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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一天，美国时间凌晨2：00，陈彧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纽约洛克菲勒广场德勤总部的办公室里，通过花椒直播与大家见面。国内热播剧《我的前半生》引发了大家对于咨询行业的好奇，借着余温，陈彧侃侃而谈，亲切得体，分享自己作为一名德勤公司咨询师的日常生活。
陈彧的母亲谷永青在8月里同样忙碌着。26日，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亲子家庭教育畅销书《从卡内基到常春藤》的北京站新书首发仪式暨签售讲座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作者之一的谷永青现场与大家分享自己一路陪伴女儿成长的故事。
陈彧和母亲共同执笔，在《从卡内基到常春藤》一书中讲述成长。对陈彧来说，这是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回望，她在后记中写道：“也许你已经发现了，我在求学和求职的过程中有迷茫，有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趟过去的喜悦，还有没趟过去的挫败。如果你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选择的压力，如果你也觉得长路漫漫看不到头，那么希望你能从这本书里找到一个同路人。这将是我最高兴的事。”
良好的亲子关系来自于高质量的陪伴
19岁生日那天，陈彧在给父母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最近我读到一段话，孩子到了12岁，要渐渐实现自己的人格独立，确认‘自己’的存在，所以要在心理上渐渐和父母分离。虽然对父母来说，这种分离很痛苦，但是心理健康的父母可以忍住，逐渐放松对孩子的控制；心理不健康的父母接受不了这种转变，会用加强的控制来确认自己在孩子心里的重要性，所以孩子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这种分离……我看完以后突然觉得爸爸妈妈很伟大啊！竟然能够忍住不舒服让我成长。让我觉得更幸运的是，我在这种分离期间并没有觉得不适应，好像一切转变都是自然而然的。”
她将成长过程中，自己与父母的相处模式总结为“有高质量的陪伴，也有彼此的空间”。除了事先相互约定好的底线问题之外，父母的充分放权令陈彧感到自己是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人，而非一个幼稚无知的孩子，这份尊重与信任，是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
而高质量的陪伴，陈彧认为是“父母全心全意地陪伴孩子做一件事”。“父母在陪伴孩子时的心猿意马，孩子是可以感受到的。孩子会有一种特别的‘公平’概念，如果父母一味要求孩子学习，自己却在一边玩手机，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自然会有逆反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父母以身作则特别重要。”她说。
她阅读习惯的养成就得益于这“高质量的陪伴”和“充分的空间”。小时候，母亲常常在周末带她去书城，对于那时的陈彧来说，和父母一起逛书店，然后再去书城对面的麦当劳，基本成为了最令她期待的家庭例行周末活动。平日里晚饭后，看到坐在沙发上人手一本书安静阅读的父母，陈彧也会去找来一本书，坐在父母旁边，融入群体。
“在两件事上，妈妈从来不会对我指手画脚。”陈彧说，“其中一件事就是看书。妈妈的理解是，书虽然有好坏之分，但是不能一味地剥夺孩子‘试验’的机会，因为只有读过各种书以后才能锻炼出自己的分辨能力。而且，在孩子过小的年龄逼着他读大部头的、晦涩的名著，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还不如顺其自然，让他们在合适的年龄发现新大陆。”
正因如此，陈彧在初中、高中时，既阅尽当时的青春流行小说，也喜爱《士兵突击》《亮剑》《浮沉》《贞观长歌》等文学作品。“可能是受我妈妈的影响，我喜欢大局面的、铺开的故事。”陈彧说。大学之后，她开始迷恋二战的历史，在大学里选修德语课的同时，她阅读了包括John Keegan的《The SecondWorld War》以及Anthony Read的《The Devil's Disciples：The Lives and Times of Hitler's Inner Circle》在内的很多书籍。在她看来，一如大家常说的那样，二战的成因有它的必然性，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它的文化性。“仔细研究德国文化，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个‘秩序性’偏好，倾向刚烈、果断与纯粹。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可以很容易地抓住和引导民意。”陈彧分析道。
学着与自己相处
旅美教育学家黄全愈认为，最适合出国留学的年纪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出去读本科。其原因在于，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人格，同时语言学习能力也还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在陈彧对未来还懵懵懂懂的高一阶段时，母亲谷永青便有意引导女儿，为她报名了新东方的暑假班。也许是母亲的有意引导起了作用，高二时，陈彧越来越觉得出国读大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也就坚定信心、一条道儿走到了黑。
2012年，陈彧从青岛二中毕业，前往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康奈尔大学就读运筹与信息工程专业，一段新生活就此展开。
《从卡内基到常春藤》中有一篇文字题目叫做《需要多少温暖，才能抵御孤单》，陈彧在其中写到：“我觉得留学孤单这事儿，就像战争。那是一种体会了之后才明白的感觉，是一种历练过后才能获得的心境。”
陈彧在出国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一开始新生们到各自宿舍报到时，她不惧怕自己的“中式英语”，主动前去找人聊天。渐渐的，朋友越来越多，英语也越说越溜。但当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时，多数时候是学着与自己相处的，一个人坐在食堂里吃饭、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一个人去按摩店做推拿……即使总感到有那么一点孤单，但陈彧認为自己是需要这种“孤单”的，“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角落，是小时候内向的自己。在这个小角落里，我反省自己，和自己对话。”这成为了一股重要的力量，在她的生活中构成了某种平衡。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在他看来，耶鲁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留学的价值同样也更加凸显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之外。
陈彧从中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学会了与人沟通的艺术。回望过去的自己，那时认为会沟通就是说话多，一股脑儿地把自己想说的都说给对方听。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她发现很多美国的同学都是聊天高手，他们善于从细枝末节之处推理出对方的兴趣点，双方对话有来有往，共同把握谈话的走向，而不是让对话成为单口相声。“美国人还非常善于用small talk，我翻译成闲聊或者瞎扯，即使是简单地在车站等个车，都会有人跟你说天气不错之类的，很多时候对话由此展开。”她说。
这在求职的时候给了她极大的帮助。准备校招时，陈彧为了短时间内给别人留下印象，“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地厚着脸皮找了许多校友和HR聊天，结交人脉。“除了与他们聊我作为一个工科生为什么想进咨询行业之外，就是闲扯了，比如问他们最近去了哪里度假、聊聊康奈尔自他们毕业之后的变化、有哪些共同喜欢或者讨厌的老师、大学城最受欢迎的酒吧等等，核心就是找出自己和他们的共同点，引起共鸣。” 陈彧说。她想起了自己曾经与一位德勤资深经理的聊天，“我们都喜欢帆船。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在青岛奥帆基地学习过单人帆船，而在大四和他聊天的时候，又正好在康奈尔上大型帆船课。他说自己是在纽约州附近航行，还给我介绍了好几条长线路。”
陈彧在书里写道：“我只是希望，我的人生以后不要用成功定义，而要用伟大、高尚和快乐定义。”她回忆起自己初上大学时的迷茫一一常春藤藏龙卧虎，如果要和他们每一个人较短长的话，是比不过来的。她试图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想找到一个平衡点。“后来我得出的结论是，做事情要为自己而做，如果是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再困难也要做，如果只是因为达到别人的期许，那么再容易也不做。遵从自己的内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美国精神，可能我在不知不觉中也有点受感染了。” 陈彧说。
陈彧的母亲谷永青在8月里同样忙碌着。26日，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亲子家庭教育畅销书《从卡内基到常春藤》的北京站新书首发仪式暨签售讲座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作者之一的谷永青现场与大家分享自己一路陪伴女儿成长的故事。
陈彧和母亲共同执笔，在《从卡内基到常春藤》一书中讲述成长。对陈彧来说，这是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回望，她在后记中写道：“也许你已经发现了，我在求学和求职的过程中有迷茫，有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趟过去的喜悦，还有没趟过去的挫败。如果你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选择的压力，如果你也觉得长路漫漫看不到头，那么希望你能从这本书里找到一个同路人。这将是我最高兴的事。”
良好的亲子关系来自于高质量的陪伴
19岁生日那天，陈彧在给父母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最近我读到一段话，孩子到了12岁，要渐渐实现自己的人格独立，确认‘自己’的存在，所以要在心理上渐渐和父母分离。虽然对父母来说，这种分离很痛苦，但是心理健康的父母可以忍住，逐渐放松对孩子的控制；心理不健康的父母接受不了这种转变，会用加强的控制来确认自己在孩子心里的重要性，所以孩子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这种分离……我看完以后突然觉得爸爸妈妈很伟大啊！竟然能够忍住不舒服让我成长。让我觉得更幸运的是，我在这种分离期间并没有觉得不适应，好像一切转变都是自然而然的。”
她将成长过程中，自己与父母的相处模式总结为“有高质量的陪伴，也有彼此的空间”。除了事先相互约定好的底线问题之外，父母的充分放权令陈彧感到自己是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人，而非一个幼稚无知的孩子，这份尊重与信任，是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
而高质量的陪伴，陈彧认为是“父母全心全意地陪伴孩子做一件事”。“父母在陪伴孩子时的心猿意马，孩子是可以感受到的。孩子会有一种特别的‘公平’概念，如果父母一味要求孩子学习，自己却在一边玩手机，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自然会有逆反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父母以身作则特别重要。”她说。
她阅读习惯的养成就得益于这“高质量的陪伴”和“充分的空间”。小时候，母亲常常在周末带她去书城，对于那时的陈彧来说，和父母一起逛书店，然后再去书城对面的麦当劳，基本成为了最令她期待的家庭例行周末活动。平日里晚饭后，看到坐在沙发上人手一本书安静阅读的父母，陈彧也会去找来一本书，坐在父母旁边，融入群体。
“在两件事上，妈妈从来不会对我指手画脚。”陈彧说，“其中一件事就是看书。妈妈的理解是，书虽然有好坏之分，但是不能一味地剥夺孩子‘试验’的机会，因为只有读过各种书以后才能锻炼出自己的分辨能力。而且，在孩子过小的年龄逼着他读大部头的、晦涩的名著，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还不如顺其自然，让他们在合适的年龄发现新大陆。”
正因如此，陈彧在初中、高中时，既阅尽当时的青春流行小说，也喜爱《士兵突击》《亮剑》《浮沉》《贞观长歌》等文学作品。“可能是受我妈妈的影响，我喜欢大局面的、铺开的故事。”陈彧说。大学之后，她开始迷恋二战的历史，在大学里选修德语课的同时，她阅读了包括John Keegan的《The SecondWorld War》以及Anthony Read的《The Devil's Disciples：The Lives and Times of Hitler's Inner Circle》在内的很多书籍。在她看来，一如大家常说的那样，二战的成因有它的必然性，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它的文化性。“仔细研究德国文化，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个‘秩序性’偏好，倾向刚烈、果断与纯粹。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可以很容易地抓住和引导民意。”陈彧分析道。
学着与自己相处
旅美教育学家黄全愈认为，最适合出国留学的年纪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出去读本科。其原因在于，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人格，同时语言学习能力也还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在陈彧对未来还懵懵懂懂的高一阶段时，母亲谷永青便有意引导女儿，为她报名了新东方的暑假班。也许是母亲的有意引导起了作用，高二时，陈彧越来越觉得出国读大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也就坚定信心、一条道儿走到了黑。
2012年，陈彧从青岛二中毕业，前往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康奈尔大学就读运筹与信息工程专业，一段新生活就此展开。
《从卡内基到常春藤》中有一篇文字题目叫做《需要多少温暖，才能抵御孤单》，陈彧在其中写到：“我觉得留学孤单这事儿，就像战争。那是一种体会了之后才明白的感觉，是一种历练过后才能获得的心境。”
陈彧在出国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一开始新生们到各自宿舍报到时，她不惧怕自己的“中式英语”，主动前去找人聊天。渐渐的，朋友越来越多，英语也越说越溜。但当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时，多数时候是学着与自己相处的，一个人坐在食堂里吃饭、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一个人去按摩店做推拿……即使总感到有那么一点孤单，但陈彧認为自己是需要这种“孤单”的，“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角落，是小时候内向的自己。在这个小角落里，我反省自己，和自己对话。”这成为了一股重要的力量，在她的生活中构成了某种平衡。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在他看来，耶鲁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留学的价值同样也更加凸显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之外。
陈彧从中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学会了与人沟通的艺术。回望过去的自己，那时认为会沟通就是说话多，一股脑儿地把自己想说的都说给对方听。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她发现很多美国的同学都是聊天高手，他们善于从细枝末节之处推理出对方的兴趣点，双方对话有来有往，共同把握谈话的走向，而不是让对话成为单口相声。“美国人还非常善于用small talk，我翻译成闲聊或者瞎扯，即使是简单地在车站等个车，都会有人跟你说天气不错之类的，很多时候对话由此展开。”她说。
这在求职的时候给了她极大的帮助。准备校招时，陈彧为了短时间内给别人留下印象，“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地厚着脸皮找了许多校友和HR聊天，结交人脉。“除了与他们聊我作为一个工科生为什么想进咨询行业之外，就是闲扯了，比如问他们最近去了哪里度假、聊聊康奈尔自他们毕业之后的变化、有哪些共同喜欢或者讨厌的老师、大学城最受欢迎的酒吧等等，核心就是找出自己和他们的共同点，引起共鸣。” 陈彧说。她想起了自己曾经与一位德勤资深经理的聊天，“我们都喜欢帆船。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在青岛奥帆基地学习过单人帆船，而在大四和他聊天的时候，又正好在康奈尔上大型帆船课。他说自己是在纽约州附近航行，还给我介绍了好几条长线路。”
陈彧在书里写道：“我只是希望，我的人生以后不要用成功定义，而要用伟大、高尚和快乐定义。”她回忆起自己初上大学时的迷茫一一常春藤藏龙卧虎，如果要和他们每一个人较短长的话，是比不过来的。她试图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想找到一个平衡点。“后来我得出的结论是，做事情要为自己而做，如果是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再困难也要做，如果只是因为达到别人的期许，那么再容易也不做。遵从自己的内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美国精神，可能我在不知不觉中也有点受感染了。” 陈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