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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共著名的“五老”。从参加革命起,吴玉章就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一生注重办教育和搞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谢绝了政务院拟委任的重要行政领导职务,集中力量办教育。吴玉章情系教育事业,一生桃李满天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好几代人才。后人评论吴玉章说:“其教育经历,时间长,方面广,经验多,成就大,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革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
担任成都高师和中法学校校长,培养革命人才
吴玉章,1878年生于四川荣县。1903年,吴玉章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走上革命道路。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发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辛亥革命后,出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1921年,策划和领导了四川反对北洋军阀的“自治运动”。
吴玉章从事教育事业,始于1916年。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流亡法国。1916年在法国期间,吴玉章和蔡元培在法国组织了华法教育会,目的是对在法华工进行教育,同时成立勤工俭学会,组织国内穷苦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改善华工条件,吴玉章等人与法国政府交涉,改变了袁世凯政府与法国政府订立的对华极不平等条约,订立了华工新约,其中规定中国工人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为了使中国政府批准新约和在国内组织勤工俭学,吴玉章决定回国。1917年2月,吴玉章到达北京,他一面与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外交部交涉批准新约,一面创办留法预备学校。因段祺瑞政府腐败,对华工新约的交涉以失败告终。但赴法勤工俭学却有很大进展,不仅京、津、沪地区,就是湖南、四川等地也都有大批青年参加,一时形成高潮。在赴法的青年中,有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赵世炎、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
1922年,吴玉章在四川“自治运动”失败后,深刻认识到有一个革命据点的必要。适逢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闹学潮,校长去职,吴玉章应学生和当局的邀请,担任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从此,吴玉章便以学校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大力整顿学校。当时成都高师是全国六所高师之一,号称四川最高学府,还招收云南、贵州的学生。吴玉章到任后,采取革新措施,决心按照自己的思想改造学校。他首先聘请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到校任教,重新聘请了被反动当局解聘的在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王右木,让他讲授经济学和日文课。当吴玉章获悉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恽代英在川南师范被军阀赖心辉扣押时,亲自去电保释,并请他来成都高师任教,讲授教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同时,他聘请全国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图书馆学家穆跃枢及刚从西欧学成归国的魏时珍等来校任教或担任领导职务。他一反高师重文轻理的积习,聘请曾留学日本的物理学家郭鸿銮为教务主任,还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化学、物理、数学、生物等学科的学者分别担任各科的主任。从此,成都高师名师荟萃,建立了一支阵容整齐的教师队伍。
为了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吴玉章在学校实行选课制,规定选修课占全部课程的1/4,鼓励文科学生选修自然学科,理科学生选修社会学科,并规定体育成绩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改革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他还两次组织学生到日本、朝鲜考察,派教师到欧美考察,大大开阔了师生的视野。
吴玉章还加强了学校纪律,扭转了散漫风气,革除了封建陋习。他对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尽力关心照顾。同时,在学生创办的《星期日》等刊物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经过一番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把学校办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由于支持革命和进步学生,吴玉章遭到四川军阀杨森的嫉恨,被迫离开成都高师。
1925年2月,吴玉章来到北京,由当年他的学生、时任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的赵世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玉章入党后,即与刘伯承一起到上海中共中央接受任务。在上海,吴玉章见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奉命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暂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1925年8月15日,吴玉章抵达重庆,准备按国民党中央之命,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为推动四川大革命,吴玉章与杨闇公、冉钧等筹建了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中法学校,吴玉章任校长,招收因罢课而被开除的进步学生。不仅重庆的进步学生前来投考,全川各地的进步学生也都闻风而来。除课堂学习外,学生们还积极参加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革命骨干,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中法学校被军阀刘湘强行解散。
在苏联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安排吴玉章、刘伯承等去苏联学习。1929年,吴玉章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任中国部主任和教员。1931年1月,吴玉章和林伯渠一起调到海参崴的苏兆征中国党校任教。1932年,吴玉章调到苏联远东边疆国际师范大学任教,讲授中国革命问题。1933年6月,吴玉章调到莫斯科列宁学院中国班,讲授政治常识和经济地理。9月,吴玉章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培训中国革命干部,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6年7月,吴玉章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历史。
在此期间,吴玉章在苏联主要担任中国历史的教学工作。他从小喜欢历史,爱读史书,对担任中国历史课教学很有兴趣,决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为了把中国历史这门课教好,吴玉章阅读了大量史书,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本着“事实确实,立论公平”的原则,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程》的讲义。为了教学方便,他又根据讲义写了一个教学提纲《中国历史大纲》,并根据讲义和提纲进行教学。
吴玉章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和参与者,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1928年,吴玉章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学习时,研究了中国土地问题。在此期间,吴玉章撰写了《八一革命》一书,并与林伯渠合写了《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一书。自20世纪50年代起,吴玉章就系统地讲授和研究历史,撰写历史回忆录。20世纪60年代后,出版了《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历史文集》、《吴玉章回忆录》等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
1938年3月,吴玉章参加完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后,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回国。回国后,吴玉章作为中共七名参政员之一,出席在武汉、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二、三、四次会议。1938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面对劝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1939年11月,吴玉章回到延安。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的60岁生日,当时正值他在重庆忙于出席国民参政会。吴玉章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为吴玉章补祝六十大寿。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庆祝吴玉章六十寿辰。毛泽东亲临致祝词,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毛泽东的祝词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后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
1939年11月,吴玉章从重庆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事业。1939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吴玉章担任延安最高文艺学府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院长。
鲁艺成立于1938年4月10日。初创时期,环境艰苦,一无经费,二无校舍。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先在鲁迅师范学校暂借了几间房子开始办公招生,等新生入校后才在延安北门外西边山坡上选定几排窑洞作为校舍。鲁艺刚建立时没有院长,副院长沙可夫负责全面工作。吴玉章担任鲁艺院长后,为了便于了解鲁艺的情况和主持鲁艺的工作,曾一再向中央表示,希望从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搬到离杨家岭20多公里的桥儿沟鲁艺去住。因吴玉章年事已高,加之久病初愈,身体不好和其他工作的需要,中央没有同意。
主持鲁艺工作后,吴玉章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为鲁艺制定的教育方针。为了不辜负中共中央的重托和鲁艺全体师生员工的期望,吴玉章经常骑着毛驴或乘坐马车从杨家岭到桥儿沟鲁艺,深入学员的教室、宿舍、伙房和教员的办公室、宿舍了解教学和生活情况,征求大家对搞好鲁艺的各项工作的意见,同时也征求学员对教学改进和对教员上课的改进意见。
当了解情况后,吴玉章认为,必须组织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这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办好鲁艺的关键。在吴玉章的主持下,经上级批准,第一步调整了学院的领导班子,副院长为周扬,政治处主任为宋侃夫。第二步是调整与充实学院各职能部门,并于1940年1月1日宣布了关于调整与充实行政机构的决定:一、取消原有专修部名义,正式成立教务处,张庚为处长。教务处下设教务科、学习指导科、艺术指导科及图书馆。艺术指导科仍按原设置,但必须做好组织实验剧团的准备工作,由田方负责。二、宋侃夫为政治处主任兼总支书记。三、研究部主任由周扬兼任,设干事一人,办理日常事务。
在担任院长期间,吴玉章对鲁艺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教学工作抓得很紧,注意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一支有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艺术干部队伍,吴玉章总是尽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到鲁艺住一段时间。他往往一去就住上好几天,把应该办的事情和需要商量、研究的工作办完后才返回杨家岭。
1940年6月9日,在吴玉章的领导和组织下,鲁艺隆重举行了建院两周年纪念大会,并为此还专门组织了展览会,举办了晚会。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和茅盾等各界知名人士应邀出席了纪念大会。
吴玉章在主持鲁艺的办学过程中,不仅重视本校各专业艺术人才的系统培养和提高,为更多地培养高层次的艺术人才奋斗,而且他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系统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在培养提高在职干部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吴玉章为了尽可能满足前方部队对抗战文艺干部的需要,充分挖掘学院潜力,大量举办各种短训班、轮训班培养文艺干部。1940年5月20日,为培养大批部队文艺工作者和及时总结部队文艺工作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鲁艺决定成立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6月11日,鲁艺开始招收一年制部队学员。同时,鲁艺还组织吕梁剧社、前线剧社、黄河剧社、七月剧社、奋斗剧社等剧社学员来鲁艺学习。
吴玉章注意到,如果单靠在延安鲁艺培养的那些艺术人才分出去,那是远远满足不了前方对抗战文艺干部的需要的。加之当时战争环境,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论进行短期轮训或是长期培养,延安鲁艺要全部担当这一繁重任务都是有困难的。为此,必须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可能陆续创办鲁艺分校,以便为前方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1939年冬,在晋东南地区成立了鲁艺分校(又称太行鲁艺)。1941年2月,又在华中地区成立了鲁艺华中分院。1942年春,又在晋西北地区成立了晋西北鲁艺分校。
1943年3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下属的一个学院,院名仍叫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由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兼任,校址仍在桥儿沟。这时,延安大学下属各分院和校部均搬至桥儿沟,统一领导教学、科研、生产和整风等活动。
鲁艺为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文艺干部,仅从第一届至第五届培养的正规学员就有700人左右,如果加上各种短训班、轮训班及各分校、分院的学员,鲁艺为党培养输送的各类文艺干部数以万计。
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办延安大学
1941年,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和严峻的形势下,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培养抗战所需要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正规大学。1941年7月13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学校合并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初步研究,决定将陕北公学(1939年7月,原陕北公学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后,同年11月在延安重建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成立陕北联合大学。7月30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后决定创办延安大学,以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8月28日,《解放日报》发布了延安大学成立的消息。
1941年9月22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吴玉章指出:延大的成立,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它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推行新的教育”的结果。延安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一直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吴玉章回忆说:“我在延大工作时,常常请示毛主席。延安大学成立时,我们请示毛主席叫什么校名好,毛泽东同志说,还是延安大学好。”吴玉章在首届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延大的教育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应注意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延大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更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教育要为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是毛泽东为延安大学制定的办学方针。延安大学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同吴玉章讨论学校的办学方针。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延安大学努力贯彻学以致用的方针,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当华北大学校长,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作为办公用房
华北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39年7月,中共中央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部分师生)、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开展国防教育。1948年春,中共中央与华北局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边区领导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边区领导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1948年夏,华北大学成立。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担任副校长。
在华北大学创建之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于1948年5月28日写信给吴玉章,征求他的意见。周恩来在信中写道:“玉章同志,为了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中央与华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读了周恩来的信后,立即回信表示欣然接受。吴玉章后来说:“办学校,是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一生都乐于办学校,愿为国家培养人才作贡献。”
1948年7月15日,吴玉章从石家庄出发,乘坐马车到达位于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每天除了开会和审批急办文件之外,他总是拄着拐杖深入基层和教务部门、总务部门,督促检查两校合并急需解决的问题。吴玉章特别关心师生员工的教学和生活用房,以及伙食、衣服、被褥的准备工作。华北大学的创建,给正定县的党政军机关和广大群众带来了不少困难。两校合并后共有师生2000余人,而且学校还要继续扩招,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为妥善解决2000多人的衣、食、住、行,吴玉章经常到基层了解情况。一次到基层发现一些单位的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十分紧张时,他一再向总务部门负责同志说,目前学校的用房虽然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花了很大力气解决得比较好,但仍然十分拥挤,可以把我的住房腾出一些让给校部作为办公用房。经过再三研究,吴玉章把住房压缩为一个大通间,办公室兼卧室,身边工作人员几个人共住一个大通间,其余的腾出给了组织科、干部科作为办公室兼卧室。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2000余师生的生活基本安排就绪。
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谢觉哉、胡乔木、周扬等参加了大会。吴玉章为华北大学制定了“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八字校训。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华北大学主要采取了短期培训的办法,即学生经过基本训练后即分配工作,以便迅速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培训干部。在编制上,华北大学设立政治训练速成班(一部)、教育学院(二部)、文艺学院(三部)、研究部(四部)、农学院和工学院。华北大学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
1948年12月30日,吴玉章在华北大学度过了七十寿辰。华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为吴玉章校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发来了贺信,称赞他“自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四十年来,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薄一波、徐特立、谢觉哉、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发来了贺诗或贺信。
1949年4月4日,吴玉章率领华北大学师生进入北平。进入北平后,华北大学先后在平津两地招收学员1.4万多人,加上教职工在内,当时华北大学在北平拥有师生近2万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当时的中国是少有的。
吴玉章是在党内外享有盛誉的革命元老,当时虽然已是七十高龄,还亲自给党员上党课,给学生讲中国历史教程,讲中国近50年来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史,还经常给全校师生员工作形势任务报告。吴玉章每次讲课或者作报告,都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讲一次课或者作一次报告,他都要查阅大量资料,然后亲自写出讲稿,并邀请有关同志到他家里来共同商量讨论讲稿。
每期学员毕业,吴玉章总是亲临讲话和勉励。一次,他在一部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根据毛泽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指示,对学员提出了三项要求: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完全彻底地把敌人消灭干净,要像打毒蛇那样,把它打死;实行社会革命,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掌握新技术,发展工商业。华北大学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却为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
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早在1949年七八月份,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创办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委托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直接领导。为了适应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央政法干校,成立一所新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和管理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195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为第一副校长兼教务部长,成仿吾为第二副校长兼研究部长。中共中央确定在原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后,吴玉章坚决拥护,积极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做好原华北大学结束工作的同时,吴玉章又认真做好筹备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师资队伍和物质方面的准备工作。吴玉章出面主持召开了几次大小会议。如1949年9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今后的办学方针问题;1949年10月9日召开会议讨论聘请苏联教员和培养100名翻译问题;1949年10月14日为招生和房子之事召开会议,并在讨论后致信刘少奇;1949年12月31日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其他几所大学合并问题,关于教育部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计划的决定,以及确定学校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问题;1950年1月4日召开会议传达刘少奇副主席关于招生计划的批示;1950年2月6日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第一学期教学计划问题,创办校刊问题,房子问题及校牌、校徽、校歌等问题。
吴玉章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众多的社会职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办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上。由于年逾古稀,工作繁重,吴玉章1950年得了重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探望吴玉章时,特意嘱托:吴老年事已高,不要让他做很多工作,只管大政方针就行了。但在病愈之后,吴玉章一如既往地工作。其间,他谢绝了政务院拟委任重要行政领导职务的设想,表示乐于办学。周恩来尊重了他的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办学条件极其简单。当时连像样的教室都不多,经常要露天上课,学生拿着小凳子一坐,就开始教学。那时大学都过着准军事生活,功课紧张,纪律严格。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热情很高,吴玉章带领全校教职工,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将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这所全国性正规大学办得有声有色。
吴玉章十分注重学校的工作秩序,强调计划性,要求学校各项工作都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进行科学的管理。他还特别强调学校要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建立师生间的同志式关系。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和战斗英雄,他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他们,结合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吴玉章很重视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1958年后,当他发现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以致学校秩序混乱,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时,便及时指出,学校终归是学校,学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教师和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教和学,没有稳定的教学秩序,便不能保证教学质量。实事求是,学以致用,这种精神被一直保留下来。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大批苏联专家来校任教,吴玉章特别强调联系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经验。他说:“苏联教授都是很有学问的,但他们不甚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要把他们讲授的内容很好地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否则是不可能做好教学工作的。”吴玉章坚持把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不生搬硬套,不搞教条主义,活学活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在吴玉章的努力下,大量普通群众、工农干部进入了大学校园。1952年,吴玉章在青岛遇见青年纺织女工、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当得知她文化水平不高时,就邀请她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3年,郝建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郝建秀以前只读过一年小学,在速成中学要在四年内学完初中、高中六年的课程,难度很大。郝建秀开始感到很困难,一度想放弃,回工厂工作。吴玉章知道后,就找她谈心,耐心做工作,还请有经验的教师为她进行个别辅导,郝建秀的学习成绩逐步得到提高,1958年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总是尽最大努力为办好学校多作贡献。他除了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外,对教职工在政治上的进步也是非常关心爱护的。每当开会或碰见各系各教研室领导时,他总是要询问一些老教师的情况和民主党派成员在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青年教师在政治上的进步和表现。吴玉章总是殷切地对各系各教研室的领导说:你们不但要会使用教师,你们更要会关心爱护教师,特别是要关心青年教师和从外校调进的一些老教师在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觉悟,努力改造世界观。
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历次政治运动中,敢于冒风险抵制错误,力所能及地保护一些同志。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吴玉章竭力主张在划“右派”中不要搞扩大化,特别在青年学生中,应以关心、爱护、教育为主,反对在学生中划“右派”。“文革”中,吴玉章还敢于到批斗郭影秋副校长的大会上去公开保护郭影秋,并在批斗大会上说,郭影秋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是周总理调到国务院任秘书长的,后因学校工作需要,是我从周总理那里要来的,他是个好同志,不能打倒。
吴玉章经常深入教职工和学生的宿舍、食堂、教室和阅览室了解师生员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成长、壮大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吴玉章主张教育为革命和国家建设服务,主张教育与生产实践相联系。他面向工农开门办学,首倡并创办了函授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平民化第一人。他重视提高教育质量,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重视科学研究。他关心师生,爱护师生,在非常时期不畏压力,挺身而出保护了大批师生。吴玉章为人民大学奠定的坚实基础,留下的光荣传统,形成的优良校风,塑造的办学风格,潜移默化地陶冶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大师生不断奋进,吴玉章堪称是“人大之魂”。
为了办教育,吴玉章把自己的故居都捐了出来作为教室。1958年春,八十高龄的吴玉章在参加完成都会议后,回到阔别16年之久的故乡四川荣县蔡家堰村。回到家乡后,吴玉章来不及休息,就开始了解民情。当问到青少年入学读书还在寨子山上时,他就赶紧嘱咐陪同的县委书记说:“要设法改进,我搞革命几十年,跑了好多国家,悟出了一条真理:要使民富国强,就要提高全民文化科学水平。我们要普及教育,使学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入学。”他满怀对发展家乡教育的希望,无限深情地说:“我这次回老家,没有给家乡人民送什么礼物,就把我的家产赠给政府办学校,办一所培养教学人才的学校——师范校,以表我的心意。”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1960年,82岁的吴玉章写下的这首自励诗,既是他毕生追求的生动写照,也是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他的教育思想,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吴玉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古稀之年的吴玉章,还时常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吴玉章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因病逝世。
担任成都高师和中法学校校长,培养革命人才
吴玉章,1878年生于四川荣县。1903年,吴玉章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走上革命道路。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发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辛亥革命后,出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1921年,策划和领导了四川反对北洋军阀的“自治运动”。
吴玉章从事教育事业,始于1916年。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流亡法国。1916年在法国期间,吴玉章和蔡元培在法国组织了华法教育会,目的是对在法华工进行教育,同时成立勤工俭学会,组织国内穷苦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改善华工条件,吴玉章等人与法国政府交涉,改变了袁世凯政府与法国政府订立的对华极不平等条约,订立了华工新约,其中规定中国工人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为了使中国政府批准新约和在国内组织勤工俭学,吴玉章决定回国。1917年2月,吴玉章到达北京,他一面与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外交部交涉批准新约,一面创办留法预备学校。因段祺瑞政府腐败,对华工新约的交涉以失败告终。但赴法勤工俭学却有很大进展,不仅京、津、沪地区,就是湖南、四川等地也都有大批青年参加,一时形成高潮。在赴法的青年中,有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赵世炎、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
1922年,吴玉章在四川“自治运动”失败后,深刻认识到有一个革命据点的必要。适逢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闹学潮,校长去职,吴玉章应学生和当局的邀请,担任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从此,吴玉章便以学校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大力整顿学校。当时成都高师是全国六所高师之一,号称四川最高学府,还招收云南、贵州的学生。吴玉章到任后,采取革新措施,决心按照自己的思想改造学校。他首先聘请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到校任教,重新聘请了被反动当局解聘的在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王右木,让他讲授经济学和日文课。当吴玉章获悉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恽代英在川南师范被军阀赖心辉扣押时,亲自去电保释,并请他来成都高师任教,讲授教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同时,他聘请全国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图书馆学家穆跃枢及刚从西欧学成归国的魏时珍等来校任教或担任领导职务。他一反高师重文轻理的积习,聘请曾留学日本的物理学家郭鸿銮为教务主任,还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化学、物理、数学、生物等学科的学者分别担任各科的主任。从此,成都高师名师荟萃,建立了一支阵容整齐的教师队伍。
为了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吴玉章在学校实行选课制,规定选修课占全部课程的1/4,鼓励文科学生选修自然学科,理科学生选修社会学科,并规定体育成绩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改革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他还两次组织学生到日本、朝鲜考察,派教师到欧美考察,大大开阔了师生的视野。
吴玉章还加强了学校纪律,扭转了散漫风气,革除了封建陋习。他对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尽力关心照顾。同时,在学生创办的《星期日》等刊物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经过一番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把学校办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由于支持革命和进步学生,吴玉章遭到四川军阀杨森的嫉恨,被迫离开成都高师。
1925年2月,吴玉章来到北京,由当年他的学生、时任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的赵世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玉章入党后,即与刘伯承一起到上海中共中央接受任务。在上海,吴玉章见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奉命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暂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1925年8月15日,吴玉章抵达重庆,准备按国民党中央之命,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为推动四川大革命,吴玉章与杨闇公、冉钧等筹建了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中法学校,吴玉章任校长,招收因罢课而被开除的进步学生。不仅重庆的进步学生前来投考,全川各地的进步学生也都闻风而来。除课堂学习外,学生们还积极参加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革命骨干,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中法学校被军阀刘湘强行解散。
在苏联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安排吴玉章、刘伯承等去苏联学习。1929年,吴玉章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任中国部主任和教员。1931年1月,吴玉章和林伯渠一起调到海参崴的苏兆征中国党校任教。1932年,吴玉章调到苏联远东边疆国际师范大学任教,讲授中国革命问题。1933年6月,吴玉章调到莫斯科列宁学院中国班,讲授政治常识和经济地理。9月,吴玉章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培训中国革命干部,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6年7月,吴玉章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历史。
在此期间,吴玉章在苏联主要担任中国历史的教学工作。他从小喜欢历史,爱读史书,对担任中国历史课教学很有兴趣,决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为了把中国历史这门课教好,吴玉章阅读了大量史书,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本着“事实确实,立论公平”的原则,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程》的讲义。为了教学方便,他又根据讲义写了一个教学提纲《中国历史大纲》,并根据讲义和提纲进行教学。
吴玉章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和参与者,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1928年,吴玉章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学习时,研究了中国土地问题。在此期间,吴玉章撰写了《八一革命》一书,并与林伯渠合写了《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一书。自20世纪50年代起,吴玉章就系统地讲授和研究历史,撰写历史回忆录。20世纪60年代后,出版了《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历史文集》、《吴玉章回忆录》等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
1938年3月,吴玉章参加完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后,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回国。回国后,吴玉章作为中共七名参政员之一,出席在武汉、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二、三、四次会议。1938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面对劝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1939年11月,吴玉章回到延安。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的60岁生日,当时正值他在重庆忙于出席国民参政会。吴玉章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为吴玉章补祝六十大寿。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庆祝吴玉章六十寿辰。毛泽东亲临致祝词,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毛泽东的祝词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后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
1939年11月,吴玉章从重庆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事业。1939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吴玉章担任延安最高文艺学府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院长。
鲁艺成立于1938年4月10日。初创时期,环境艰苦,一无经费,二无校舍。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先在鲁迅师范学校暂借了几间房子开始办公招生,等新生入校后才在延安北门外西边山坡上选定几排窑洞作为校舍。鲁艺刚建立时没有院长,副院长沙可夫负责全面工作。吴玉章担任鲁艺院长后,为了便于了解鲁艺的情况和主持鲁艺的工作,曾一再向中央表示,希望从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搬到离杨家岭20多公里的桥儿沟鲁艺去住。因吴玉章年事已高,加之久病初愈,身体不好和其他工作的需要,中央没有同意。
主持鲁艺工作后,吴玉章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为鲁艺制定的教育方针。为了不辜负中共中央的重托和鲁艺全体师生员工的期望,吴玉章经常骑着毛驴或乘坐马车从杨家岭到桥儿沟鲁艺,深入学员的教室、宿舍、伙房和教员的办公室、宿舍了解教学和生活情况,征求大家对搞好鲁艺的各项工作的意见,同时也征求学员对教学改进和对教员上课的改进意见。
当了解情况后,吴玉章认为,必须组织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这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办好鲁艺的关键。在吴玉章的主持下,经上级批准,第一步调整了学院的领导班子,副院长为周扬,政治处主任为宋侃夫。第二步是调整与充实学院各职能部门,并于1940年1月1日宣布了关于调整与充实行政机构的决定:一、取消原有专修部名义,正式成立教务处,张庚为处长。教务处下设教务科、学习指导科、艺术指导科及图书馆。艺术指导科仍按原设置,但必须做好组织实验剧团的准备工作,由田方负责。二、宋侃夫为政治处主任兼总支书记。三、研究部主任由周扬兼任,设干事一人,办理日常事务。
在担任院长期间,吴玉章对鲁艺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教学工作抓得很紧,注意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一支有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艺术干部队伍,吴玉章总是尽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到鲁艺住一段时间。他往往一去就住上好几天,把应该办的事情和需要商量、研究的工作办完后才返回杨家岭。
1940年6月9日,在吴玉章的领导和组织下,鲁艺隆重举行了建院两周年纪念大会,并为此还专门组织了展览会,举办了晚会。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和茅盾等各界知名人士应邀出席了纪念大会。
吴玉章在主持鲁艺的办学过程中,不仅重视本校各专业艺术人才的系统培养和提高,为更多地培养高层次的艺术人才奋斗,而且他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系统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在培养提高在职干部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吴玉章为了尽可能满足前方部队对抗战文艺干部的需要,充分挖掘学院潜力,大量举办各种短训班、轮训班培养文艺干部。1940年5月20日,为培养大批部队文艺工作者和及时总结部队文艺工作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鲁艺决定成立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6月11日,鲁艺开始招收一年制部队学员。同时,鲁艺还组织吕梁剧社、前线剧社、黄河剧社、七月剧社、奋斗剧社等剧社学员来鲁艺学习。
吴玉章注意到,如果单靠在延安鲁艺培养的那些艺术人才分出去,那是远远满足不了前方对抗战文艺干部的需要的。加之当时战争环境,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论进行短期轮训或是长期培养,延安鲁艺要全部担当这一繁重任务都是有困难的。为此,必须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可能陆续创办鲁艺分校,以便为前方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1939年冬,在晋东南地区成立了鲁艺分校(又称太行鲁艺)。1941年2月,又在华中地区成立了鲁艺华中分院。1942年春,又在晋西北地区成立了晋西北鲁艺分校。
1943年3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下属的一个学院,院名仍叫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由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兼任,校址仍在桥儿沟。这时,延安大学下属各分院和校部均搬至桥儿沟,统一领导教学、科研、生产和整风等活动。
鲁艺为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文艺干部,仅从第一届至第五届培养的正规学员就有700人左右,如果加上各种短训班、轮训班及各分校、分院的学员,鲁艺为党培养输送的各类文艺干部数以万计。
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办延安大学
1941年,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和严峻的形势下,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培养抗战所需要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正规大学。1941年7月13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学校合并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初步研究,决定将陕北公学(1939年7月,原陕北公学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后,同年11月在延安重建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成立陕北联合大学。7月30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后决定创办延安大学,以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8月28日,《解放日报》发布了延安大学成立的消息。
1941年9月22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吴玉章指出:延大的成立,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它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推行新的教育”的结果。延安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一直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吴玉章回忆说:“我在延大工作时,常常请示毛主席。延安大学成立时,我们请示毛主席叫什么校名好,毛泽东同志说,还是延安大学好。”吴玉章在首届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延大的教育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应注意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延大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更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教育要为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是毛泽东为延安大学制定的办学方针。延安大学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同吴玉章讨论学校的办学方针。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延安大学努力贯彻学以致用的方针,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当华北大学校长,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作为办公用房
华北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39年7月,中共中央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部分师生)、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开展国防教育。1948年春,中共中央与华北局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边区领导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边区领导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1948年夏,华北大学成立。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担任副校长。
在华北大学创建之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于1948年5月28日写信给吴玉章,征求他的意见。周恩来在信中写道:“玉章同志,为了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中央与华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读了周恩来的信后,立即回信表示欣然接受。吴玉章后来说:“办学校,是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一生都乐于办学校,愿为国家培养人才作贡献。”
1948年7月15日,吴玉章从石家庄出发,乘坐马车到达位于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每天除了开会和审批急办文件之外,他总是拄着拐杖深入基层和教务部门、总务部门,督促检查两校合并急需解决的问题。吴玉章特别关心师生员工的教学和生活用房,以及伙食、衣服、被褥的准备工作。华北大学的创建,给正定县的党政军机关和广大群众带来了不少困难。两校合并后共有师生2000余人,而且学校还要继续扩招,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为妥善解决2000多人的衣、食、住、行,吴玉章经常到基层了解情况。一次到基层发现一些单位的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十分紧张时,他一再向总务部门负责同志说,目前学校的用房虽然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花了很大力气解决得比较好,但仍然十分拥挤,可以把我的住房腾出一些让给校部作为办公用房。经过再三研究,吴玉章把住房压缩为一个大通间,办公室兼卧室,身边工作人员几个人共住一个大通间,其余的腾出给了组织科、干部科作为办公室兼卧室。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2000余师生的生活基本安排就绪。
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谢觉哉、胡乔木、周扬等参加了大会。吴玉章为华北大学制定了“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八字校训。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华北大学主要采取了短期培训的办法,即学生经过基本训练后即分配工作,以便迅速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培训干部。在编制上,华北大学设立政治训练速成班(一部)、教育学院(二部)、文艺学院(三部)、研究部(四部)、农学院和工学院。华北大学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
1948年12月30日,吴玉章在华北大学度过了七十寿辰。华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为吴玉章校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发来了贺信,称赞他“自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四十年来,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薄一波、徐特立、谢觉哉、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发来了贺诗或贺信。
1949年4月4日,吴玉章率领华北大学师生进入北平。进入北平后,华北大学先后在平津两地招收学员1.4万多人,加上教职工在内,当时华北大学在北平拥有师生近2万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当时的中国是少有的。
吴玉章是在党内外享有盛誉的革命元老,当时虽然已是七十高龄,还亲自给党员上党课,给学生讲中国历史教程,讲中国近50年来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史,还经常给全校师生员工作形势任务报告。吴玉章每次讲课或者作报告,都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讲一次课或者作一次报告,他都要查阅大量资料,然后亲自写出讲稿,并邀请有关同志到他家里来共同商量讨论讲稿。
每期学员毕业,吴玉章总是亲临讲话和勉励。一次,他在一部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根据毛泽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指示,对学员提出了三项要求: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完全彻底地把敌人消灭干净,要像打毒蛇那样,把它打死;实行社会革命,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掌握新技术,发展工商业。华北大学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却为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
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早在1949年七八月份,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创办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委托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直接领导。为了适应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央政法干校,成立一所新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和管理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195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为第一副校长兼教务部长,成仿吾为第二副校长兼研究部长。中共中央确定在原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后,吴玉章坚决拥护,积极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做好原华北大学结束工作的同时,吴玉章又认真做好筹备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师资队伍和物质方面的准备工作。吴玉章出面主持召开了几次大小会议。如1949年9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今后的办学方针问题;1949年10月9日召开会议讨论聘请苏联教员和培养100名翻译问题;1949年10月14日为招生和房子之事召开会议,并在讨论后致信刘少奇;1949年12月31日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其他几所大学合并问题,关于教育部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计划的决定,以及确定学校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问题;1950年1月4日召开会议传达刘少奇副主席关于招生计划的批示;1950年2月6日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第一学期教学计划问题,创办校刊问题,房子问题及校牌、校徽、校歌等问题。
吴玉章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众多的社会职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办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上。由于年逾古稀,工作繁重,吴玉章1950年得了重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探望吴玉章时,特意嘱托:吴老年事已高,不要让他做很多工作,只管大政方针就行了。但在病愈之后,吴玉章一如既往地工作。其间,他谢绝了政务院拟委任重要行政领导职务的设想,表示乐于办学。周恩来尊重了他的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办学条件极其简单。当时连像样的教室都不多,经常要露天上课,学生拿着小凳子一坐,就开始教学。那时大学都过着准军事生活,功课紧张,纪律严格。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热情很高,吴玉章带领全校教职工,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将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这所全国性正规大学办得有声有色。
吴玉章十分注重学校的工作秩序,强调计划性,要求学校各项工作都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进行科学的管理。他还特别强调学校要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建立师生间的同志式关系。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和战斗英雄,他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他们,结合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吴玉章很重视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1958年后,当他发现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以致学校秩序混乱,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时,便及时指出,学校终归是学校,学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教师和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教和学,没有稳定的教学秩序,便不能保证教学质量。实事求是,学以致用,这种精神被一直保留下来。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大批苏联专家来校任教,吴玉章特别强调联系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经验。他说:“苏联教授都是很有学问的,但他们不甚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要把他们讲授的内容很好地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否则是不可能做好教学工作的。”吴玉章坚持把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不生搬硬套,不搞教条主义,活学活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在吴玉章的努力下,大量普通群众、工农干部进入了大学校园。1952年,吴玉章在青岛遇见青年纺织女工、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当得知她文化水平不高时,就邀请她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3年,郝建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郝建秀以前只读过一年小学,在速成中学要在四年内学完初中、高中六年的课程,难度很大。郝建秀开始感到很困难,一度想放弃,回工厂工作。吴玉章知道后,就找她谈心,耐心做工作,还请有经验的教师为她进行个别辅导,郝建秀的学习成绩逐步得到提高,1958年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总是尽最大努力为办好学校多作贡献。他除了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外,对教职工在政治上的进步也是非常关心爱护的。每当开会或碰见各系各教研室领导时,他总是要询问一些老教师的情况和民主党派成员在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青年教师在政治上的进步和表现。吴玉章总是殷切地对各系各教研室的领导说:你们不但要会使用教师,你们更要会关心爱护教师,特别是要关心青年教师和从外校调进的一些老教师在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觉悟,努力改造世界观。
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历次政治运动中,敢于冒风险抵制错误,力所能及地保护一些同志。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吴玉章竭力主张在划“右派”中不要搞扩大化,特别在青年学生中,应以关心、爱护、教育为主,反对在学生中划“右派”。“文革”中,吴玉章还敢于到批斗郭影秋副校长的大会上去公开保护郭影秋,并在批斗大会上说,郭影秋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是周总理调到国务院任秘书长的,后因学校工作需要,是我从周总理那里要来的,他是个好同志,不能打倒。
吴玉章经常深入教职工和学生的宿舍、食堂、教室和阅览室了解师生员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成长、壮大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吴玉章主张教育为革命和国家建设服务,主张教育与生产实践相联系。他面向工农开门办学,首倡并创办了函授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平民化第一人。他重视提高教育质量,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重视科学研究。他关心师生,爱护师生,在非常时期不畏压力,挺身而出保护了大批师生。吴玉章为人民大学奠定的坚实基础,留下的光荣传统,形成的优良校风,塑造的办学风格,潜移默化地陶冶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大师生不断奋进,吴玉章堪称是“人大之魂”。
为了办教育,吴玉章把自己的故居都捐了出来作为教室。1958年春,八十高龄的吴玉章在参加完成都会议后,回到阔别16年之久的故乡四川荣县蔡家堰村。回到家乡后,吴玉章来不及休息,就开始了解民情。当问到青少年入学读书还在寨子山上时,他就赶紧嘱咐陪同的县委书记说:“要设法改进,我搞革命几十年,跑了好多国家,悟出了一条真理:要使民富国强,就要提高全民文化科学水平。我们要普及教育,使学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入学。”他满怀对发展家乡教育的希望,无限深情地说:“我这次回老家,没有给家乡人民送什么礼物,就把我的家产赠给政府办学校,办一所培养教学人才的学校——师范校,以表我的心意。”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1960年,82岁的吴玉章写下的这首自励诗,既是他毕生追求的生动写照,也是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他的教育思想,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吴玉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古稀之年的吴玉章,还时常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吴玉章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因病逝世。