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官”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特别的含义和位置。读《战国策》,苏秦合纵联横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最初苏秦以联横说秦,未被采纳,失意落魄,“形容枯槁,面目黎黑”,回到家中,看到他这副模样,父母妻嫂都不理他,视同路人。悲凄之下,他夜以继日,刻苦钻研,“期年,揣摩成”,转而以合纵游说六国,大获成功,以一人之身而挂六国之相印,尊宠至极。再回到家中时,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子更是“蛇行匍伏”,前后之反差,皆因此时的苏秦“位尊而多金”,也就是既有权又有钱。难怪苏秦会感叹:富贵对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啊!
　　在古汉语中,富和贵是两个概念,有钱财曰富,有权势曰贵。所以才有“财富”和“权贵”之说。但“富”与“贵”又是紧密相连的,自古至今,以“富”买“贵”和以“贵”得“富”的事例比比皆是。因而做官本身成了不少人发家致富的“终南捷径”。常言道,千里做官,为的是吃穿,实则不止于吃穿,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得利之丰厚,前景之诱人,不能不让人心动。这也说明,中国人追求做官,从骨子里是为了追求富贵,追求名利,与商人逐利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偶尔出上几个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做官的官员,便成了国之廉吏,世之清官,以至于能够名垂青史。
　　如果说中国人做官的功利性目的十分明确,那么在功与利之间,又多倾向于利,而功则成为取利的手段和途径。历史上许多有功于社稷的人,最后又往往为利所害。更多的官员,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以权谋私,以权求利,把官场做成了生意场。如此积习日久,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便发展起来,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一种“官商”文化。这和官员经商的“官商”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把做官作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正因为如此,官也是可以拿来买和卖的。这种文化,或者说“官念”在官场中早已根深蒂固,并在国人当中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古人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说白了就是“惟有做官高”,而做官则是做官者本人及其家族彻底“翻身”过上好日子的关键,不然,怎么会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呢?做官也就理所当然成了中国人最高的理想和追求。当下的应试教育,公务员热,也可以说是这种“官念”在现实中的体现。虽然口头上唱着“咱老百姓”,但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一个人想当“老百姓”,都在想方设法和它划清界限。就连艺人们也都张口闭口称“老百姓”如何如何,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从“老百姓”中分离了出来,尽管此时他们的父母或许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尽管如此,要说当官有百利而无一害也是不客观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风险的,只是由于它的风险远远小于它所带来的利益,才让人趋之若鹜。但仔细分析起来,和传统意义上做官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相比,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些风险,或者说代价,就是当官有可能伤神、伤身、伤心:要认真地听和不断地说令人讨厌的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废话;要把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津津有味地讲给别人,还要显得很有水平;要违心地用最美好的语言对特定的人和事进行赞美和评价,还不能让人觉得不真诚;要以极大的热情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来送往,还不能让人觉得有懈怠的表情……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悲剧色彩的东西,人们常常会把它忽略了。
　　除此之外,还要承受国人对当官的矛盾心理。古往今来,一方面人人都想着当官,从上学的第一天起目标就很明确;一方面又都对当官的有一种天然的仇视。人们常常讲“仇富”心理,其实“仇官”心理有时更甚,原因与“仇富”相同,当官的人比一般人过得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利用权力获取了更多的好处,为自己争得了更多的利益,还要说假话、空话、大话,老百姓当然不会满意。古时候的贪官视百姓为“刁民”,老百姓则称其为“狗官”,连人都做不得了。而与此同时,就像人人都想成为富人一样,人人也都想着当官,尽管存在着“做不得人”的危险。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国人的“官念”也应该有所转变。要换个角度来看待为官的利害,不要让利欲之心扭曲了我们的选择。但这看起来确实有些困难。因为许多人梦想着靠走这条路“脱贫致富”,光宗耀祖。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缺失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为人民服务”、“为民谋利”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中国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部分官员权衡利害的结果。当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百姓的利益需要取舍时,一些官员牺牲的往往是百姓的利益,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才使得中国的廉政建设任重而道远。然而更可悲的是,我们当中的不少人一方面对一些官员的行径加以愤怒的谴责,一方面又在努力“奋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脱离“百姓”的行列,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不为别的,只是想成为某些利益的分享者,得到与他们一样的好处和特权,实现自己的“富贵”梦。如此循环往复,岂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