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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语教育政策同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与文化利益密切相关。文章通过历时综述，梳理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并从国家利益角度反思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国际利益 外语教育 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立德树人’理念下的高校英语教学实践研究”（项目编号：GJ1402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政策研究正成为国际教育研究中最突出的内容和令人关注的焦点”（袁振国，2000）。在我国，教育政策的研究也由于其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日趋受到关注。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作为教育政策研究的一部分，在我国起步较晚，是一门急需发展的学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研究外语教育政策对保护与扩大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历时与共评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从国家利益角度反思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以期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完善提出启示。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及评述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构建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见证了我国外语教育所经历的发展过程。
1.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俄语教育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向苏联学习成了国策。俄语教学成了当时我国外语教学的主体。所有的培养方案、教学大纲以及教学的组织和教学评估均整套从苏联照搬。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七所俄文专科学校（付克，1986），大多数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取消。俄语教育在当时中国外语教育中一枝独秀。在这期间，我国培养出了高素质的俄语教师队伍和精通俄语的各类人才。但是过于依赖于某一语种，使得俄语教育片面发展，其他语种发展缓慢，人才奇缺，给国家利益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2.从1957年到1976年——外语教育的波澜期
1957年教育部决定恢复外语科，提出除俄语外，还必须注意扩大和改进英语教学（胡文仲，2009）。除英语专业外，其他语种也陆续在高校中设立，多语种发展被写入了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规划。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这个些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不能得以贯彻和实施，一些外语院校也停止了招生，外语教育又陷入了低谷。随着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以及尼克松的访华，培养外语人才又提到了议事日程。外语院校又恢复了招生，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开始走向了积极发展的道路。
3.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10年——英语热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外语教育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其标志在于新建了一批外语类院系，并加强了初、中级教育中的外语教育，先后颁布了一些教育教学计划，设立了高校四、六级考试，职称外语考试等，从政策引导方面对外语教育的作用进行了强化。蓬蓬勃勃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英语人才，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国家在国际外交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使用英语走向世界，也可向世界展示中国。但是从所颁布的教育政策可看出，其多针对于英语教育。迄今为止，全国具有招收英语专业资格的本科院校达到了近千所。
4.从2010年后至今——外语教育重新定位期
20多年外语教育发展中，英语教育发展过于迅速，超过实际需求。在大学非英语专业中的大学外语教育中仍以英语教育为主导，所能提供的其他语种的外语教育能力为英语教育的百分之一。另外，21世纪前10年对于外语教育（英语教育）过分强调，从升学到升职，无一不经历外语考试的检验，这种政策的导向，使得外语学习（英语）过热。有学者认为，其热潮强烈冲击着作为母语的汉语以及其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尚未具有分辨能力的青少年一代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中国传统价值观日渐式微，传统文化不能得到弘扬，外来文化特别是价值观日渐主导必将使得支撑一个国家精神文化日趋衰落，最终会影响国家安全利益（曹迪，2012）。种种表现出的对此阶段外语（英语）教育的过热现象，具有不利国家利益的隐患。因此，在此期间，国家及地方政府也对外语教育进行思考，提出让英语学科回归到学科应有的位置上。北京市提出了关于《2014-2016年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征求意见稿中，英语的分值从150分降到100分。同时，教育部刘利民副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考外语将实行一年多次社会化考试。一时间，把外语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学者表示，大幅降低高考中英语分值，对于个人、社会及国家利益都不利。并且让英语考试社会化，实行一年多不适于中国的国情（王守仁，2014）。这些讨论都将我国外语教育带入了一个思考和重新定位的阶段。中国的外语教育在国际化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让中国走向世界，保障国家利益的全面实施值得研究。
从国家利益角度反思中国外语教育政策
国家利益是指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及科技等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综合多方面利益的集合体。其又可分为硬利益及软利益。硬利益指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利益。软利益是指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国家的吸收力、感染力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的文化利益（曹迪，2012）。文化软利益及硬利益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
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应考虑多方面因素。纵观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史，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度存在一些弊端，国家整体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地兼顾。外语教育政策在制定基础上缺乏连贯性。从我国外语教育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中盲目性和急功近利的现象（沈琦，2011）可以看出，过去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在某一阶段有偏向某一方面国家利益，而忽视另一方面国家利益的情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之前，外语教育政策以国家政治利益为重。从前期的全盘向苏联学习，到后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判崇洋媚外，停止一些外语院校的招生。这无疑体现出片面的国家政治利益一边倒现象。这时，外语教育所能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文化利益却被大大地忽略了。另外，从改革开放以后到21世纪初的十年间，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工作转移，当经济利益大于意识形态给国家所带来的有限的政治利益时（曹迪，2012），我国外语教育的导向也以国家经济利益为主，对外贸易增长，而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却受到了影响。一些西方不良的价值观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进而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另外，在此阶段中，由于仅关注英语教育，其他语种，特别是一些关键语种没有得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利益。
上述分析看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过去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目标的制定缺乏全面性，不利于保障国家利益的全面实现。
完善国家利益为取向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
外语教育政策服务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涉及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外语教育政策的完善，需要考虑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语教育政策使其既能保持民族语言及文化特色，又顺应国家对外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宏观外语教育层面，又涉及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包括从国家战略高度制立连贯、连续和全面的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外语教育政策。连续性体现在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在国家和地方发展层面保持一致。连贯性表现在各层次教育一贯发展，形成初级、中等、高等教育外语教育一条龙发展，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教育效率。全面性是指多语种发展。丰富外语教育语种。进行多语种教育有着长远的意义，一则其利于国家安全;二则其利于国民国际视野的开阔，毕竟英美文化不能代表异文化。外语教育的微观层面包括从国家高级外语人才培养及国民素质提高的角度出发，制定关乎外语教育质量、教师培训及教学评估的教育政策，储备外语人才，提高国家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1]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31页。
[2]付克：《坚持改革 不断前进（在高等外语院校协作组会议上的讲话）》，《外语教学》1986年第4期。
[3]胡文仲：《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
[4]曹迪：《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与国家文化利益》，《现代教育管理》2012年第8期。
[5]王守仁：《高考改革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外国语》2014年第6期。
[6]沈骑：《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框架建构》，《外国语》2011年第1期。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英文系 陕西西安
【关键词】国际利益 外语教育 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立德树人’理念下的高校英语教学实践研究”（项目编号：GJ1402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政策研究正成为国际教育研究中最突出的内容和令人关注的焦点”（袁振国，2000）。在我国，教育政策的研究也由于其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日趋受到关注。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作为教育政策研究的一部分，在我国起步较晚，是一门急需发展的学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研究外语教育政策对保护与扩大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历时与共评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从国家利益角度反思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以期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完善提出启示。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及评述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构建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见证了我国外语教育所经历的发展过程。
1.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俄语教育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向苏联学习成了国策。俄语教学成了当时我国外语教学的主体。所有的培养方案、教学大纲以及教学的组织和教学评估均整套从苏联照搬。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七所俄文专科学校（付克，1986），大多数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取消。俄语教育在当时中国外语教育中一枝独秀。在这期间，我国培养出了高素质的俄语教师队伍和精通俄语的各类人才。但是过于依赖于某一语种，使得俄语教育片面发展，其他语种发展缓慢，人才奇缺，给国家利益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2.从1957年到1976年——外语教育的波澜期
1957年教育部决定恢复外语科，提出除俄语外，还必须注意扩大和改进英语教学（胡文仲，2009）。除英语专业外，其他语种也陆续在高校中设立，多语种发展被写入了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规划。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这个些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不能得以贯彻和实施，一些外语院校也停止了招生，外语教育又陷入了低谷。随着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以及尼克松的访华，培养外语人才又提到了议事日程。外语院校又恢复了招生，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开始走向了积极发展的道路。
3.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10年——英语热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外语教育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其标志在于新建了一批外语类院系，并加强了初、中级教育中的外语教育，先后颁布了一些教育教学计划，设立了高校四、六级考试，职称外语考试等，从政策引导方面对外语教育的作用进行了强化。蓬蓬勃勃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英语人才，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国家在国际外交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使用英语走向世界，也可向世界展示中国。但是从所颁布的教育政策可看出，其多针对于英语教育。迄今为止，全国具有招收英语专业资格的本科院校达到了近千所。
4.从2010年后至今——外语教育重新定位期
20多年外语教育发展中，英语教育发展过于迅速，超过实际需求。在大学非英语专业中的大学外语教育中仍以英语教育为主导，所能提供的其他语种的外语教育能力为英语教育的百分之一。另外，21世纪前10年对于外语教育（英语教育）过分强调，从升学到升职，无一不经历外语考试的检验，这种政策的导向，使得外语学习（英语）过热。有学者认为，其热潮强烈冲击着作为母语的汉语以及其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尚未具有分辨能力的青少年一代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中国传统价值观日渐式微，传统文化不能得到弘扬，外来文化特别是价值观日渐主导必将使得支撑一个国家精神文化日趋衰落，最终会影响国家安全利益（曹迪，2012）。种种表现出的对此阶段外语（英语）教育的过热现象，具有不利国家利益的隐患。因此，在此期间，国家及地方政府也对外语教育进行思考，提出让英语学科回归到学科应有的位置上。北京市提出了关于《2014-2016年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征求意见稿中，英语的分值从150分降到100分。同时，教育部刘利民副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考外语将实行一年多次社会化考试。一时间，把外语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学者表示，大幅降低高考中英语分值，对于个人、社会及国家利益都不利。并且让英语考试社会化，实行一年多不适于中国的国情（王守仁，2014）。这些讨论都将我国外语教育带入了一个思考和重新定位的阶段。中国的外语教育在国际化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让中国走向世界，保障国家利益的全面实施值得研究。
从国家利益角度反思中国外语教育政策
国家利益是指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及科技等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综合多方面利益的集合体。其又可分为硬利益及软利益。硬利益指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利益。软利益是指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国家的吸收力、感染力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的文化利益（曹迪，2012）。文化软利益及硬利益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
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应考虑多方面因素。纵观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史，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度存在一些弊端，国家整体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地兼顾。外语教育政策在制定基础上缺乏连贯性。从我国外语教育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中盲目性和急功近利的现象（沈琦，2011）可以看出，过去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在某一阶段有偏向某一方面国家利益，而忽视另一方面国家利益的情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之前，外语教育政策以国家政治利益为重。从前期的全盘向苏联学习，到后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判崇洋媚外，停止一些外语院校的招生。这无疑体现出片面的国家政治利益一边倒现象。这时，外语教育所能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文化利益却被大大地忽略了。另外，从改革开放以后到21世纪初的十年间，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工作转移，当经济利益大于意识形态给国家所带来的有限的政治利益时（曹迪，2012），我国外语教育的导向也以国家经济利益为主，对外贸易增长，而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却受到了影响。一些西方不良的价值观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进而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另外，在此阶段中，由于仅关注英语教育，其他语种，特别是一些关键语种没有得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利益。
上述分析看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过去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目标的制定缺乏全面性，不利于保障国家利益的全面实现。
完善国家利益为取向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
外语教育政策服务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涉及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外语教育政策的完善，需要考虑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语教育政策使其既能保持民族语言及文化特色，又顺应国家对外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宏观外语教育层面，又涉及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包括从国家战略高度制立连贯、连续和全面的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外语教育政策。连续性体现在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在国家和地方发展层面保持一致。连贯性表现在各层次教育一贯发展，形成初级、中等、高等教育外语教育一条龙发展，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教育效率。全面性是指多语种发展。丰富外语教育语种。进行多语种教育有着长远的意义，一则其利于国家安全;二则其利于国民国际视野的开阔，毕竟英美文化不能代表异文化。外语教育的微观层面包括从国家高级外语人才培养及国民素质提高的角度出发，制定关乎外语教育质量、教师培训及教学评估的教育政策，储备外语人才，提高国家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1]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31页。
[2]付克：《坚持改革 不断前进（在高等外语院校协作组会议上的讲话）》，《外语教学》1986年第4期。
[3]胡文仲：《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
[4]曹迪：《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与国家文化利益》，《现代教育管理》2012年第8期。
[5]王守仁：《高考改革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外国语》2014年第6期。
[6]沈骑：《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框架建构》，《外国语》2011年第1期。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英文系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