使眼睛的微血管破裂，随后又患了糖尿病，他的一只眼睛就坏了，从那之后，他开始戴着一边是黑色的眼镜创作，只是作品不再像之前那么精工细作。1957年，张大千赴巴黎举行个展，在那里，他见到了毕加索，并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作品风格大变，发展出了泼墨、泼彩等技法，并将中国绘画带入了前所未臻的境地。
创作于1956年的《大千狂涂册》，正是张大千这一时期新风格转折的代表作，笔墨豪迈简洁，率意淋漓。十余年之后，在1977年，为贺挚友张群88岁生日，张大千用泼墨、泼彩技法创作了一幅《山高水长》，与张大千之前的传统山水不同，这件作品不太追求画面的细节，重视画面的整体感和速度感，笔墨苍润，画面效果薄而透明，近似水彩，既带有创意又不失传统，是张大千泼彩技巧纯熟后的得心应手佳作。不仅如此，张大千还创作了《墨荷四联屏》《瑞士瓦浪湖》《集黄山谷辛稼轩联》等巨幅佳作。
张大千内心世界的自画像
张大千是近代最喜欢替自己写像的画家，据张大千研究学者傅申估计，其毕生所创作的自画像不下百幅。此次展览共展出十件，其中《我与我的小猴儿》画的是张大千与他最钟爱的黑猿，《五十九岁自画像》中的张大千是一个正在展卷阅读的古代高士，《乞食图》又将自己装扮成托钵化缘的乞丐，《锺馗》中张大千把自己化身为宗教神祇。
这些自画像中，钟馗自画像张大千画得最多，《锺馗》是张大千在1947年端午节为好友陈定山创作的。画中人作钟馗扮相，头戴乌纱帽，双手握剑，满脸的络腮胡，分明就是张大千本人的侧写。
此外还有一幅自画像最为奇特，《大千居士自写乞食图》中，张大千右手拖着一根竹筇（俗称讨饭棍），左手托着一只破钵（又称要饭碗），作求乞状。自古以来，谁会将自己画成乞丐？张大千在此之前也从未这样画过。1972年，刚从巴西迁居美国的张大千，又开始修建自己的新园子“环荜庵”，花钱大手大脚的他又没钱了，没办法，只能多办画展。因此他才创作了这件作品，把自己的卖画生涯比作“乞食生涯”。
据傅申介绍，张大千的自画像，基本上都是随画随送，只有这件作品随身携带。迁居台湾后，他将这幅自画像，送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慰堂。张大千逝世后，台北故宫博物院后任院长秦孝仪，接管张大千故居摩耶精舍，重新规划庭园时，就把《大千自写乞食图》摹刻在石碑上，置于巨石梅丘旁，供游客长期瞻仰。而此次展览中，就有张大千这张独一无二的自画像。
张大千与台湾
张大千在美国“环荜庵”住了不到六年，因年老思念家乡，加上好友相邀，便决定定居台湾。1977年，他开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对面，建造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站“摩耶精舍”。摩耶一词来自佛教典故，相传，摩耶是释迦牟尼的母亲，据说有三千大千世界在腹中，正因此张大千把自己的住所取名“摩耶精舍”。
因为是自己最后的家，张大千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设计，庭院里每一块石头的摆放、每一棵树的栽种、每一株花的位置，都是自己决定的。
园林建好后，张大千常常在这里创作，每每创作完成，喜欢热闹的他总会喊一些朋友过来，聊天、喝茶、作画，然后再品尝张大千亲自研究圈定的菜肴。《苏花揽胜》《阿里山晓望》描绘的是台湾的迷人风光。
张大千去世前，他就已经选好了自己的墓地，就在庭院内，这里有他喜欢的梅树。为此，他还專门从巴西运了一块巨石，亲自书写“梅丘”二字，作为墓园的名字。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逝世，亲朋尊其所愿，将他安葬在故居摩耶精舍院内，墓旁矗立着写有“梅丘”二字的石碑，墓志铭记录了张大千84年的人生足迹。至于摩耶精舍，也遵照张大千的遗愿，与他的全部画作一起捐出，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并提供免费参观和讲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